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丨论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

更新日期:2025-05-28 05:44

写作核心提示：

标题：论李致重丨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研究注意事项
正文：
一、引言
李致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对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有着深刻的见解。在撰写关于李致重的论文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以确保论文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二、注意事项
1. 确保论文主题明确
在撰写论文时，首先要明确论文的主题，即围绕李致重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展开。论文应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避免偏离主题。
2. 深入研究李致重的研究成果
在论文中，应对李致重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剖析，包括其研究对象、防治观念、临床实践等方面。通过对比分析，揭示李致重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独特见解。
3. 正确引用文献资料
在论文中，引用李致重及其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时，应确保引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同时，要遵循学术规范，注明引用来源。
4. 比较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
在论文中，应对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二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对比，突出李致重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贡献。
5. 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在论文中，可以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以证明李致重的研究成果具有实践意义。案例应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展示李致重的学术观点。

李致重丨论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与防治观

主讲人：李致重

山西万荣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研究、管理五十余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原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十年余。发表中医药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出版中医药专著十二部。

中西医研究对象的比较

在学科林立的知识体系中，研究对象代表着各个学科的本质属性，既是该学科的原始出发点，也是该学科成熟和发展中永久的立足点。中医的研究对象，自然也是人们认识中医学时首要的向题。

《黄帝内经》之前人类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人类的感官系统所能感知的，称之为原生态的客观世界。那时候，反映在人类感官系统的，是原生态世界的运动、变化及其过程。即《周易》所说的“象”以及通常所说的状态、现象。从人们习惯讲的万事万物而言，那就是物之事或事物，而非物之质或物质。所以《黄帝内经》把人体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过程，也称之为事物表现的象、证、候，亦即通常所说的状态、现象或物之事。《黄帝内经》时期，人类制造器具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面对自身的研究也只能定位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的象，即证候这一层次了。

中医学讲的藏象，王冰作注时是这样说的：“藏（音zang），藏（音cang）于内。象，见于外，可阅者也”。由此可见，在内之藏（音zang）是当年人们所见不到的，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其表现在外的象。先辈们是从外在的种种不同的象出发，在哲学的思维中逐步认识藏（音cang）于内的藏（音zang）的。因此中医学中的象与现代哲学中的现象，含义相通。中医学里的证、候、态，也都是象的意思。

既然藏（音zang）是藏（音cang）于里而不见于形，不见于表的，所以《黄帝内经》是把藏（音zang）与象联结在一起，而称之为藏象学说的。所以中医学里的“藏象”一词，应当理解为“藏之象”更为恰当。

尽管《灵枢·骨度篇》和《灵枢·肠胃篇》也记载了一些关于人的体表尺寸以及胃肠纳谷多少的内容，尽管当时从“剖割比干、斩杀翟义”那里也曾知道一些人体内脏的粗浅知识，然而与西医学的人体解剖相比，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一角度上讲，“藏象”里的象是《黄帝内经》真正的研究对象，而藏（音zang）只不过一个指意代词而已。当然也不要将中医学的“藏象”，与当今流行的“脏器”之说相混淆。

《黄帝内经》时期，古希腊在解剖方面应该是相对领先的。比同时期的《灵枢》的记载要丰富许多。古希腊有一位叫阿尔克莽的医生（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是胚胎学和解剖学的开创者。他的解剖与《灵枢》涉及的人体内部结构的范围，处于同一个水平。人们熟悉的希波格拉底，是西方医学的鼻祖。他完整地观察过小鸡孵化的过程，他第一次对人体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已经发现了人的心脏有两房两室。但从整体上看，与《黄帝内经》时期在《素问》里所记载的，属于同一个层次。

△亚里士多德肖像

亚里斯多德是西方非常有名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的《物理学》的姊妹篇《生物学》，专门研究了动物生殖、胚胎结构的问题。他通过认真仔细的观察，全书在形而下的角度掌握了500种左右动物的资料。但是肉眼观察的方法局限了他，使他未能在形而下的角度有所突破，西医解剖学的长足发展，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17世纪，哈维在人体解剖上成功地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西医在解剖学上真正的大踏步发展，在19世纪以后。而成功、广泛地将成熟的解剖知识用于外科疾病的临床治疗，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那时的粗浅解剖知识，严格地讲都不能算做医学解剖学。

