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喋血津门观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5 12:26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喋血津门》观后感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观后感要围绕哪个主题展开，例如影片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手法等。
2. 观察角度：从不同角度分析影片，如从人物、情节、主题、导演手法等方面进行论述。
3. 逻辑清晰：在作文中，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使文章条理清晰，便于读者理解。
4. 语言表达：运用恰当的语言表达，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词汇，力求使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5. 举例论证：在论述过程中，适当引用影片中的具体情节、人物对话或场景，以增强说服力。
6. 突出亮点：针对影片的亮点进行深入剖析，如导演的创新之处、演员的精彩表演等。
7. 反思与评价：在作文中，对影片进行客观评价，既要肯定其优点，也要指出不足之处。
8. 结合自身：在观后感中，适当结合自身经历或感悟，使文章更具个人特色。
9. 避免剧透：在论述过程中，注意不要泄露影片的剧情，以免影响他人观影体验。
10. 适当引用名言：在论述过程中，可以引用一些与影片相关的名言警句，以提升文章的内涵。
以下是一篇关于《喋

《电影北上》之八|《狼山喋血记》：给“国防电影”注入散文的笔墨

作者：鲍盛华

用思想把握时代，让时代多些思想。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电影北上》第一章“1935：中国电影的裂变元年”，第五节“‘抗战电影’叙事：‘狼’的隐喻与‘枪’的直白”。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爱国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国家已经陷入危亡的险境让上海的文化界深感不安。

在运动爆发的3天之后，由283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表，明确表态支持爱国学生们的主张，反对日伪组织，反对华北自治。

宣言语调铿锵，表明这些昔日里文弱的书生们“攥”紧了捍卫国家独立与尊严的拳头：“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

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并立即发现了二次宣言：“中国民族已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了，牺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不容我们一误再误，徘徊犹豫了。”之后不久，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

此时上海滩的报纸，“国防”成了关键词。在文化界，“国防文学”“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音乐”成为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而对于电影，则诞生了“国防电影”的概念。然而，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和日本正式宣布开战，表达抗战的电影并不能过于直接。

1936年上半年的一天，正在联华公司任导演的30岁的费穆找到同在联华的导演、编剧、作家，比自己大一岁的沈浮，希望给他写一个电影剧本，理由是“你脑子快”。

沈浮也很痛快：行，写好后你随便改，我不负责。

两个人都瞄着“国防电影”的概念，但如果去正面表达，电影审查很难通过。沈浮就想了一个乡村“打狼”的故事，最初的名字叫《冷月狼烟录》。片子后来被费穆改为《狼山喋血记》。让费穆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影片后来被称为“国防电影”的开山之作，成为“国防电影”的代表。

本来是一个人们安静生活的小村子，不知从哪儿来了很多狼，而且越来越多。村子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狼是不能打的，因为它归土地老爷管，打了狼就是亵渎神明。但是不打狼，受到伤害的却是村民，一些大人和孩子都受到狼的伤害。一个哑巴在被狼伤害后，临死之前竟然从嘴里喊出了两个字“打狼”！终于，村民们团结起来，彻底消灭了狼，恢复了原来安静的生活。

1936年11月20日，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和新光大戏院开始公映《狼山喋血记》，立即被人们视为一个生动而伟大的寓言。丁亚平在《中国电影通史》中如此评价这部电影：“影片故事采取寓言化，电影思维与表现也许都有些奇特和尴尬，但结合严峻的现实、电影检查和战争‘国防’语境，就容易理解得多。对于某种特定的民族反抗的历史经验而言，隐喻抗日尤不失其真实。可以说，影片影射了整个电检史、国族史、中国革命史和民族主义情感史。”

更关键的是，费穆给这个寓言所赋予的风格是散文化的。“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一首诗，不如说是一篇散文，在故事和结构方面，都不相同于所谓‘戏剧性’丰富的作品，但是这张影片的内容是刚劲的，而费穆先生的手法却是‘清丽’。我以为这美，是需要苍劲和奇伟：明秀的水，清远的山”（尘无：《〈狼山喋血记〉观后感》，《大晚报·每周影坛》1936年11月22日）。

