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工程管理自我鉴定》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3 19:48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工程管理自我鉴定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确定写作目的：明确写作目的，是为了总结自己在工程管理领域的成长和进步，还是为了申请某个职位或项目。这将有助于确定作文的结构和内容。
2.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自我鉴定作文应该有明确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自己的背景和写作目的；主体部分详细阐述自己在工程管理方面的能力、经验和成就；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并表达对未来发展的期望。
3. 内容充实：在主体部分，要详细描述自己在工程管理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以下是一些可以涉及的内容：
a. 工程管理知识：介绍自己在项目管理、成本控制、进度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程度。
b. 实践经验：列举自己在实际工程项目中担任的角色、承担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
c. 团队协作：描述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以及如何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协作，共同完成项目。
d. 个人素质：阐述自己在时间管理、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表现。
4. 突出亮点：在描述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时，要突出亮点，让读者一眼看出自己的优势。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a. 使用具体事例：用具体的项目或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b. 量化成果：用数据或指标来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

医道三记

【中国故事】

作者：李存刚（四川省雅安市作协副主席）

称 谓

军城头，是一个颇有些历史渊源的地名。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属于现在的四川省天全县解放街的一部分。南宋中期以前，这里曾经是一座石头城，常年有士兵戍守，故名军城。天全人在“军城”后加上个“头”字，有表示此地的意思，也隐约包含着源头之意。

“大先生”家的私人中医骨伤科诊所，就在解放街中段，两间临街的老式木头瓦房。天全人但凡有跌打损伤，那两间老式木头瓦房一直以来都是必定要去的地方，却都不说去诊所，而是说“快，去陈怀炯家”。说的既是陈怀炯这个人，更主要的是陈怀炯家世代相传的中医药骨伤科技术。

插图：郭红松

我在县城一山之隔的溪头沟里出生。长到可以翻山越岭后，每次和大人一起进城赶集，大人们总会指着那两间老式木头瓦房告诉我：“那就是陈怀炯家。”每次大人们都这样说，很明显是在担心我的记性还不健全，有朝一日如果有需要时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陈怀炯就是“大先生”的本名。那时，我不过是个懵懵懂懂的孩童，只觉得大人们一次次提到的这个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于大人们的指认，还没来得及养成进一步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事实上，陈怀炯家的中医骨伤科诊所那时已经变成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沿着解放街往前，拐过一个弯，就能看到一棵高耸入云的桉树，登上桉树下的几级石梯，跨过一个小院，就能进到医院里。可是，尽管医院已经搬到了新址，大人们却一如既往，每次打桉树下的街面路过，依然会指着挂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门牌的那个人头攒动的院子告诉我，那是陈怀炯家。说的明明是医院，却只字不提医院二字。

后来有一天，我果真成了一个病人，进到中医外科医院的大门里去。我是被父亲背着进去的。起因是双膝突然而起的剧烈疼痛，让我无法再像往日一样蹦蹦跳跳，甚至无法下地行走。一路上，父亲不停地安慰我，其实也是自我安慰道：“没事没事，去陈怀炯家看看就好了。”

那天，中医外科医院的诊断室里挤满了人。我被父亲摁在膝上脱掉裤子，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医生不由分说抓住我，在膝关节上前后左右摸了几下，然后拿起一根褐色的细棍在酒精灯上点燃，对准了我的膝关节。看着细棍上飞溅的火花，我“哇——”一下就哭了起来。我想我那天的哭声一定很吓人，我的挣扎也一定很强烈，以至于从医院出来后，老长时间都上气不接下气。多年以后，我当着父亲的面回忆起这个场景，父亲竟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你叫得像杀猪一样的！”父亲说完便哈哈大笑。

在溪头沟，每年冬天我都会若干次见到杀年猪的场景，当肥美的年猪被赶出猪圈，摁上杀猪凳，那绝望的嚎叫声，直到屠夫明晃晃的大刀下涌出一大盆鲜血后才渐渐止息。可在我被父亲背着进到中医外科医院的诊断室，又被父亲抱着离开的时候，我的膝盖上也没见一滴血，我想我应该是被医生满脸的络腮胡子和他手里火花飞溅的细棍吓着了。

