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彼特拉克思想主张》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3 08:1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彼特拉克思想主张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明确文章的主题，围绕彼特拉克的主要思想主张展开论述。例如，可以聚焦于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古典文化的重视、对爱情的追求等方面。
2. 研究背景：了解彼特拉克所处的历史背景，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彼特拉克的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彼特拉克的思想主张。
3. 逻辑结构：确保文章结构清晰，逻辑严密。通常，一篇关于彼特拉克思想主张的作文可以按照以下结构展开：
a. 引言：简要介绍彼特拉克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位，引出文章主题。
b. 主体部分：分几个段落论述彼特拉克的主要思想主张，每个段落围绕一个核心观点展开。
c. 举例说明：在论述过程中，可以引用彼特拉克的著作、言论或生平事迹作为例证，增强说服力。
d. 对比分析：可以将彼特拉克的思想与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进行对比，分析彼特拉克思想的独特之处。
e. 总结：概括文章的主要观点，强调彼特拉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4.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使用模糊不清、过于口语化的词汇。同时，要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使

王军谈彼特拉克：“文艺复兴之父”在新旧时代的价值冲突

生于中世纪的彼特拉克

（1304-1374）

被后世誉为“文艺复兴之父”，其多部作品如《歌集》《名人列传》均有显著的人文主义思想特征：对个人和世俗事物的肯定，为爱情、荣誉和人间幸福辩护。这些恰与当时具有文化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鄙视尘世生活以及来世重于今生的观念相违。彼特拉克对后世思想的影响无可置疑，其影响之大甚至到了让人忽略的地步——他的观念已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所有思想的基石。

然而，长期担任教会职务的彼特拉克，在践行人文主义思想时并非是坚定的，而是纠结反复，痛苦挣扎。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歌集》中赞颂劳拉凡人式

（而非天使式）

的美貌，却又认为基督“福音是真理的最高堡垒，万物必须以之为参照”；他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忏悔自己的行为。这一世俗自我和神圣自我之间的内心斗争，被彼特拉克真实地写入《歌集》，这也让他成为两种价值观念共存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人物。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是伟大的人文主义先驱者、意大利文学史上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享誉全球，与但丁、薄伽丘并称意大利文学的“三颗巨星”。

把人看作精神的独立体

新京报：彼特拉克有“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之父”的称谓。其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哪些观念和认知中？与中世纪基督教提倡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有哪些冲突？

王军：我先后面这个问题，然后前面的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统治阶级，一个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主骑士阶级，一个是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级。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大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皇帝、封建主和骑士其实都是军人，他们靠刀剑夺得天下，因而尚武轻文，文化大权自然落入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级的手中。文化就像一块橡皮泥，谁掌握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揉捏它。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教会控制了欧洲中世纪的全部文化，并使其彻底地基督教化了，文化成为宣扬天主教神学思想的工具。教会大力鼓吹上天重于人间、来世重于今生、灵魂重于肉体的神秘主义；并主张人们放弃尘世的欲望，鄙视尘世生活，一心只追求死后灵魂获得天国的永恒幸福，这样，禁欲主义也风靡欧洲。

中世纪晚期，资产阶级诞生了。资产阶级是一个拜金的、追求尘世享乐的新阶级。彼特拉克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摇摆于中世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念与新产生的追求尘世生活的价值观念之间，无法作出抉择；情感推动他随波逐流，去追求尘世的爱情、名誉、财富，而他的道德理性却执意将他拉回到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规范上来，理性和情感发生了冲突，使彼特拉克痛苦万分、不知所措。

彼特拉克徘徊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之间，无力做出最后的选择，他的抒情诗反映出了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精神危机。正是通过这一危机，追求人性解放的新思想开始成熟，这种思想把人看作精神的独立体，它调和了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与强调尘世追求和个性的人生新感受。人类依赖这种新思想，逐步摆脱了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束缚，建立起相对独立于传统天主教观念的新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为天主教思想增添了新的、世俗的内容。