费穆给一部严肃的“国防电影”赋予散文的笔法，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1906年，费穆诞生在上海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从小，他便浸泡在唐诗的酒意与月光里，宋词的婉约和豪放中，更兼唐宋诸家散文、小品，都成为他身上流淌的血脉，而儒家的仁者胸怀和生活伦理也同样烂熟于心。

在执导《狼山喋血记》的前一年，费穆颇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天伦》问世，他在影片当中大胆尝试，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民族乐器配乐，就已经让国人眼睛一亮。

给电影以散文的表达，也源于费穆的苦读与灵性，没有那份勤奋与聪颖，何来心中“明秀的水，清远的山”！

费穆自幼小之时读书用功之深就是出了名的，每日必读至深夜，床头油灯不燃尽，他是不会休息的。因长年如此，最后竟致左眼失明。在苦读的同时，他并不死读，而是对所读之物多有感想，深有研究。

散文的电影表达形式，还源于他极高的语言天赋。1916年，费穆随父母举家迁往北京，后入天津法文高等学堂学习法语。但他觉得光学法语不解渴，又自学了英、德、意、俄等多种外国语。这为他的未来奠定了一条当时无法想象的道路。1930年，费穆应聘成为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的编译主任，由于外语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观看了上千部外语影片。如此的语言天赋遇到了当时最为时髦的电影艺术，转化为灵动而高级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散文式电影表现风格一直延续在他的电影事业当中。1948年，中国电影史上更加重要的一部影片《小城之春》公映。这是一部只有五个人和一只猫的电影。讲述了一个面对昔日初恋情人嫁为人妇、而那个人正是自己同学的男人的纠结、彷徨和最后的选择。“春心无处不飞悬。是对还是错？是谎言还是真相？诚实还是不诚实？婚姻还是两情相悦？天意还是人意？……这些都是我们时时面临的私人问题。影片通过5个人的简单故事和叙事，探讨了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元伦理学，别具意义。”（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第344页）“处处导演都在拨引你的情感（而不是压迫你的情感），没入到那‘淡淡的哀愁’中。”（海情：《〈小城之春〉春在哪里？》，《影剧丛刊》1948年第2辑）“在小小的天地里，寂寞的情调中，处理得如散文一样的美丽。”（靖华：《偏安在花厅中的人们——〈小城之春〉观后感》，《新民晚报》1948年9月30日）

可惜可叹的是，1951年，费穆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病世，只活了45岁。

但费穆所开创的“国防电影”路径却花果满枝。从1936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电影人继《狼山喋血记》之后，连续拍摄了《壮志凌云》《迷途的羔羊》《青年进行曲》等等，他们为民众酝酿了情绪，储备了精神。

他们也为未来的新中国电影储备了人才。就在“国防电影”《壮志凌云》当中，出演青年农民田德厚的25岁的田方更加清晰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那部电影中，田方与金焰、王人美搭戏。十几年之后，田方来到中国的东北，担任长影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秘书长，后来又进京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来源：光明思想吉林

喋血城头战天津——开国中将、原东野七纵政委吴富善回忆平津战役

1948年冬，正当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东北野战军主力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继先遣兵团之后，急速入关，出其不意地对华北之敌进行分割包围。我纵队在乎津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的指挥下，光荣地参加了平津战役中的天津之战，为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全华北，加速全国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中旬，当我们接到急速入关的命令后，立即在部队深入进行思想动员，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就地歼灭华北之敌的战略部署，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提高对迅速入关作战战略意义的认识，克服了辽沈战役后尚未休整的困难和部队较普遍地存在想松一口气的思想，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立即向关内挺进。

我纵2l师于11月24日由鞍山出发，25日，19师、20师和独立12师等由辽阳一带出发。部队夜行昼宿，边行军边整顿，所到之处，受到东北人民和冀东老区人民的热烈迎送，给部队以极大鼓舞。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行程800余公里，于12月中旬到达芦台一带集结，并向塘沽方向展开。