后来学了医，毕业分配工作以后，我幸运地与“大先生”成了同事。这时我才知道，当年为我医治膝关节疼痛的人竟然就是“大先生”，他手里举着的那根火星四溅的细棍，叫“观音针”，由麝香、冰片、硫黄等中药制作而成。

我同时知道，当年，“陈怀炯家”的骨科诊所之所以摇身一变，成为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并再次迁址，变成县中医医院，其实是有原因的。

陈怀炯在陈家同辈的三兄弟中排行老大——这也是他被称为“大先生”的一个原因——他另外两位兄弟也都是当地人人皆知的骨科医生，分别被人尊称为“二先生”和“三先生”。随着“陈怀炯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军城头那两间老木屋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工作所需，三位先生早就无法应付日渐增多的病人。恰巧这时候，国家开始倡导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大先生”于是和县里相关部门的领导一拍即合，成立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工作场所问题，又让像我一样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有机会进到医院工作，从而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大先生”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继续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继续做一名医生。

这些事，现在不过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但即便今天，依然有人对“大先生”当年的决定感到不理解。有人甚至假设，如果“大先生”不把自家的中医药骨伤科技术“捐献”出来，他们家现在的年收入该有多少？这样的疑问和假设，也许就连提问者自己也无法给出精确的答案，人们于是感叹：哎，这就是境界啊。

事实是，当年军城头的小诊所如今已变成了一家年门诊量六十多万人次的国家三级中医医院，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大先生”家的中医药骨伤技术。而“大先生”呢，至今依然拖着八十高龄的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早上5点多便赶到医院上班。

这是他此生最乐意为之的事。

这也是他被称为“大先生”的根本原因。

理 由

我是1994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医院工作的。

那时候，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已经更名为县中医医院，并从解放街搬迁到了北城街。

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倒”。就是将医生分成两拨，一拨从早上7点开始上到中午12点，晚上6点上到晚上9点；另一拨从中午12点开始，上到晚上6点。前者叫早晚班，后者叫中班。两个班次无缝衔接，中午不停诊。

自打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每天都跟着“大先生”，先到住院部查房，然后门诊。我们上的是早晚班。

排班表上安排的早晚班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但“大先生”每天6点不到就到了医院，先到住院部查房，为住院患者换药，接着是门诊。而晚上则是5点一过就到医院，同样是先到住院部，查看当天新入住的病人，接着继续门诊。晚上的下班时间是9点，事实上是必须干完当天所有的活儿，这些活儿包括：看完当天所有的门诊病人、准备好第二天早上要用的药品和材料、打扫门诊诊断室的卫生。

值得一说的是打扫诊断室的卫生。同样的工作，我每天下午6点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遍，只不过那时主要针对的是诊断室外部。这是从我到医院报到上班的第一天起，“大先生”安排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此外才是业务学习。对此，我内心其实很是不解，却一直没勇气表达出来，只想着既然“大先生”安排了，那就干吧。

门诊室外是一排长条凳，上面沾满了血迹和泥污。对面诊断室的外墙上贴了通壁的白色瓷砖，齐头高的墙面也沾满了黑褐色的血迹和黄色的泥污，星星点点，醒目得刺眼。我要做的，是在更衣室换上工作服以后，打来满盆清水，拿着毛巾，先是墙面，接着是长条凳，将那些血迹和泥污，一点点擦拭干净。纤尘不染是做不到的，但至少可以保证有需要的人能随时放心地坐在长凳上。

必须承认，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端着装满清水的盆子走出诊断室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相当抵触的。那时候诊断室里还有不少病人正在排队等待就诊，其中有熟人认出我是刚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便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却不好意思做出同等热情的回应，要么红着脸发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够听明白的应和，好些时候是直接扭过头去，假装没听到他们的呼唤。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他们呼唤我的神情和语气，乃至看我的眼神里，似乎蕴藏着一股意味深长的异样，不像是一个病人面对医生时的语气和神情。我好不容易考上中专“脱了农皮”，又在学校学了四年医，现在参加工作了，却还要每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干着打扫卫生的活计。