《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秦汉之际，它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中国著名医学家的全部认识和智慧。那一时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中国在形而上方面的研究，也已经趋于成熟。至于形下方面的研究，由于没有显微镜，解剖便做不好，所以对人体内部的认识，必然是极不完善的。

由此可以说，西方早期在人体解剖尽管略胜于中国，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中医学却在形而上的研究方面迈上了西方至今望尘莫及的成功之路。

二、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

人类五千年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研究事物的形上性特性为主，第二次高峰以研究事物的形下性特性为主。这里讨论中西医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也沿着这一思路来说明。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从形上与形下而言，人是形上与形下的两重性的人。什么是形上性的人呢？

第一，人是哲学的核心。人是天地万物之一，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中国古代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人就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西方也一样，亚里斯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苏格拉底，都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来研究的。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人是什么呢？美国一位研究形上学的哲学家说过：古往今来从哲学角度给人做定义的，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给人做的定义是：“人是理性动物”。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即理性、动和物。

人是有理性的，如果把人的理性去掉，人就与其它动物没有区别。上主给了人一个头脑，让人懂得理性思维，人既会观察，更会思考。动物这一个词，还可以分为动与物两个方面。在生物界里的物与一般的物不一样，它是会动的物。这个会动的物，不是一般的运动，而是指着它自身的新陈代谢能力，或者中医上讲的自我修复能力。在“理性动物”这一定义里，既强调人的新陈代谢与自我修复的能力，更强调人的理性思维。而没有新陈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的物，没有理性思维的物，它既不是动物，更不是人。

第二，“理性动物”的人是中医学研究的出发点。医学的服务的对象固然都是人，然而，中医与西医两者的研究对象却不是同一层次的人。这是每一位中西、医工作者进入医学殿堂时，首先要澄清的重大学术问题。

按照《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医学家面对的人可以用“形上与形下两重性的人”来概括。中医所研究的人，是形上性的人。用亚里斯德的说法，形上性的人就是“原形”的人，即不打开人的整体前提之下自然呈现的“理性动物”的人。所以，中医并不关心构成整体的内在部分，不关心里边的肠子有多长，肾有多大。中医所关注的是活着的、有理性思维能力和新陈代谢能力的整体的人，即原形的人。

第三，《黄帝内经》的视野里人，即形上性的人或者“理性动物”的人。中医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形上的、原形的人呢？那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了。中医通过四诊所见到了什么呢？从《黄帝内经》时期到张仲景时期，中医通过四诊所见到的，统称为“证候”。如何准确理解“证候”这一概念的含义呢？证候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着的机体反应状态。这种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运动、变化着的机体反应状态，就是中医的研究对象。因而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或者在西方的亚里斯多德时期，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中国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就已经走向了成熟。

第四，什么是形下性的人呢？西医学的产生，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得应于物理学、化学的成熟与发展。那时候，是一把解剖刀使西医对人体进入人体形下性研究领域的。比较而言，中医研究的是人的整体生命层次上的活动着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活着的人才有。生命停止了，活着的生命的状态就没有了。望、闻、问、切就终止了，中医学也就终止了。西医研究的人，首先要把原形的人打开，看到人的是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组织器官之后，才能一步一步地看到人体内的细胞和分子等。在形下性研究人的过程中，所看到尽是局部的零件及其功能。整体生命的人，在解剖刀之下随之完全消失了。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剑桥大学著名的李约瑟先生说过：“西方医学大体在1900年初或者最早是在1850年前后赶上中国医学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他所指的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只是从医学的临床效果上讲的，而不是从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的具体比较上讲的。按照李约瑟先生的看法，至少在1900年之前，西方医学的临床水平与中医相比，要相差很多。

基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讲：首先，形上之人是活着的、是原形的人，是整体的人运动着的状态的人；形下之人在解剖刀、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人体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等。而细胞的活动，完全不能等同于人的生命活动。其次，中医研究的形上性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受精神情志、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影响的；而人的形下性组织器官尽管可以放在手术台上，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但是心脏就是心脏，肝脏就是肝脏，它只是人身的组织器官，而绝非生命的人。

