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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5-10 13:1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红军的成长读书笔记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明确主题:首先要确定作文的主题,即红军的成长过程。可以从红军的诞生、发展、壮大等方面入手,展现红军的成长历程。
2. 突出重点:在写作过程中,要抓住红军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人物和特点,如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以突出红军的成长历程。
3. 结构清晰: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红军的成长背景;正文部分详细描述红军的成长过程;结尾部分总结红军的成长意义。
4.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生动性,运用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同时,注意保持文章的流畅性和连贯性。
5. 举例说明:在描述红军成长过程中,可以列举具体事例,如红军长征途中克服的困难、取得的胜利等,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6. 思想深度:在写作过程中,要深入挖掘红军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内涵,如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等,体现红军的成长意义。
7. 适当引用:在文章中适当引用相关文献、资料,如《红星照耀中国》、《红军长征记》等,以丰富文章内容,提高可信度。
8. 体现时代背景:在描述红军成长过程时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甘宁,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著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9-40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甘宁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献,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将六七十份资料通过费正清教授,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但由于这批资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马兰纸上的,有些为手写稿,尺寸大小不一,颇难修复扫描,一直没有全文刊布。近期斯诺特藏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图1:斯诺特藏《历次战役俘获表》
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可谓脍炙人口,其中有一节题为“红军的成长”,概述了红军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燕京斯诺特藏保存了相关的两份毛笔手抄文献,以表格的形式非常详细地呈现了中央红军的成长。一份是《历次战役俘获表》(图1)。
此表有明确的抄写时间:“1936.7.20.制”,非常有可能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专门为斯诺采访而抄写的。此表记载了23次战斗中的俘虏人数(官、兵)、缴获武器(步枪、机枪、迫炮、大炮、电台、飞机),以及附注(俘虏的重要军官等),一共分为四次战役,一次战役(1931.1.1.-1.4)即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二次战役(1931.5.16.-6.1)即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三次战役(1931.8.7.-9.15)即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四次战役(1932.4.10-1933.9.2)的2场战斗(1933.2.24.-3.21)属于现在所说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其他9场则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战斗。
与此表对应的是《红军消灭白军一览表》(图2),标题下面注明“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应为笔误,细看表格内容,应该是1931年1月至1933年3月。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的1933年3月手抄件“中-33-5-267”正是如此。表前说明:“国民党更加积极大规模的向真正反帝的红军进攻。国民党政府的正式陆军90个师(奉军、川军、粤军、桂滇黔等军除外)与红军作过战的已有60个师。兹将此60个师中被红军消灭的情形列表如下”。内容为:白军师别、俘虏情形、缴获情形、作战时间、作战地点、胜利的红军、备考;共有4页,也应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抄写后送给斯诺的。
图2:斯诺特藏《红军消灭白军一览表》
这两张表格无疑是概述红军成长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只能勾勒重要战斗及其战果。
斯诺所撰“毛泽东自传”说:“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十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
张辉瓒第18师和谭道源第50师是鲁涤平的嫡系,各约1.4万人,是“围剿”的主力。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渐次向江西吉安的东固、永丰的龙岗退去,凭藉复杂地形,严密组织地方民众,等待有利时机歼灭敌军。最初,红军选择谭道源师为首歼目标,但没有打成。张辉瓒命第54旅(旅长朱耀华)留守东固,12月25日率第18师师部和第52旅(旅长戴岳)、第53旅(旅长王捷俊)冒进龙岗。红军决定集中主力西进龙岗歼敌。30日拂晓,龙岗战斗打响,张辉瓒一面组织兵力抵抗,一面急电留守东固的第54旅赶来增援。下午3时,张辉瓒指挥4个团向红军阵地反攻未成,已陷入红军的四面合围。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击令,第18师全师覆没。龙岗战斗俘虏第18师师长张辉瓒、第53旅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纬黄等3名军官、士兵6千余名,缴获步枪5千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5门,无线电台1部(图3)。这部电台其实是一部发报机,因不慎损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图3:红军在龙岗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18师的收报机