这便是我那时最真实、最深刻的想法。它像一蓬野草，在我心底里日渐疯长、蓬勃着。

显而易见，在我以为的和我置身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落差。这样的心理落差，也便是我不解和羞赧的根源。

转变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但不是因为习惯了，便成了自然，而是因为一个无意间的发现。这个发现来自若干时日以后。有一天，在又一次不情不愿地擦拭着长凳和墙面的时候，我猛然注意到，有些人在走进诊断室成为我的病人之前，就坐在诊断室外的长凳上，或者靠着白色的瓷砖墙面，焦急地等待了不少时间，而当我拿着毛巾擦拭他们遗留在长凳和墙面上的血迹和泥污时，一抬头，就能看到同事们站在我已经站立过若干时日、稍后还将继续去站立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视角里，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病人们痛苦不堪的脸，那一刻，我仿佛也成了一个病人，正等待着诊断室里的医生叫到自己的名字。

我惊呆了。再拿起毛巾时，手里的擦拭便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快速，似乎根本不是在擦拭，而是在为自己，也在为我的病人们加油鼓劲。似乎这样一来，我的病人们伤口上的出血就会很快停止，身上的伤病就会很快痊愈。

相比而言，诊断室内部的卫生就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了。自然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病人，再没有人看到我除了做医生还兼顾着清洁工的活计。简单则是因为它是每天下班离开医院前的扫尾工程，在班的三个人，包括“大先生”都会参与其中，分工明确，协同进行。分工通常是：“大先生”专门负责清理治疗桌下那只铝制垃圾桶，每每诊治完最后一个病人，“大先生”便拿起垃圾桶，将铝桶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医疗垃圾处理掉，然后打来清水，一遍遍、仔仔细细地刷洗，直到铝桶上的锈迹完全清晰地裸露出来。我或者另一个同事负责整理并清洁治疗桌和桌上装满中药和医疗用品的瓶瓶罐罐，并将瓶瓶罐罐里的药物补充齐全，以满足第二天一早的工作所需。余下的一个也就拿起毛巾，像晚上正式上班之前我做过的那样，擦拭诊断室里的桌椅板凳、墙面、门窗上的血迹和泥污。

在医院工作的日子里，可能是我们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刻。很多时候，“大先生”把垃圾桶清洗完了，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负责的部分还在进行，“大先生”便不由分说加入我们。这时候，“大先生”就会天南海北地给我们讲一些逸闻趣事，或者说一些医院发展到今天所经历的大事小情，或者就某个病人的病情与我们展开讨论，好些困扰我多日的问题，往往因为“大先生”的某一句话获得了圆满的解答，让我一瞬间豁然开朗。

我能够进到医院工作的原因和经过，就是在某个晚上正打扫卫生的时候听“大先生”说起的。1994年，我们一同毕业回到县里分配工作的医学生有八个，有男有女，有城里娃也有乡村娃。医院分管人事的领导将八个人的材料拿给“大先生”，“大先生”看过之后，便从一大堆材料中把我抽了出来，我从而得以留在县城。

“大先生”说他给出的理由就三条：第一，这娃是溪头沟的，农村娃，干活肯定踏实；第二，从手写的自我鉴定看，这娃的钢笔字写得不错，文笔也还过得去，正好适合将来到住院部写病历；第三，从照片上看，这娃长得还算壮实，干骨科就需要有劲，合适。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没想到，事情的经过原来如此简单，我更没想到“大先生”会在这样的场合、这么一个时刻，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望着“大先生”，他看起来是若无其事、自然而然的，但是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应该不单单是为了让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肯定有其深刻的用意。就像阳光雨露之于一棵小草，润物无声一直是“大先生”喜欢且擅长的方式。

恍惚间，我觉得我已经多多少少懂得了“大先生”的良苦用心。

家 人

1995年除夕那天早上，我正跟着“大先生”进行每天例行的查房，忽然听他“哦”了一声，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被遗忘的紧要事情。具体是什么事，“大先生”没有明说，但我很快就知道了——随后，“大先生”便过问起我春节期间的安排，对我说：“查完房你就回溪头沟去哇，好生和家人团个年。但有一个要求，明天中午必须来我家，一起吃个饭！”