新京报：彼特拉克生活的十四世纪欧洲处于中世纪，当时欧洲怎样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催生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当时的瘟疫横行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是否也有关系？彼特拉克个人的哪些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个人境遇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军：前面我已经讲过，中世纪天主教会控制了西部欧洲的文化，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风靡欧洲，人生的唯一目标是死后获得天国的永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尘世生活的欲望很低，因而创造尘世财富的欲望也很低，社会生产几乎停滞，产品只能维持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维系生命的延续。

然而，中世纪晚期，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生产开始发展，人口开始增加；农村的剩余人口涌向城市，老城市复苏了，新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随之诞生。资产阶级是依靠金钱的力量爬上了历史舞台的，随着它的发展，拜金主义风靡欧洲，追求尘世快乐的欲望不断增长；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主和骑士贵族与僧侣也被拜金主义和追求尘世快乐的风暴所席卷，疯狂地做起了“伤风败俗”的事情，连主教、教皇等高级教士也不例外。社会上层的腐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腐败和教会的世俗化。彼特拉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思想和情感也产生于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彼特拉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产生了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某种重要的、伟大的哲学思想，而在于他第一个

（当然，一定还有许多其他人，但他们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资料，后人无法考证）

感受到了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在他的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清晰的印记；彼特拉克的《歌集》和他的其他作品记录了这些印记，使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就像看到了他那个时代。彼特拉克因此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这就像，我们不看《红楼梦》就难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一样。人们常说：“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句：“时代的便是永恒的”。彼特拉克典型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因而，他成为了永恒的文化名人。

1348年的大瘟疫自然对彼特拉克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彼特拉克出生在1304年，早在大瘟疫之前他已经开始创作，甚至已经成为桂冠诗人。但是劳拉死于瘟疫，这对彼特拉克的打击极大，使他更加哀叹人生的短暂；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十字军东征对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诞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自然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产生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先驱，因而也可以说他间接地受到了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发起的宗教战争，它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除第一次东征中基督徒短时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外，几乎次次都无果而终。

但是，十字军东征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西方人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东方更奢华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增强了他们追求尘世快乐的欲望；它使西方人学会了许多东方人的科学技术，如船舵的使用；它为西方人开辟了东方市场；等等。

《歌集》，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著，王军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版

《歌集》是意大利最美的诗集

新京报：彼特拉克重要功绩之一是将十四行诗“推到完美的境地”，发展出“彼特拉克诗体”。这一诗体有怎样的特点？和之前的“温柔的新体”有哪些区别？

王军：十四行诗早在彼特拉克之前就已经出现，有的诗写得还不错，但的的确确是彼特拉克把它提高到了几乎完美的境地。彼特拉克的《歌集》被认为是欧洲最美的诗集之一。我这里用了“之一”一词，是因为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诗歌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是，我可以斗胆去掉“之一”一词，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意大利最美的诗集。

但丁所在的“温柔的新体”诗派比彼特拉克早约五十年，这个诗派的作品是彼特拉克之前意大利文学中最重要的诗歌。但丁等“温柔的新体”诗派的诗人已经开始勇敢地议论爱情和女人，甚至公然地指责血统论；他们认为高贵来自于后天的努力，爱情产生于高贵的心灵，优雅的女子是启迪人高贵心灵的天使；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描绘和歌颂尘世女子的肉体美，还只能把她们比喻成抽象的天使。

彼特拉克则不同，他已经开始极其大胆地描绘尘世女子的美貌：明艳的眼睛、金色的秀发、亭亭玉立的身姿、纤纤的玉指、玫瑰色的唇舌、象牙般的牙齿、娓娓动听的话语等，令读者读起来心弦抖颤。此外，他用更多的笔墨展示了心爱女子对他心灵的震撼，表现的是近乎坠入爱河之中的现代人的情感。所以，我们说：但丁仍属于中世纪，而内心充满矛盾冲突的彼特拉克则是怯生生迈入新时代的第一人。

新京报：研习古希腊罗马典籍，对彼特拉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军：中世纪晚期，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单一的基督教文化，希望在其他文化中汲取更丰富的滋养。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外，欧洲还曾经历过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时期，因而，欧洲中世纪晚期一些有前瞻眼光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古典文化。