红军决定乘胜追击谭道源第50师,1931年1月3日上午10时,红军在宁都东韶向谭道源师发起猛烈进攻,下午5时,东韶战斗胜利结束,消灭谭道源师的一个旅,俘虏士兵2千余人,缴获步枪1500支,机枪5挺,电台1部。
张辉瓒于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被公审后斩首。国军第18师收容放回的俘虏又补充成立,由朱耀华任师长。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仅仅经过四个月的修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一次打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消灭。在十四天内,红军打了六个仗,走了八天路,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国军参战部队有:第6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5、8、24、56师、新编第13师;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18、50师;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后由蔡廷锴代理)下辖第60、61师及第12师第34旅;第5路军(总指挥王金珏)下辖第28、43、47、4、77师;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下辖第25、27师、骑1师;另有预备队3个师、3个旅。
红第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图4)至宁都、瑞金地区,经过讨论,决定先打比较弱的王金珏第5路军,1931年4月20日红军主力开往东固地区隐蔽集结。5月13日王金珏直属第47师1个旅与公秉藩第28师离开筑堡固守的富田,14日黄昏,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所获电台,窃听到第28师次日晨将开往东固的明码电报,遂决定包抄。16日晨,红三军主力埋伏在东固附近的中洞南侧,待第28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战斗到下午4时,将第28师大部和王金珏直属第47师师部歼灭。中洞战斗俘虏第28师师长公秉藩、副师长王庆龙等2名军官,公秉藩未被认出来,谎称系军中书记,旋与士兵一同被释放;此战俘虏士兵3千余人,缴获步枪2千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4门、大炮3门、电台1部。后第28师收容放出俘虏又补充成立,由原第28师第82旅旅长王懋德任师长。第47师溃败后,王金珏去职,改由上官云相任师长,又补充成立。
图4: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中央红军在行军
中洞战斗胜利后半个月中,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
5月16日当夜,红军攻占富田,18日追击敌军至吉水县水南,击溃第47师残部和原驻于此地的第5路军第43师(师长郭华宗)一部。水南战斗俘虏600余士兵,缴枪200余支。
5月19日,追击的红军部队在白沙歼灭第43师一部和第47师1个旅的残部。白沙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2500余人,缴获步枪1500支、机枪25挺。第43师溃败后,郭华宗去职,刘绍光任师长,又补充成立。红十二军于当日乘胜进攻第5路军第54师(师长郝梦龄)。
5月21日,红军前锋在追击过程中接触永丰中村的第26路军第27师(师长高树勋)第81旅,旋即展开进攻,将该旅大部歼灭。中村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15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6挺、迫击炮4门。
5月27日,红军攻占广昌,歼灭第6路军第5师4个团。广昌战斗击毙第5师师长胡祖玉,俘虏士兵800余名,缴获步枪600余支。
5月31日,红军主力攻占福建建宁,歼灭第6路军第56师3个团,缴获第56师师长刘和鼎的军衣和证章。建宁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迫击炮3门。至此红军打破了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帅三十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三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蒋介石调集大批嫡系部队,组成两个集团军,左路集团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下辖第6、11、14、5、8、24、9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右路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指挥,下辖第60、61、52、25、27、47、54师,负责就地清剿苏区;另有总预备队2个师加1个旅。
红一方面军尚分散在闽北、闽西一带,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消灭进犯军一路,于7月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红军根据敌情,决定东进,于8月6日中午到达莲塘,次日在莲塘歼灭右路集团军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一个旅;随即在良村歼第54师(师长郝梦龄)大部,击毙第54师副师长魏我威。莲塘战斗俘虏第54师监军刘春荣、士兵3000余名,缴获步枪25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5门、电台1部。
8月11日,红军在黄陂歼灭左路集团军第8师(师长毛炳文)约4个团。黄陂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2000余名,缴获步枪15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2门。战后红军隐蔽转移到兴国休整。