其次，研究形上性的人，是人在活着的前提之下自我生存状态。就是说，这个状态是人在活着的前提下，自主运动变化着的。用《周易》的话讲，即变易着的。有人把《周易》的“易”解释为容易的易，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周易》的“易”，核心是变易，指的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现象及其过程。这是形上与形下对待生命现象的不同看法，也代表了形上和形下两种研究方法在医学领域的根本区别。关于形上和形下两重性的人，《中医复兴论》、《医理求真》里，都有比较具体的阐述。

这里讲到证候，首先要从文字学的源头上，从证候这一概念的内涵定义上讲起。《中医复兴论》一书中有《證、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一文，是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和中医研究对象的角度，对证候这一概念的定义深入讨论的。该文首先从證、证、症、候四个字的延革、变化与含义上，讨论了当代中医文献中證、证、症、候四个字理解、使用上的严重混乱问题。接着从中医基础理论的源头，即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上，对证候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进行了严谨的表述。这是中西医比较的重点问题之一，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正本清源的重点课题。

关于证候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通过望、闻、问、切所感知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的反应状态”。

生命是人在活着的过程中的活着的状态。这一状态也是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或者生理之人、社会之人、心理之人的集中表现。一旦人死亡了，生命的过程与状态便消失了，中医所看到的证候也就关闭了、终结了。这里的整体层次，不是对人体进行解剖之后所见到的人体局新的组织器官及其结构。这里的机体反应状态，指的是有形态、有形体的活人表现于外的状态。这里的状态一词，其中的“状”是空间性的，其中的“态”是时间性的。状态一词若丢失了“态”而只留下“状”，证候一词与症状一词便失去了区别。这一点也是《證、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一文中特别强调的。

证候的定义里“生命过程中”一语，是一个关键点。证候是中医学的专用名词，症状是西医学的专用。中医学倘若离开了“生命过程中”，中医学也便面临着终结。

中医的证候，与哲学的象、现象，本质上相同。象是哲学中的普遍概念，即哲学研究的对象。《周易》里“天重象”，“在天成象”，“仰则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等，指的皆是现象。而象或现象，都是不打开原生态事物前提之下对自然之物的所见。可以说，一切事物自然而然的，为人感官所知的，皆是象、现象。这些基本特性，与证候是完全一致的。

前面提到中医中的证候与哲学中的现象，近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用“片段”和“环节”的比较，有益于人们对象或现象的理解。从现象中抽出一个片段，或者从一盘电影胶卷中取出一张胶片，一个片段或一张胶片离开了整体，便看不出运动变化了。而环节则不同。现象中的一个环节，电影胶卷中的一段胶卷，一件事情中的一部分情节，各自的首尾都是不同的。所以环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象、事情运动变化的一部分过程。因为环节是具有时间与空间的两重特性的，而片段却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因此现象、事情运动变化的过程，与证候所反映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的反应状态，本质上是相通的、或者一致的。

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哲学与中医必然是同一类学科。只不过哲学研究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现象背后的总规律、大规律的，中医研究只是人的生命运动变化的现象背后的小规律、具体规律而己。而西医学里的症状，却只是“片段”而不是“环节”。

在中国的文字里，中医使用的證，一直延续着“左边言右边登”这一个字。从《黄帝内经》时期到《伤寒杂病论》，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医文献里只有“左边言右边登”这一个證字，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人们在表述證候的时候，为了表述简单，常常会出现只说證一个字到情况。

另外，《伤寒杂病论》里称脉證，其实是證候的同意词。證字与證候在中医文献里的混乱现象，出现于1964年内地文字改革。在当年颁布的《汉字简体字表》之后，简体字的中医文献在表述證与證候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字：一个是“证”，一个是“症”。證与證候，是中医学核心概念，代表着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中医学核心概念的證与證候，在文字学上的巨大变化，这就像不同文字的翻译一样，是值得人们小心谨慎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医基础理论》里讲，“证”既指中医的临床表现，也指中医的病理机制。“症”字以往为西医所常用，即症状。当《中医基础理论》在赋予“证”的病理机制之后，西医的症状、体征这两个概念，则随之成为中医临床表现的常用概念。从“也指中医的病理机制”一语，不禁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哲学里的一句话：“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假如中医的“证”既是临床表现也指病理机制的话，中医临床故有的“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还有存在的余地吗？