一，缓攻塘沽 改打天津

对平、津、塘之敌，中央军委最初的作战部署是先打塘沽，切断敌人由海上逃跑的通路。为此，东北野战军总部于12月上旬令我纵会同2纵、9纵夺取塘沽，由7纵司令员邓华和我(当时任纵队政委)统一指挥。当部队进到北塘后，我们进行了现地勘察。

塘沽东面靠海，南和西北面皆为临海的宽阔草地、盐田，沟渠纵横，冬不结冰，不便徒涉，难以接敌，更不便大兵团运动。敌以塘沽外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作掩护。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作为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平坦的盐滩，部队完全暴露在敌火下，伤亡必然很大，不好打。当时一些干部战士说，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使不上劲。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我们一面命令部队不断进行侦察，同时决定用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在试攻中，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余，自己伤亡600余人；21师配合友邻部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余，自己伤亡400余人。我们在认真分析试攻情况后，命令部队暂停攻击。

12月24日晚，我们纵队的几位领导同志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并通过电话与2纵刘震司令员磋商。第2天，我们又与2纵、9纵首长共同勘察地形，深入分析敌我情况，一致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经过反复调查和慎重研究，由7纵并代表2纵、9纵向东总如实反映了情况和意见。

12月26日，东总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司令员肖华率作战处长、参谋人员，乘车来到北塘我纵指挥部，并立即召集会议听取我们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会后又一起察看了地形，研究了敌情，一致的看法是，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更为有利。缓打塘沽，即使敌人跑掉1个军也无关大局，扭转不了蒋、傅部队覆灭的命运。

当晚，刘亚楼、肖华和我们又进一步反复商议，共同签署报告，详细陈述了塘沽地形和敌守备情况，正式提出了缓打塘沽的建议。12月29日，中央军委给东总来电说：“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于是，东总立即命令：除以少量部队(12纵两个师)监视塘沽之敌外，l、2、7、8、9纵于12月30日开始向天津逼近。

我们接到命令，即由纵队副司令员曾克林和参谋长高体乾与各师领导同志到天津前线察看地形，并组织各师侦察分队侦察天津地区情况，部队也随即向天津方向开进。纵队指挥部进驻天津东南之军粮城。

二、共商攻城大计 加紧攻城准备

东总为了攻打天津，组建了天津前线指挥部，由刘亚楼参谋长统一指挥。1949年新年前夕，天津前线指挥部在杨柳青召开作战会议，刘亚楼传达了中央军委调整战役部署、先打天津的指示，研究了天津地形特点和敌军分布情况，确定了攻占天津的作战方针和具体部署。

天津市区地形复杂，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2．5公里，5条河把市区分割为许多片段，形成广阔绵延的洼地和水网地带，障碍大兵团的展开，易守难攻。早在1947年，国民党军天津城防司令部就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在市里和外围修筑许多碉堡，形成隐、密、低碉堡群，构成坚固的城防阵地。环绕全市挖了一道深4米、宽10米、总长45公里的护城河，经常保持3米水深。护城河内岸筑有土墙，每隔30到50米有碉堡一座，墙上架有电网。

护城河外还有几道铁丝网和鹿砦，周围埋设数以万计的地雷。并将城外周围的丰桩烧毁，开拓射界。天津守敌有正规军两个军、10个师，连同特种部队和地方部队共约13万余人。敌62军在城西半部，86军守城东半部，43师在西部及西南，184师在南。

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天津市区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和敌兵力部署南面弱、北面强的特点，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赋予我纵的任务是：会同8纵于津东之民族门、民权门一带并肩突破，由东向西攻击，在金汤桥与西面的主攻部队会师。东面主攻部队，由我纵司令员邓华和我统一指挥。

根据杨柳青会议精神，我纵与8纵领导同志以及有关人员，在军粮城我纵指挥部共商津东方向攻城计划，进一步研究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天津前指的作战部署，认真分析津东方向敌军分布和地形特点，共商攻城作战计划，区分任务，明确分界线，研究作战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会议要求，针对敌情、地形特点，抓紧做好思想、组织和战术技术、物资等一切准备。