“明天不是大年初一吗？”我有些不明就里，只好明知故问。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大先生”第一次对我说出如此不容置疑的话，而且说的还是大年初一、在他家里吃饭的事。

“对啊。都来的！”“大先生”说，语气重又恢复了惯常的轻描淡写样，仿佛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有意在制造悬念。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大先生”先说到和家人团年，还告诉我大年初一去他家里吃饭是“都来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参加工作半年不到的愣头小青年而言，已经在事实层面制造出了绝对的悬念效果。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大先生”膝下有三个儿女，大女儿在税务部门工作，二女儿学的是中医针灸专业，在医院从事康复理疗工作，小儿子正在学校学习临床医学，不久后也将回到医院成为我们的同事。“大先生”说“都来的”，我猜，首先应该是有另两位先生，还有就是医院里的其他同事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当我跨进那两间临街的老式木头瓦房时，大部分同事已经赶到“大先生”家里。几大桌丰盛的菜肴已经上桌摆好，我一到，就只等值班的同事干完活儿赶来了。

毕竟是第一次跨进小时候无数次听大人们说起过的“陈怀炯家”的大门，我心里既期待又忐忑。动身前往之前，我曾想到是否带上一点礼物。作为一个后生，跟着“大先生”学习中医接骨技术，事实上便是他的学生，尽管一直以来我叫他“老师”时从没见他应承过，但在新年的第一天登门，不带点礼物似乎有悖常理。可在临行前最后一刻，我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一则旧事。

事情的主角是医院里的一位同事。有一年春节，这位同事从老家逮了土鸡、拿了腊肉去给“大先生”拜年，对“大先生”一直以来的关心表示感谢。这位同事把“大先生”家的门敲开以后，就提着东西准备进屋。“大先生”堵在门口，黑着脸，叫他把东西放下才让他进门。这位同事只好照办，进了“大先生”家，在“大先生”热情的招呼下，喝了茶，摆了一会儿“龙门阵”，离开的时候，又被“大先生”亲自送到门口。“大先生”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位同事的想法，冲这位同事吼道：“从哪里拿来的拿回哪里去！”这位同事假装没听见，想乘着夜色开溜，压根儿没想到“大先生”会追出家门，把一直放在门口的土鸡和腊肉提起来，丢到同事面前，大红公鸡被摔打在地，发出一阵高亢的嘶鸣。“大先生”的怒吼和大红公鸡的嘶鸣，先后在夜晚的军城头突兀地响起，又传出了老远，一下将这位同事逃之夭夭的脚步止住。

这则旧事，最初是由一位老同事讲述给我听的，后来还从别的同事那里听到过若干次，就是“大先生”本人，也把“这位同事”直接替换成了人名，亲口讲给我们听。除了个别细节上的出入，事情的基本经过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1995年大年初一这天，我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纯粹的“食客”，跨进了那两间想象过无数次的老式木屋里。然后与同事们和“大先生”的家人坐在一起，吃猪头、猪尾肉，吃用煮猪头猪尾的汤汁煮成的干竹笋、干四季豆、白萝卜，吃蒸烧白，以及其他一些川地人家团年饭常见的菜肴。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讲，猪头、猪尾肉预示着有头有尾，混煮的干竹笋、干四季豆、白萝卜寓意大团圆……特别的是有酒，更特别的是平时滴酒不沾的“大先生”挨个给同事们敬酒，随后同事们纷纷起身回敬，接着是互敬。那架势和气氛，俨然就是一大家子人在吃团年饭。

事实上，“大先生”是真把同事们当作家人看待的。在我进到医院工作之前的若干年里，每年大年初一他在家里设宴请同事们一聚，就已经是形成了多年的惯例。我到医院工作以后，这个起始于医院成立那一年的惯例还持续了好些年。我和同事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仪式，每到大年初一这天，便自动会聚到“大先生”家里……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02日 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循规范以求新，在摸索中前行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循规范以求新，在摸索中前行