国民党内部宁粤矛盾激化,两广军阀进军湖南衡阳,1931年9月初,蒋介石下令“围剿”实行总退却。9月7日,红军从兴国西北隐蔽的地方主动出击,在兴国的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左路集团军第9师(师长蒋鼎文)的一个旅。(图5)老营盘战斗俘虏团长王铭、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2挺。同时,红军又在兴国高兴圩与右路集团军第60师(师长蔡廷锴)、第61师(师长戴戟)激战。
图5:老营盘战斗遗址
9月15日,红军在东固附近的方石岭全歼右路集团军第52师,师长韩德勤被俘后混入俘虏兵中逃出,该师后由第11、14师各抽1旅重新成立,师长李明。方石岭战斗俘虏军官3名、士兵4500余名,缴获步枪40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6门、电台1部。其他各路敌军纷纷撤出苏区,第三次“围剿”就此结束。
“毛泽东自传”接着说:“这时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站下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
1932年4月10日红军歼灭福建龙岩西北门外驻守的张贞第49师的一个主力团,随后攻占龙岩,打开了通向漳州的道路。龙岩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11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5挺、电台1部。
红军攻占龙岩后,继续向漳州进发。第49师主力配置于漳州外围,利用天宝大山阻挡红军入漳。红军19日攻占天宝、南靖,20日占领漳州。漳州战斗基本上消灭了第49师主力第145、146旅,俘虏了1名副旅长、1名旅参谋长、2000余名士兵,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10门、大炮5门、飞机2架,并缴获了一个兵工厂。
红军在1932年8月发起乐安、宜黄战役,8月17日红军强攻乐安城,歼灭高树勋第37师第80旅(2个团另1 个营),俘虏军官1名、士兵1500余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6挺、迫击炮3门、电台1部,击落飞机1架。
红军继续向东北进军,8月20日进攻宜黄之第27师的另2个旅,攻占宜黄。宜黄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0挺、迫击炮5门、电台2部。
10月中旬,红军主力利用敌军第四次“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机,到东面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中旬,红军主力北上打击敌人。
1932年11月17日红军攻占资溪,19日攻占金溪,陈诚命令驻守南城的许克祥第24师向金溪出击。22日,在南城东北的礼西赵,红军消灭了许克祥第24师运动中的1个团,俘虏1500余名士兵,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2挺。
1932年底,红军重新北上,进行金溪战役。1933年1月4日、5日在金溪黄狮渡首战告捷,消灭驻守黄狮渡的周浑元第5师的1个旅,俘虏旅长周士达、旅参谋长1名,士兵1500余名,缴获步枪13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6门、电台1部。
黄狮渡战斗之后,周至柔第14师、吴奇伟第90师集结于金溪浒湾,准备向红军反攻,1月8日战斗打响,红军在金溪同浒湾的公路中间点枫山埠与敌军遭遇,展开激战;周至柔第14师6个团先被阻于彭家渡地区,后被歼一部,余部逃走。彭家渡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3挺。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到第四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打的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兵分三路:左路军为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福建地方部队;右路军为余汉谋指挥的广东军队;中路军为主力,由陈诚指挥,编为三个纵队:第1纵队,罗卓英指挥第11、52、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2纵队,吴奇伟指挥第10、14、27、90师;第3纵队,赵观涛指挥第5、6、9、79师。
红一方面军决定抓住第1纵队第52师(师长李明)、第59师(师长陈时骥)从乐安向宜黄县黄陂开进,与其他部队相隔较远之机,于1933年2月27日在黄陂的蛟湖(图6)伏击第52师,师长李明受伤被俘,后伤重毙命;28日全歼第52师。27日红军还在霍源伏击第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经过2天战斗,全歼第59师。蛟湖战斗俘虏军官6人、士兵15000余名,缴获步枪13000余支、机枪120挺、迫击炮10门、电台1部。
图6:蛟湖战斗旧址—蛟湖村
3月中旬,陈诚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主力潜入后军北方,3月21日在宜黄草鞋岗(即草台岗)牵制后军的第9师(师长李延年),主力突然袭击后军的第11师,歼灭其主力,重伤其师长萧乾,并歼灭第9师一部。草鞋岗战斗击毙旅长1人、团长3人,伤旅长1人,俘虏士兵6000余人,缴获步枪5000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5门。至此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毛泽东自传”在描述了第四次“围剿”后说:“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
人物简介
唐荣华(1919-2008):1919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蒲家镇郭家沟村。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12师36团战士、班长,河北省东进纵队1团1连任排长,386旅16团1连、5连任指导员,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和天生桥、四川丰都、万源县板登坳、陕西宁强、四川建格、甘肃新旧城、蒙城等战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曾三过雪山草地,1935年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其间,参加了五一反"扫荡"、奇袭阳明堡、河北香城古、山西榆次、河南豫北等战役,战功卓著。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第四兵团第13军37师110团副团长,南京市交通警备团副团长。参加过上党、晋南、吕梁、皖东、淮海、渡江、两广战役、云南解放等战役和西南剿匪。