为了贯彻两个会议精神，纵队召集各师干部开会，强调打好天津这一仗，是加速解放华北的关键，打下了天津，就等于把敌人的脖子勒住，北平的敌军再也不能从海上逃走了。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各师的任务和要求。按照纵队的统一部署，各师、团、连召开政工会、干部会、军人大会进行战前思想动员，反复阐明攻克天津对于解放北平进而解放全华北的意义，深入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要求部队勇猛作战，认真执行政策纪律，加强内部团结，在战斗中争创“天津连”、“天津英雄”和“执行政策纪律模范连”，做到军政双胜利。

一经动员教育，部队中掀起了争当主攻团、尖刀连、突击排，争取战场立功、入党的热潮。主攻团之间也提出挑战应战，看谁首先把红旗插上天津城，看谁执行政策纪律好。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战前练兵，抓紧构筑工事，不顾天寒地冻，不怕敌人炮火威胁，夜间突击构筑掩体，挖交通壕。

19师57团即挖交通壕5000多米，55团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副防御设施前，为攻城突破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排除地雷和克服护城河障碍，广泛发动群众，参照锦州攻坚战和强渡女儿河的经验，大家想办法，研究战术技术动作，提出利用跳板、苇子、秫秸等通过护城河，用炮轰、爆破、耙雷杆扒等手段排雷，增强了部队扫清外围、突破城防的信心。

三、扫清敌外围 攻克东局子

1949年1月3日，开始扫清敌外围据点。经过夜间摸袭和侦察战斗，至4日，先后占领丁东局子以南曾家窑等村庄，驱逐了敌警戒部队，逼近敌外围据点东局子。

东局子守敌1个团，是敌津东外围设防的一个核心据点，离天津城垣约两公里。全镇南北长约l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东面地形开阔，南端之万兴庄被敌彻底平毁，夷为平地，北端地形起伏，故敌全力加强南北两面防御，仅铁丝网、绊马索、鹿砦等副防御设施就有9道。环镇筑有土墙，挖有外壕，城垣内外布设地雷，周围每隔30到40米就有地堡，特别是可能被我利用的荫蔽低洼处埋设地雷更多。敌人妄图凭借坚固阵地死守，阻滞我攻击天津城垣。

在纵队组织指挥下，21师62团由南向北攻，19师57团由北向南攻，并以一部兵力配置在东局子西南和西北，以防敌逃跑或城内之敌出援。为了有效地断敌退路和减少敌对我攻击部队的骚扰，1月6日晚，62团以1个连用偷袭方式拿下了东局子以南的义顺窑。7日5时前，攻击东局子的部队进入指定阵地。因雾大能见度差，延至11时30分开始攻击。我炮火开始试射，敌前沿尚未摧毁时，南北两面的突击部队即投入冲锋，遭敌反击，第1次攻击未奏效。

邓华司令员通过电话询问62团指挥所作战情况后，即令团派人迅速查明情况，组织第2次攻击，务必拿下东局子。12时20分，团参谋长石板桥到前沿察看了地形，改变了突击方向，指挥炮兵掩护，爆破队沿无名河连续爆破，12时45分，扫清了前沿障碍，之后一举突破。第二梯队向镇内西北猛插，攻下了敌团指挥所所在地——补习学校，与57团会合。16时30分战斗结束，歼敌1163名(内俘927名)。

东局子一仗是一次攻城预演，经过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取得了一些经验。敌人的坚固设防，特别是埋设地雷之多，我纵历次战斗未遇到过，因而增加了我攻击困难和部队伤亡。据统计，因触雷伤亡的竟占总伤亡的80％以上。战后，19师57团在一低洼狭小地带，l小时内就挖出地雷80多枚。因此，如何破敌雷阵，是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通过开展军事民主，大家想办法，经过反复试验，提出了多种对策。后来，在扫除外围残余据点和天津攻城突破时，很少因触雷而伤亡。

拿下东局子后，纵队决心一面加紧进行攻城准备，一面组织部队扫除外围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和姜家窑等残余据点。

19师55团6连担任夺取广东义地的任务。战前6连做了充分准备，连长带干部和扫雷组摸到距敌铁丝网三四米处察看地形，探明地雷位置，并组织部队将交通壕一直挖到敌副防御设施跟前，为迅速解决战斗创造了条件。