十四世纪后半叶和十五世纪前半叶，欧洲出现了一场对欧洲古典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叫做人文主义运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场运动最著名的先驱者。欧洲古典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通过这场对古典文化的研究运动，产生了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赞美人的创造力和尘世生活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便是人文主义思想；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复兴欧洲古典文化为目标，意大利和欧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文化繁荣时期，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文艺复兴时期。

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者，彼特拉克自然深深受到了欧洲古典文化的影响，他寻遍欧洲著名的修道院，在修道院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翻找古代典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这使他撰写出了与古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品，如《阿非利加》《凯歌》《名人列传》等；也促使他更加热衷于追求尘世的快乐和荣耀。

劳拉画像

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忏悔

新京报：《歌集》是彼特拉克对劳拉精神之恋的记录，展现了作者对劳拉柏拉图式的爱恋。为什么会定义为“歌”，而非“诗”？

王军：《歌集》共收入抒情诗366首，其中包括317首十四行诗、29首歌，此外还有20首其他种类的抒情诗。单从数量上讲，《歌集》主要由十四行诗组成，但其中所包含的29首歌却分量很重，篇幅也比较长，最长的近二百句。“歌”的内容十分丰富，诗句也十分优美，《清澈、凉爽、温情的水》便是一例，这首歌被认为是《歌集》中最优美的诗篇，它脍炙人口，直至今日仍然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

新京报：但丁曾在《新生》中倾诉自己对贝雅特丽奇的爱恋。但贝雅特丽奇的形象似乎更接近天使，而非人；而《歌集》中彼特拉克对劳拉的头发、眼睛乃至身体各部位都进行了描写，带有较强的“人”的意味。二者之间是否有思想或认知上的递进关系？

王军：彼特拉克与但丁之间是具有递进关系的。彼特拉克虽然比但丁仅仅晚不到五十年，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重要标志是1309年教廷北迁法兰西南部的阿维尼翁，这说明了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两大终极权力的衰败，这是欧洲进入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信号。因而，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但丁仍属于中世纪，他是中世纪晚期文化的代表；而彼特拉克却是从中世纪跨入新时代的桥梁，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新的时代。

新京报：在《歌集》的导读中你说，“《歌集》的真正的中心人物并不是劳拉，而是诗人自己。诗人借助对劳拉爱情的抒发，将自己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记录下来”，这一思想变化呈现出极为矛盾的张力。彼特拉克通过表达对世俗之爱、幸福和荣誉的追求，体现了对世俗自我的认可，但他并不否定宗教，仍“把上帝当作人类救赎的目标”。在世俗自我和神圣自我之间，彼特拉克似乎极为痛苦，难以抉择。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哪些？这是否体现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

王军：造成彼特拉克内心纠结和痛苦的原因自然是时代的变革。面对时代发生巨变，彼特拉克无法确定他的价值取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情感推动他投向尘世快乐的怀抱，而遵从传统价值观念的理性却极力地要将他拉回到中世纪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理性压制情感的自由释放，压迫越是沉重，受压迫的情感就越是强烈，一旦迸发出来，便具有排山倒海的巨大震撼力；这股震撼力凝聚于笔端，就形成了彼特拉克的十分感人的诗句。

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先驱者，他只是感觉到了尘世生活的快乐；但是，由于道德理性的压制，他仍然觉得这种快乐具有强烈的苦涩滋味，他一面追求尘世生活，一面又不断地忏悔自己的行为。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吧。

彼特拉克手稿。

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

新京报：当时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军：我国以往的文化评论经常说人文主义者高举起反对教会的大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基督教的神学。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是那样，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者都不会生存下去，早就被独掌文化大权的教会镇压了。

其实，人文主义具有的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而不是刀砍斧劈的力量。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有的甚至还十分虔诚，他们探寻的只是如何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增添新的、更强调人的尘世利益的可能性。起初，教会并没有察觉人文主义的危害性；几个世纪后，教会才发现中世纪基督教会传统的根基被动摇了，甚至还发生危害罗马教廷根本利益、造成天主教分裂的宗教改革运动；此时，教会想镇压已经来不及了，人文主义思想早已传遍了欧洲，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新京报：《歌集》中多有对自然的描写。自然在彼特拉克的诗歌中，有怎样的作用？