“医学是关于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这是至今多数辞书中对医学功能的解释，不能算做定义的。对于医学面对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形上性的人与形下性的人之外，《中医复兴论》里提到了人的“七种不同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证候（活的整体状态）属性的人，器官与组织结构的人，细胞属性的人，生物大分子属性的人。以上七种人，都与医学的防病治病直接相关。

但是从研究对象的意义上看，中医着重研究了前四种属性。用亚里斯多德原形与原质的理论来说，中医着重研究了原形的人。西医着重研究了后三种结构、功能的原质的人。联系到《周易》的理论来说，前四种属性、原形的人，即形上性的人；后三种结构、功能的人，即形下性的人。前四种人以不拆开原形之人的整体为前提，研究的是生命现象中的证候及与之相关的天、地、人、我诸多方面的关系。后三种人以拆开原形之人的整体为前提，研究的是构成人体内在的原质，即构成人体的器官与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

这里只所以称之为后三种人，是从人体这三个层次的结构在整体的环境之中，尚有自我新陈代谢的生命现象存在。倘若从分子层次再往下来分，则是原子、原素层次，那就彻底地进入非生命领了。一些原子、原素固然可以合成有机的生物大分子，但是大多数原子、原素并非生物。本人曾经说过：西医是用非生命领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生命领域的医学问题的。它固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医学生命问题，但它不能说明人身整体的复杂现象。这就注定了西医以构成人体的器官与组织、细胞、分子为研究对象，有其必然到局限性。

中医的前四种人西医几乎不懂，西医的后三种人中医几乎无闻。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受中医基础理论的支配；西医的视、诊、叩、听受西医基础理说的支配。中医的证候既含有空间特征，又具有时间特征；而西医的症状、体征里却只重空间，几乎没有时间。所以站在哲学的高度用形上与形下，原形与原质的理论观念来界定中医与西医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或差异，应用是最恰当，最准确的。

中医与西医都具有防病治病的医学价值，但是在人的身上，两者各以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此需要补充说明，中医与西医彼此在骨伤、皮外、耳鼻眼喉等方面疾病的治疗上，有一定的交叉或者相近之处。但是，中医与西医在各自的重点领域，即大内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方面，理论与临床上各成体系，而且互不兼融。这是由于中医与西医研究对象上的本质性、主流性区别决定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中西医关系时，常常忽视了中西医研究对象上的本质性、主流性区别。有的人甚至将中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为中西医的研究对象，据此断言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为统一的医学理论体系。这一些问题，应当在中西医比较中进一步深刻讨论。

其一，形上形下，人为之最。《黄帝内经》里有不少地方讲到形上人的复杂性，其中，“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儒家学说认天地人并列为三才。把天地理解为自然，人与自然并列。我们要想认识人的形上性，则必需把人的自然的属性、社会的属性、理性思维的属性统统联系起来，才能把人的形上特性理解得透彻。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这些根本性理论原则的。

就形下之人而言，当今西医的生物医学，对于形下的人已经研究的非常深入了。20世纪以来，在物理学、化学，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形下性西医沿着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层层深入，进展很快，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把西医简单化。

其二，生命与非生命。在人的形上与形下两大最复杂的范畴里，需要明辨生命与非生命两种境界。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二元论的笛卡儿有一本书，叫《动物是机器》。后来法国的梅特里也写了一本叫《人是机器》的书。试想，一位老练的汽车修理工可以把汽车拆成一大堆零件，也还可以把一大堆零件组合成汽车原来的汽车。倘若他把一个人的全部组织器官拆开来再组装或一个活人，他肯定做不到。倘若人类可以像英国克隆绵羊多莉一样制造出人，今天的中医与西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应当看到，西医的研究对象进入细胞、分子水平的今天，形下性的西医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潮已经走到了自身的终点。此时的中医更必须懂得，人似机器却绝非机器。而能够引领人类生命医学的，正是中国中医学。