1月12日下午2时，在炮火掩护下，向广东义地发动攻击，连续爆破敌地堡群，突击部队动作迅速，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两名排长被打死，敌连长两腿打断后被俘，经过30分钟战斗，即全歼守敌。下午3时许，敌凭借城垣火力掩护，对广东义地反扑。6连工事还没有改造好便迎击敌人，先后击退敌4次反扑，直到黄昏。6连打得英勇顽强，师党委授予“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

同日12时27分，我21师63团6连和61团5连同时向姜家窑和浙江公墓发起攻击。在步、炮密切协同下，6连突破姜家窑敌前沿，仅1小时就将在掩蔽部和盖沟内的敌人肃清，毙伤敌59人，俘敌92人。

同时，61团5连在4连的配合下，对浙江公墓猛攻，战斗英雄王才一个人连续爆破6个地堡，打开了突破口，俘敌20余人，缴轻机枪3挺、步枪10余支。5连在突破口内利用敌人遗弃的弹药，沉着勇敢地打退了敌人3次反冲锋。4连打掉了敌指挥所。19时43分结束战斗，毙伤敌82人，俘敌76人，在墓地与城垣之间杀伤溃逃之敌70多人。

至此，天津城东及东南面我纵进攻正面的敌据点，已被扫除，为我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突破津东 会师金汤桥

攻占东局子后，我纵队领导到前沿和主攻师的干部一起察看了地形和攻城路线。确定突破口选在民族门以北，由2l师和19师担任主攻，并肩突破，20师为二梯队，独立12师为助攻。在2l师的编成内，6l团担任主攻，63团为二梯队，62团为预备队。在19师的编成内，55团为主攻团，56团为二梯队，57团为预备队。攻城前，纵队指挥所由军粮城移驻东局子，各部队抓紧进行攻城的各项准备。

天津守敌虽处于我军严密包围之中，但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严令下，依据高墙深壕，仍在做困兽之斗。特别是敌炮兵，在外围作战中未受到我严重打击，城防之敌随时可以得到敌纵深的大口径火炮的支援，而且敌还把部分火炮装在火车上，沿市区内的铁路机动，加上敌城防炮火，对我颇具威胁。

根据这些情况，我主攻部队加强了敌前土工作业，将冲锋出发地尽量前伸，缩短敌火力下冲锋的距离。同时对步、炮、坦、工等作战部队进行严密组织，搞好协同，特别是步炮协同。对敌各目标进行了严格的测定和划分，加强了步兵的伴随火炮，要求部队攻则必克，战则必胜。

14日，开始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拂晓前，我各部进入攻击出发阵地。清晨，大雾笼罩了整个原野和天津城，白茫茫一片。9时许，太阳透过雾层，大雾逐渐消散。10时，发起了总攻。数百门火炮轰鸣，数以万计的炮弹倾泻敌阵。城垣上硝烟弥漫，沙石横飞，碉堡开花，铁丝网和鹿砦在烟雾中抛向天空，城墙在爆炸声中坍塌。敌人一下被打懵了。

21师61团突击连派出侦察员王国才敏捷地通过敌人数道副防御，一直冲到护城河边。就在此时，敌人残存的火力点向他射击，只见他晃了两下便倒在地上。在“为王国才同志报仇”的怒吼声中，爆破组战士腾青云、王农一跃而起，又冲了上去。越过破残的铁丝网和鹿砦，他们发现一片残余的雷区，两人用装满炸药的米袋成一线摆开，在雷区内炸开了一条8米多宽的通路。

接着，又用炸药和爆破筒炸毁敌残存的一个碉堡和与电网相接的一道铁丝网，越过护城河，爬上城垣，用剩下的手榴弹炸掉敌人一个暗堡。这时，负责爆破的3班、7班上来了，突破口正面的障碍物全部清除。器材组迅速把梯子架在冰河和城墙上。

10时50分，突击连发起冲击，仅15分钟全部进入突破口，并前出占领了东北第5临时中学作为立足点。紧接着，1营、3营先后进入突破口，并以一部向两侧发展，主力继续向前攻击。部队越过一片开阔地，绕过一个水塘，迅速逼近敌师部所据守的大楼附近，向敌师部及周围地堡群展开猛攻。