1950年云南解放后,先后任二野第四兵团警卫团团长,云南省玉溪军分区副司令员,曲靖军分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和保山军分区政治委员,陆军第11军副政治委员。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曾荣获"模范政治指导员"称号。1983年8月离职休养。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唐小萍/文 谭昆/整理
在我打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父亲是个红军,随着年纪的递增对父亲的红军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心目中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是我冠以父亲的代名词,因而自小就引以为豪,同時也有点沾沾自喜。
父亲在世的时候也讲过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当时是怎样学习的故事,每当他讲到此时总是那样地绘声绘色、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时间长了,我们感觉他讲的离我们所期冀的相距甚远,甚至想到当时的环境那么的艰险,有必要还想着学习吗?因而对父亲所讲的有时些许抵触,心想着这么多的红军故事放着不讲,唯独单单讲他们怎样地克服困难,如何地学习。
后来慢慢地知道了为什么父亲对读书学习一事是那样看重、情有独衷,这就要从当年父亲参加红军说起。
父亲唐荣华,1919年8月出生在四川省达县蒲家镇郭家沟村,因受地主恶霸欺凌,家境十分贫寒,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就跟着宗族里的几个兄长毅然参加了红军,当时父亲很小,只有13岁。
唐荣华同志
父亲是1933年9月参加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入伍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由许世友带领的红九军二十五师解放宣汉的战斗,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才击退了敌人。
1934年父亲在历经了五次反围剿的无数次战斗中,已由一个什么都不知的懵懂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跟随着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次过雪山、草地,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克服了多少千难万险,但有一件事却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是在二过草地的时候,一路上部队已经极度缺粮,父亲他们靠着极其顽强的毅力,吃完了身上皮带,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有粮食的地方。这时经过几天饥肠辘辘的煎熬,刚一见热气腾腾的饭菜时,一些战士就控制不住地大吃起来,尽管有很多干部在一旁再三交待不能多吃,但还是有个别几个小战士偷偷地、全然不顾地大吃起来,结果这几个小战士后来被活活撑死。这时的父亲被当时带领他参加红军时的三个兄长轮流的严密看管起来,这才避免了因食而噎的惨剧发生。这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当时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没有兄长的轮流监管,尤其是三个兄长中的一位是读过几年私塾的文化人,懂的空腹因食而噎致死的道理,其后果不难想像。
这件事对父亲的冲击很大,他发现有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关键时候能救命。他暗自下决心从今往后一定要像兄长一样做个文化人,从那以后父亲爱上了学习,甚至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从此父亲便一发不可收拾,稍一有空就缠着识字的人问这问那,后来人们都知道二班长是个爱学习的“小秀才”。
1935年10月,父亲被选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学校设在天全县红崖坝,父亲被分到二队初级班,二队队长是皮定均同志(原福州军区司令员)。他清楚地记得入学后召开的开学典礼,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精神抖地擞走上主席台,冒雨向学员们讲话。会上,刘伯承校长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结合当时的斗争环境,制定了部队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他号召大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不因循守旧,把工农红军建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而努力奋斗。接着朱总司令也讲了话,他讲了抗战的国际形势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对学员们提出了在战斗中应本着刻苦、团结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校长的讲话,给予了父亲极大地教育和鼓舞。在红军大学学习到的技战术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很好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人民军队与其它军队迴然不同的基础。
唐荣华同志在抗战期间与战友合影(左数第一人)
根据红大的教育目的和教学方针,刘伯承校长还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开设了军事和政治两门课程。政治课主要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着重讲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同时还讲解和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在军事教育方面,针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刘伯承校长提出学员应学会六种战术,即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在管理教育方面,他要求指挥人员要学会怎样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怎样保障后勤供应等。
虽然当时的环境条件是极其艰难险恶,但从来没有停过一天课,几乎都是边走边学、边打边学。开学仅7天后,红军大学就跟随主力部队经过懋功,翻越夹金山、党岭山。每天出发前学军事,行军路上学文化,宿营后学政治成了常态。就在准备翻越党岭山的时候父亲和战友们仍在学习。为此,刘伯承校长还表扬了他们。