王军：彼特拉克抒情诗中的山水景色并非真实的自然风光，而是他内心世界的反映，它们和诗人的感情变化紧密相关，随着诗人的欢乐与痛苦，也变得光彩悦目或暗淡无光。一幅幅怡人的“风景画”映照的是诗人的爱情美梦和对幸福的渴望，而那些惊涛骇浪、令人压抑的山谷映照的却是诗人内心的动荡、对上天的恐惧、对劳拉的抱怨、对生活的不满和叹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景色混合在一起，衬托出诗人甜蜜且忧伤的含糊不清的情感，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理状态，增加了抒情诗的艺术魅力。

新京报：翻译过程中，如何平衡押韵和保持文字原义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矛盾？

王军：《歌集》中的作品主要是十四行诗和“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一般由十一音节诗句组成。所谓的11音节诗句，指的是诗句的关键重音（即最后一个重音）落在第10个音节上的诗句，由于意大利语绝大部分词汇的重音落在倒数第2个音节上，从而形成了11音节诗句。“歌”则是一种长短句体裁的抒情诗，一般篇幅比较长，诗句的数量不限；虽然有些像我国的“词”，却比“词”更加灵活，自由。

我国的抒情诗主要分为3言、4言、5言、7言。5言与7言诗句均因字数所限，经常难以表示清楚11音节诗句的全部内容，更不用说3言和4言诗句了。如果用字数较少的诗句翻译意大利的11音节诗，译者必然被迫放弃诗句的某些含义，这是我所不愿意见到的；因而我采用了说唱艺术中的3+3+4的10字句结构，这种结构的节奏与意大利的11音节诗句相近，其字数也较多，基本解决了我所担忧的问题。至于“歌”嘛，我选择了长短句的形式，把注意力只放在脚韵之上。

我觉得，在翻译中，只要译者认真思考，一定能较好地平衡内容与形式，找到既忠实原文思想内容又符合诗歌韵律要求的诗句。

新京报：除《歌集》外，彼特拉克还著有《名人列传》，写了21位古罗马时期的名人事迹。这本书在人文主义层面有哪些价值？

王军：《名人列传》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最早评介西方古典文化和人物的作品之一，自然对后来的崇尚古典文化的人文主义者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开古典研究之先河的作品。

新京报：彼特拉克及其思想在当下有哪些重要意义？

王军：研究彼特拉克及其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发祥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从而更清晰地认识人类是如何进入近现代社会的、近现代社会主要遵从怎样的价值观念等问题；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更正确地追求现代社会的幸福生活。

采写丨张进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只有儒家有贤能政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贤能政治的兴衰

近日，著名文艺复兴研究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士•韩金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访问北京大学。12月30日下午及晚间，韩金斯教授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题与北京多位学者座谈，并发表以“德性政治与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儒家贤人政治的文艺复兴视野”为题的学术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担任讲学活动主持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陈斯一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金刚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孙帅、吴功青博士参加了座谈。

韩金斯教授的座谈以彼特拉克为核心，集中讨论了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德性政治”，并与中国儒家的贤能政治对观。在晚间的学术讲座中，韩金斯从历史进展的角度，讨论了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政治关怀及历史发展脉络，并讨论了人文主义传统与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根本差异。

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

12月30日下午，在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主题的座谈中，韩金斯从当今西方民主政治遇到的一系列困境谈起。韩金斯认为，英国的“脱欧运动”、美国的“特朗普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反精英主义特点，这些民众运动表达了对其精英阶层的不满，反映出的正是西方统治精英自身面临的危机。不过，对政治精英品质问题的关切不仅源于现实的政治处境，也是东西方思想传统共同关注的永恒理论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科学集中关注的是民主政治中的平等、正义等问题，对德性政治鲜有讨论，这与东方的儒家传统有鲜明差异。但是，韩金斯提出，以儒家传统为基础的“贤能政治”理想不仅是东方儒家社会的独特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就包含着一种与儒家贤能政治理想对应的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德性政治思想，并在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得到复兴。