20世纪70年代美国恩格尔先生提出的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为一体的综合性发展模式，正是西医生物医学走到了生命极限与研究终点时，一种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的愿望。西医的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者什么时候可以综合为一体，就好像形上与形下合二而一的美梦一样。以哲学为根基的天地人我为一体的中医学，永远是恩格尔先生望尘莫及的美好愿想。

其三，物之事与物之质。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毛泽东在《矛盾论》通篇中，讲的都是“事物”，而不是“物质”。文中有一名句：“事物的运动变化在于事物的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实,哲学本身就是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学问，而近代还原性科学则是研究研究“物质”结构与功能的学问。是列宁或者当年的翻译者把“事物”误以为“物质”了，这不是我们这里细纠的问题。然而将近代物理学、化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的研究对象彼此颠倒混淆，却是当代中医学领域务必研究和纠正的了。

本文这里所称的“物之事”，意在突出事物一词的“事”。因为“事”是原形呈现在人们感观里的运动变化着的象、现象。我们这里所称“物之质”，意在突出物质一词的“质”字，因为“质”在哲学上是构成原形的原质，亦即构成原形的在局部层次上的结构及其功能。这里所称的“物之事”，相当于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也与哲学里的象、现象是同意词。这里所称的“物之质”，当于西医研究对象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及其功能。这两个概念的厘正，是正确理解中医学研究对象时至关重要的结点，千万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连喜剧作家富兰克和恩斯特也莫能例外。在他们的剧作中有一段台词：“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哟，范式全变了啊”！因为一层蛋壳，隔开了一个生命不可通约性的两种生存范式。这就像一把解剖刀亮出了人类生存的两种模式那样：一种是中医学面对的人在整体水平上的生命现象，一种是西医学面对的解剖刀之下的人体局部水平上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

中西医防治观之比较

中西医防治观之比较，是基于中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属性上的比较而来的。中医的三道合一之人，指的是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中医三道合一而治，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然而一把解剖刀之下，人的整体本性则完全不存在了。因此解剖刀之下的组织、器官及其细胞、分子等，自然是为西医临床医学分科研究的范围了。

治病中的人与治人身的病，既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治疗观，也是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中医在治疗上始终瞄准的目标是病中的人。健康的人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正常的人，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不正常，自然就是病人了。如果问什么叫做疾病，中医上说的是健康的证候改变了，哲学上会说是生命运动的现象改变了，系统论上则说是系统反馈的生命信息不正常了。如果要问中医是怎么治病的，那就要根据中医的藏象理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以察明病人所表现的全部证候；然后在逻辑思维中明辨证候背后的病因病机；接着以病因病机为根据，确立治疗原则，合理选方、用药，把因疾病改变了的证候，调理到正常的生命状态上来。这就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诊疗过程。这就叫做治病中的人。

第二，西医临床的基本特色，是治人身的病。病人走进西医医院的时候，西医也要问一问病情、症状的。紧接着，西医思维便直接转到局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水平上去了。接着他会针对针对性地开出一系列化验、检查的项目单，坐等相关结果出来之后，诊断便基本完成了。接下来，便埋头去治人身的病去了。应该说，手术方法是西医的长项。不过，手术切除病灶之后，西医类似修理机器零件的治人身的病，也就基本走到尽头了。

面对越来越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给西医带来了新的难题。激素疗法固然可以治一时之急，但是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对症治疗而已。对于免疫系统缺损、紊乱的问题，能否从治有病的人这一角度上另辟蹊径，应当是身居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需要认真思考、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在细菌、病毒造成的传染病、流行病上，西医历来重视外因。而中医却强调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以内因为主导的防治观。在治疗外感病过程中，西医针对的是细菌和病毒，在人身上摆战场。这与中医治病中的人相比，显然是外因决定论的不足之处。

中医治病中的人，西医治人身的病，这是各自在其基础理论上的临床特色。比较中西医的防治观，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

前面谈到中医的三道合一之人时，提到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从临床的意义上讲，中医面对的三道合一之人则表现为状态整体、现象整体、证候整体或信息整体。相对于中医而言，西医临床面对的是解剖刀之下的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如果也讲整体，那只能说是结构性整体、实体性整体、局部相加的整体。这当然就不是西医理论与临床具体的立足点了。