【丛书丛谈】

作者：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出版作为“文明之利器”，常得风气之先，重要的出版工程往往以丛书的形式推出。从20世纪初播下思想文化火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走向世界丛书”等，百余年来，思想文化界借助出版之力，通过大型文丛激荡潮流，昌明教育，整理国故，移译新知，这些重要文丛早已成为思想的基石、文明的种子，持续发挥着扶助学术、普及文化的作用。

本版开设“丛书丛谈”栏目，著名学者、出版家撰文，评介当代优秀丛书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介绍丛书出版近况，论说学术前沿，为当代文化记录“今天的历史”。同时，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本期特邀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评介被誉为“当代国史一大贡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已出书目精装及简装合集

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部分学者和编辑合影。其上文字为启功手书。 资料图片

点校工作留影，魏连科（左）、唐长孺（中）、白寿彝（右）资料图片

从西汉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体裁以来，中国历代都将修撰纪传体正史视为国家大事，宋代形成了“十七史”，明代有“二十一史”，清代乾隆时最终形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作为记载中国悠久历史最系统、最权威的核心典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修史传统，是深入研究中华数千年文明史的基本依据。

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2013年开始出版第一种成果《史记》，此后不断推出新的史书整理本，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本人在2006年参加了这一项目启动的专家论证会，会后又曾针对修订工程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过建议。此后承蒙修订工作主事者的信任，我有幸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的修订主持工作，其中两《五代史》已于2015年8月顺利出版，《旧唐书》修订工作仍在加紧推进。

今年，两《五代史》修订本出版已有十年，《旧唐书》修订也将进入收尾阶段，我受光明日报“丛书丛谈”栏目之邀，谈一谈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个人理解和体会。

1.传承正史修撰传统，总结古籍整理经验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点校“前四史”；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中，已经将点校“二十四史”列入计划。20世纪50—7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学者，历时二十年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为此后数十年的古籍整理事业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范式，树立了标杆，也深刻影响了文史学界的研究面貌。

点校本“二十四史”通行数十年后，我们意识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逐步开阔的国际视野，使我们了解到海外还有许多史籍善本的存在，各断代文史研究在基本文献的考订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些都要求我们既要继续前辈学者恪守规范、谨慎取舍的治学传统，同时完整利用传世善本并充分吸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保质保量地完成新的修订工作。

我本人承担的三部史书中，《旧唐书》《旧五代史》两部的原点校工作都是由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师承担，其中许多都是我的老师，更让我觉得责任重大。本人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作为基础，在《旧五代史》修订的前期准备方面最为充分；而《旧唐书》也因多年前曾有两《唐书》本传考证和《唐史长编》的编纂设想，在他校文本的准备方面有较宏大的格局。

目前修订工作已经进展多年，两《五代史》出版后得到了学界认可，但是由于《旧唐书》所涉文本问题极繁复，今人研究极丰富，修订工作量大事繁，尚未最终定稿。我们深知学界对此瞩望甚殷，目前正全力推进，尽可能圆满完成。

2.提升文史研究水准，探索文献整理范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进了十余年，全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修订工程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但是关于修订工程的一些工作原则，普通读者甚至学术界或许不够明晰，有必要反复重申，进一步明确正史文献整理的学术追求。

首先，本次修订特别重视善本利用和版本对校。以《旧唐书》为例，原点校本以岑氏惧盈斋刊本为工作本，当时是考虑到该本订正了宋、明本的许多版刻误字，同时又有清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广校群书的研究基础。当代学者则指出该本对《校勘记》的利用并不充分，且继承了武英殿本的许多误改文字。本次《旧唐书》修订，决定改用百衲本为底本，并通校了百衲本所据底本——宋本和闻人诠本，一方面订正了百衲本修润造成的失实，一方面补校了百衲本没有影印的闻人诠本。同时还将湖南图书馆藏叶石君校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嗣雅堂抄本等重要版本列入参校。版本发掘和对校方面充分的工作，确保了史书修订的质量。