孔子

韩金斯对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德性政治”观念进行了一系列平行比较。（1）从思想和历史背景来看，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政教失序、诸侯纷争的衰败局面促使孔子提出了复兴三代德政的理想。与早期儒家相似，彼特拉克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混乱和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改善有赖于内在道德领域的自我改进，并非创立新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复兴人的道德品性，才能挽救罗马帝国和教会的衰落导致的政治危机。（2）与儒家的士君子教育传统相似，由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也提出了复兴古典学问的主张。人文主义传统强调通过对拉丁语文学经典作品的研习来塑造新的贤人阶层。与强调修习诗书、体仁隆礼的儒家传统形成对照，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 “自由技艺”一方面包括语法和修辞术培养贤人阶层的言辞和写作能力，同时也通过史学、诗歌和道德哲学培养道德品质和政治德性。人文学问不强调专业的学科划分，而是旨在实现广泛、全面的德性培养。（3）儒家传统与彼特拉克所畅导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德性原则之上，因而共同反对贵族身份的世袭继承。儒家与人文主义都是一种更强调政治稳定的保守传统，而非片面宣扬某种政体原则的意识形态。（4）此外，儒家与人文主义在德性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动力上也持相似观点。与孔子、曾子乃至朱子的观点相似，人文主义者也认为，由于与天道和自然法的和谐，有德性之人因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统治正当性。

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也与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观念存在着一系列根本差异。其中，尤其重要的差异在于，儒家比人文主义更加强调敬奉祖先、重视家庭。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德性对于欲望的优先性，但是远比儒家传统更加肯定商业利益，人文主义者远不如儒家更关注平民和穷人的利益。这些差异部分地解释了，贤能政治传统为何在西方远不如在东方儒家社会中更加成功。

德性政治与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儒家贤人政治的文艺复兴视野

12月30日晚间，在题为“德性政治，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与文艺复兴版的儒家贤能政治”的学术演讲中，韩金斯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置于意大利的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解释了彼特拉克提出“贤能政治”设想的具体政治关切和思想关怀。

以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为线索，韩金斯重点讨论了文艺复兴思潮中的三个“政治时刻”：佛罗伦萨早期民众政府的建立，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14世纪中期），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发起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以上三个时刻正是理解贤能政治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复兴和衰落的关键切入点。

（一）第一个关键时刻：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

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活跃于1280-1330年之间，其制度设计的核心意图在于防止政府受到少数寡头以及强权人物的掌控。佛罗伦萨民众政府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选举行政官员，大小决策均由当值官员通过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产生。官员任期很短，为了避免官员受到操纵、滋生腐败，任期内的官员一律在市政厅内处理政务，并且必须严格与外界隔离，直到任期结束才能离开。此外，民众政府所设的行政、司法职务也都有严格的审计制度。

韩金斯指出，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高度民主性质，在根本上伴随着一种反对贤能政治的深刻偏见。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所有职务、甚至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务都以抽签方式从全体民众成员中产生。有关战争及征税的重大决定则需要全体行政官的一致同意，此外，所有行政立法也要由两个抽签产生的民众委员会批准。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民主程度甚至超过了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制。这种高度的民主性质不仅导致了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运转效率低下，而且极大削弱了政府的稳定性。因此，虽然佛罗伦萨民众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首要意图在于提防强权人物的统治和操纵，但是，现实中的佛罗伦萨的政治史表明，这种意图完全归于失败。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一系列强权僭主在幕后操纵和主导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局势。到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的民主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佛罗伦萨民主政制的失败也是14世纪基督教世界政治衰败的表现之一——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这种危机表现为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腐败及衰落。正是这种全面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激发了此后的两个“重要时刻”，亦即肇端于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

（二）第二个关键时刻：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德性政治”观念的复兴

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二个重要时刻。人文主义既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旨在诊断和应对意大利的政治、道德危机。在彼特拉克看来，无论是佛罗伦萨的民众政体还是取而代之的僭主统治，都与德性政治的标准相去甚远。倘若政治统治者缺乏道德上的卓越和智慧，那么，所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都失去了基础，也不可能使意大利摆脱日益衰落的困境。彼特拉克号召在意大利复兴古代罗马人的德性和教育体系，从而复兴罗马式的共和政治，因此，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主张因而带有鲜明的“德性政治”特性。