环境条件是异常艰苦,但学员们都倍加珍惜地努力学习。没有笔,没有纸,并且大多数晚上还没有灯。学员们就用树枝当笔,把地当纸练习写字,后来用弹壳做成笔,遇到走乡串村的货郎就买点颜料冲上水当墨水。特别是在道孚的时候,大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从山上找来石片,用烂墙下的石灰块作为笔在石片上习字,既方便又省事,到了晚上就点松脂照明,不过松脂烟熏太大,用过之后大家都成了大花脸了。
学习是艰苦的,训练要求是严格的。记得在炉霍的一次班进攻的训练时,天气聚然变化,大雨㚒裹着的冰雹瞬间劈头盖脸的砸打下来,这时大队领导几次催促收操,但大家仍纹丝不动,这时皮定均队长则认为这正是培养顽强战斗作风的好机会,于是他随即作了简短动员,并大声地问道:“是坚持训练还是收操?”大家异口同声坚定地:“坚持练。”就这样,大家在冰雹雨中坚持把这场班进攻的演练课上完。这次演练给父亲留下极其深刻地印象。
1952年唐荣华同志参加祖国慰问团在朝鲜(第二排右二为唐荣华同志)
红军大学的学习虽然艰苦、紧张,但是大家都很乐观,一路歌声不断。父亲至今还记得皮定均队长教唱的一首“打骑兵歌”——“卧射、坐射、立射、跪纳,投掷手榴弹,刺杀敌人”,歌词易记且朗朗上口。后来,父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还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当他唱起的时候,脸上总是泛发出异样的光色,眼眶里总是噙满泪水,仿佛又回到那个艰苦难忘的峥嵘岁月。
一年的红大生活学习,父亲如凤凰涅槃的蜕变,由一个只知道冲冲杀杀的愣小子,锤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指挥员。他讲到这其中的缘由,得益于遇上了皮定均队长。在一年中的红大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皮定均队长都给予了他兄长般的关怀。对每一个技战术以及动作要领,皮队长都是亲自手把手的示范,对父亲要求很严,容不得半点懈怠,他经常讲,一个过硬的战斗素养,不仅能够消灭敌人,还能保存自己。他常常给父亲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并以其亲身的经历教育父亲要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皮队长在一年红大的学习中就与父亲谈了七次话,是他使父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他的帮助教育下,父亲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36年6月在红大时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他经常讲皮定均队长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是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的,它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对毛主席这句名言,父亲是感同身受的,他以自己的战斗历程,深谙并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哲理。
1979年唐荣华任11军副政委时在自卫反击战前线
在1937年10月19日晚,父亲所在的129师在769团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夜袭了阳明堡机场,这场战斗经过1小時的激战,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00余人,毁坏飞机24架,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在忻口的防御作战。据后来的战史专家曾作过这样的比较,当时在华日本陆航的飞机不过440余架,这次战斗一下子就干掉24架,如果换算成地面部队,相当于歼灭了两个师团。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父亲就是这样通过无数次的战斗,深刻领悟到不断学习是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在由小学进入中学阶段,父亲就很少讲过我们所喜欢听的战斗故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他在红军大学学习的事情,当时的我们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关于他的一些战斗故事,都是他的老战友来看望他时给我们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离休之后,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才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以前的父亲总是整天的忙于工作,偶尔相见问到的只有学习怎样、成绩如何,好像我们除了学习之外就再无它事。
父亲是一个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但他懂得身教重于言教,他总是以着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总想以己之行、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虽然他的方式有时看来很笨拙,但他仍不遗余力,那怕收效甚微也要行而施之,其目的是让希望我们通过学习,长大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1979年唐荣华任11军副政委时在自卫反击战前线
父亲常常告诫我们,不要以干部子女自居,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搞特殊化,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求入党、升学、住房、做官等私利。作为红军后代的我们,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听党的话、走自己的路。作为他的子女,我们都一一遵从他的教导,兄弟姐妹几个或在边疆部队戍边,或在企业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一年了,现在的我们也为人父母,甚至为人祖父母,但回想父亲当年的用心良苦,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父爱有时并不需要什么贴心的温馨话语,或者是一些“父爱如山”的慷慨激言。其实对我们来说,父爱有时也很简单,他常常是无言的、甚至是严肃的,有时谈论起来往往是无法细诉的,但你在往后的日子里,你会感觉到他真实的存在,无时无刻地在感染你、催促你。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个中的味道原来是那么的弥足珍贵,香醇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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