其次，重视他校、本校及其分寸把握。以“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旧五代史》为例，本书仅存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四库馆文本，此后各本虽经过多家校订，错误仍然极其严重。本人《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在全面利用五代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辑录文本，其中特别揭示了《旧五代史》编纂时所依据的五代实录原文在《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书中有丰富的保存。但是点校修订工作，是针对清代辑本，而不是重做新本。在他校方面，也需要斟酌校改尺度，即使在根据《册府元龟》引用五代实录的内容可以发现《旧五代史》文本错误的情况下，也需要判断清楚错误是形成于薛居正等修史时，还是《永乐大典》录文之时，或是在清辑本抄写过程中。

最后，把握校史和考史的分际。唐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在修订《旧唐书》的时候，我们也全面搜集了最近几十年与唐史有关的各种出版物、大量期刊论文和我国港台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旧唐书》是以唐代国史、实录为主要依据编写而成的正史，而唐代国史、实录的去取本来就有很严格的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中保存的事件及人物传记等等，正史不可能全部载录，因此，我们今天重视新见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史研究之价值，却不能要求正史修订中完全吸收新见文献考订的成果。多数情况下，墓志材料等需要与传统文献结合后才确定是否据以改字，如果仅有碑志记载，缺乏文献佐证，绝不轻改。一些学者期待《旧唐书》的点校修订工作可以提供一个尽可能史事错误较少的文本，凡有误处都给以纠正，或者出校记给以提醒，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修订工作必须服从“二十四史”只做校史、不做考史的基本规范，上述期待应该由新的著作来完成。

3.培养文史研究人才，锤炼古籍出版队伍

20世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出色完成出版工作的同时，也为中国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事业培养了人才。承担点校工作的各高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成为国内断代史研究和基础文献整理的重镇。以赵守俨、宋云彬为代表的中华书局前辈编辑名家，多年献身“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后来他们编辑出版的图书也让学术界颇为受益。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伊始，总修纂任继愈先生就曾表示，要像20世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一样，借这次修订的机会，带出一批青年学者，使他们成为未来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保证学术发展薪火相传。实践证明，对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已经有多位青年学者在繁复的工作中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历练，脱颖而出。

我在承担两《五代史》和《旧唐书》修订工作后，复旦大学校领导为我配备了唐雯、仇鹿鸣两位专职研究人员协助工作。唐雯是我的学生，文献学基础较好，而仇鹿鸣则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所学可以互补。他们在参与工作后，认真反复学习修订文件，揣摩原点校本的工作规范和原则，心无旁骛地从事修订工作。目前唐雯、仇鹿鸣已经成长为在文学、历史和文献学研究领域具有专精造诣的学者。

《辽史》修订组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辽史》修订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1961—2015），长期从事辽金史和文献学研究，还具备极强的计划和组织能力，他通过定期组织读书班的方式，不仅稳步而高效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本，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刘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坚持完成了《辽史》修订统稿工作，该书最终由他的学生配合中华书局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环节。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后，其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得到了普遍认可，刘浦江教授的学生们也成长为当今辽金史研究和古籍整理领域的中坚力量。

中华书局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出版方，确保整体出版质量方面的经验是依靠程序管理，在编辑环节执行严格的工作制度。修订工程的每一部史书都安排了责任编辑专人对接，同时由初审、二审、三审组成编辑组，协同工作。具体参与编辑审稿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硕士、博士，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与修订团队、外审专家保持密切沟通，从编辑的角度保证和提升修订项目质量。此外，每一部史书还会安排责任校对，负责包括底本校对、工作本校对等多个校次工作，保障编校质量高于一般图书标准。

中华书局以程序制度保证质量的做法，经过多年实践，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在修订工程的实践中，中华书局也培养了编辑的扎实功力，通过编学相长提高编辑的学术修养，不仅为修订工程打造了一支“国家队”水平的编辑出版队伍，更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后继有人。

总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继续凝聚学术界、出版界精英力量，在前贤基础上，做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打造一套文字更精确、更具学术价值的整理本，是传承千年修史传统的当代实践，对于保护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我们会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出版工作。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03日 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