韩金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德性政治”有三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儒家的贤能政治都有相似之处。第一，人文主义者的“德性政治”原则将政治正当性与统治者的品德和智慧结合起来，正义的统治意味着以被统治者的利益福祉为首要关切的统治。第二，“德性政治”主张用真正的高贵品质亦即美德来取代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资格。因此，自然意义上的贵族可以来源于从农民、工匠到世袭贵族和富有者的所有社会阶层。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政治理论的“平等”观念，亦即在德性标准面前的平等。第三，与中国儒家的主张相似，人文主义者宣称，为了在统治技艺上实现卓越、善和智慧,必须研习人文学问。人文学问具体包括语法、修辞、史学和道德哲学等。

（三）第三个关键时刻：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政治转向

马基雅维利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危机，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与人文主义不同的解答。在韩金斯看来，马基雅维利既对佛罗伦萨的民众主义政体提出了强烈质疑，也不赞同彼特拉克式的贤能政治方案。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表明，佛罗伦萨传统民众政府体制从建立之初就是失败的，并在美第奇家族当政时尝试重新修订佛罗伦萨的宪制设计。马基雅维利所设计的新宪制容纳所有的社会阶层，并出于防止内部权力冲突和利益纷争的考虑在各阶层间进行了权力分散。根据马基雅维利设计的新宪制，佛罗伦萨将实现远比此前更高层次的统一和德性，人民将不再受精英压迫，因而能保持对政体和政府的忠诚。马基雅维利尝试以这种方式将民众的大众品德疏导为罗马式的战争德性，大众的民主精神因而被用于抵御邻国，而不是导致内战和冲突。

尽管马基雅维利同样认为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完全归于失败，但他并未采取彼特拉克式的德性政治，而是选择了一条高度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马基雅维利试图采取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来寻求平民与精英之间的制衡，而非像人文主义传统那样严肃地寻求政体德性提升，以德性政治替换民主政治。

马基雅维利本人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毕生从事古典研究，也与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样，着力强调对君主与共和主义政治家的教育。但是，从其具体的政治方案来看，马基雅维利绝非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拥护民众，捍卫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并反对有权势者对民众的掌控。就此而言，马基雅维利同情的是早期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因而成为现代思想的先驱。马基雅维利希望实现的宪政不仅会驱逐强权人物，剥夺其权力，而且要将有权势者纳入一种新的宪政框架，这种新的框架肯定人民的政治角色，为人民赋予在政治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同时吸纳精英阶层，通过其能力和经验来领导战争、追逐财富，为城邦做出贡献。马基雅维利对德性做了全新的定义，德性不再指传统德性，而变成了“权力的有效运用”。韩金斯表明，马基雅维利激进地反对古代哲学家们关于善、幸福与传统德性不可分离的信念，因而推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关注“实际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应当发生的历史”。史学的新目的旨在理解权力的运行，而不仅是提出能够激发德性的道德榜样。在认识到马基雅维利作为创新者的同时，也应认识到，通过对政治哲学的全新定位，马基雅维利服从的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更接近中世纪晚期的大众主义者，而不是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者的精英式德性政治。

在讲座后的讨论环节，吴飞教授就如何具体理解马基雅维利反驳德性政治的方式和意图、以及这种反驳如何影响了现代政治思想传统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

韩金斯首先指出，马基雅维利在总体上反对人文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在德性政治问题上，马基雅维利与人文主义的直接分歧体现为对“人民的德性”的推崇。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 of Siena）的两篇教育论文最为流行。从帕特里齐关于教育君主和共和国平民领袖的论述来看，无论针对君主还是平民领袖，人文主义者秉持的都是精英式的德性教育。也就是说，人文主义关于共和德性的理解完全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提出的“人民德性”。直到16世纪晚期，马基雅维利反对德性政治的观点才开始发挥压倒性的影响。通过对比帕特里齐与马基雅维利，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扭转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观念的具体历史过程。

伴随着“人民德性”的概念，马基雅维利还尤其强调“自由”，但对古典哲学家来说，自由并不是主要的政治价值。马基雅维利尝试对国家提出的教导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保持自由，同时如何通过创造彼此平衡的不同力量来使国家保持内部的自由。国家在内外两种意义上自由都与“人民德性”密切相关，根据这种新的人民德性，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仍然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稳定运转。基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论证，自由政治的观念在17世纪的英国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