在我攻击下，敌正面3个地堡中的一个地堡打出白旗，走出一人要求谈判。我3营派1名副政治指导员进入敌师部，敌师长此刻还提出要求给予起义待遇，副政指义正词严来地说：现在你没有资格了，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敌继续顽抗，被我歼灭，并俘虏了敌师长。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中。突然，突破口左侧洋灰工厂敌据点火力复活，向我侧射，敌纵深炮火开始对我轰击，同时，敌1个营分两路向我反扑。我当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令炮兵向突破口之敌射击，令6l团尚未进城的2营再次攻击，又令63团由浙江公墓组织火力突入城内，与61团会合。已突入城内的部队也回头向突破口附近之敌突击。这样，前后在突破口和民族门进行了5次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

敌人冲到我7连阵地前沿，一排副排长魏景芳跳出交通壕与敌肉搏，夺了敌人的机枪。7连在连长、战斗英雄钱安良指挥下，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终于打退敌人，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入城。

黄昏，21师向市区纵深发展，午夜进到营门口，部队受阻。次日清晨，纵队曾克林副司令员和高体乾参谋长赶到前边，督促部队迅速地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在坦克引导下，部队急速向金汤桥方向发展。这时，敌在我各路攻城部队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见了坦克四处逃窜。

15日9时半，61团在永兴里接受敌1个团和，1个警卫营投降，并插到金汤桥东永安街与2纵会合。另一部在英国烟草公司歼敌3个连后，沿铁路医院向津塘路发展，再经河东二经路向西，与8纵会合。

我19师在21师右翼。总攻开始，我炮火进行破坏射击后，19师55团担任尖刀连的1营l连随即发起冲锋，于11时零7分进入突破口。11时50分，突击营全部进入突破口，占领东北临时中学北端居民区，继向李公楼方向发展，迫近敌人一个师的师部。

此时，敌派一少校参谋出来谈判，我令其缴枪投降，连长汤明有进入师部抓获了敌师长。2连跟进后，沿城墙内侧向北发展，越过通跑马场的公路，打下7个地堡。

在巩固突破口战斗中，该连副连长、战斗英雄李广正指挥全连打退了敌人8次反扑，手榴弹打光了，就命令战士让敌人靠近时扔爆破筒。当敌人第9次反扑时，李广正肩部负伤，仍坚持指挥，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56团进入突破口后，攻占了炼钢厂。接着组织57团和55团、56团各一部解决复兴庄之敌，然后经李公楼、郭庄大街进入意租界。

55团主力亦经新官庄大街进入意租界之回力球场，配合l纵3师解决敌86军军部，全歼守敌，战斗遂告结束。19师55团1连，由于准备充分，动作勇猛迅速，被授予“模范尖刀连”光荣称号。

20师58团与独立12师的两个团，于张达庄附近担任辅助突破。总攻开始后，爆破成功，因没有及时指挥突击队发起冲锋，遭敌顽抗，两次突破未成。随后，其中一部兵力从21师突破口进入纵深战斗，完成了助攻任务。

天津之战，我纵共歼敌12843名，其中毙伤1615名，俘虏11228名。

我军攻占天津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我纵奉命开赴北平附近，接受改编傅作义部队的任务。后移至咸水沽地区休整，补充兵员，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纵奉命挥师南下，踏上了解放华中南、解放全中国的新征途。

吴富善同志（1912年10月——200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县）良视村人，1927年任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兼武装纠察队队长。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第12师连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7师第19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巡视员、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员。1937年2月任援西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第3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第771团政治委员、青年抗日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以钳制日军进攻为目的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中的长乐村战斗。1940年任新编第4旅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起任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4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警备第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林甸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嫩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满军区独立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44军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四保临江、东北1947年秋季攻势和辽沈、平津、广东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曾指挥志愿军空军歼击机部队遂行抗美援朝作战任务。1954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9月起，先后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军区空军部队入闽作战，加强广东、广西地区防空作战力量，打击入侵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和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战术飞机，取得重要战果和空战经验。1975年8月任广州军区顾问，10月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78年兼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