中医的整体综合性病机，是以藏象理论为根据的。而藏象理论的形成是以三道合一之人为基础的。藏象理论里既重视五藏与五藏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也重视五藏自身气血阴阳的消长与变化。从纵向上看，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是人的整体生命的全过程。从横向上看，五藏与五藏生、克、乘、侮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人的生命整体。所以纵横相合，才是人体生生化化的全部内涵及其过程。

人所共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的楷模。其中，外感病临床病机的分类和判断，着重于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并关联到五藏与五藏在生、克、乘、侮关系中的常与变；内伤杂病病机的分类和判断中，着重于五藏与五藏在生、克、乘、侮关系之中的常与变，也关联到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所以直到今天，张仲景“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的模式，依然是中医内、外、妇、儿各科临床普遍遵循的。历时近两千年，不会变，也不可能变。

西医的临床病理学，完全是针对人体局部结构、功能的研究、解释、说明的。当一位西医在临床上遇到病人的时候，起初他也像中医接诊病人的时候一样，需要听取病人关于病情的陈述。西医把病人起初陈述出来的内容，习惯上也称之为症状。然而，西医听到病人陈述的症状与中医临床四诊查知的证候相比，表面上貌似相近而范围、内容、性质以及临床价值上却相去甚远。在西医的临床中，症状只不过病人单方面的主观表述和医师进一步检查的导向而已。在这些症状的提示下，接着西医要进行一般性的听诊、叩诊、腹诊检查。在一般性检查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做多种必要的、针对性的影像检查、生化检验等。待到各方面检查、检验的结果全部摆在医师面前之后，西医才可能对疾病做出真正的诊断来。

由此可见，西医的病理学诊断与中医的临床病机诊断，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方面，中医的诊断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在哲学逻辑思维的过程中独立完成的；西医的诊断则是在医生与相关检查、检验科室合作下共同完成的。同样是一位门诊医生，中医师需要雄厚的哲学逻辑思维的能力，而西医师则务必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相关检查、检验。另一方面，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三道合一之人整体性病因病机的认识或判断，西医的临床病理只是对病人局部结构、功能层面上的病理认识或判断。

所以在中医的临床诊断里，除了“不内外因”导致的特殊疾病之外，一位患者尽管有外感、内伤并见的复杂疾病，大体都会涵盖在整体性病因病机的统一认识或判断里。而西医则不同。除了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医学分支体系的临床病理各有各的标准之外，仅在西医生物医学体系的呼吸、消化、循环、泌尿、血液、免疫、内分泌各个方面的疾病中，各自的临床病理诊断标准也各不相同。由此足以说明，中医师与西医师彼此在知识结构与临床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形上性与形下性，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综合与分析、演绎与归纳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过去的五千年里没有合二而一，在未来的预见里至今依然是一片茫然。

中医的临床治疗原则，是针对三道合一之人而做出的整体宏观调理。从军事的角度上看，中医的整体宏观调理的总体性谋划，则相当于从军事全局出发而制订的战略决策。在疾病的过程中，五藏中的某一藏病了，一个人的五藏及其相互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联系则全变了。中医要治疗某一藏的病，当然要从这个人变化了的五藏及其相互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联系上来考虑。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开宗明义的“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第一条，围绕治未病这一主题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胜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他在这里是以肝病为例而讲的，意在启示中医的整体综合性调节的基本治疗原则。强调了从五行与五藏相互关联的整体高度，来思考疾病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接着，他以肝虚病的治疗为例，提出了“补用酸（入肝），助用焦苦（入心），益用甘味（入脾）之药调之”的方剂配伍原则。把五行与五藏相互关联的整体观，运用在方剂配伍的医疗实践之中。然后，他以前人“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的名言，告诫后人忽略五行、五藏相互关联的整体观，在临床治疗中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最后，他用“余皆准此”四个字，将以上论述上升到中医临床治疗的普遍原则的高度。全篇从具体的小例子入手，揭示的却是普遍性的中医临床的大原则。古称用药如用兵。其实中医临床上整体综合性调节的治疗原则与军事、兵法上的战略决策、部署，具有同等的高度。

西医的局部对症性治疗，也包括局部化学药物的对抗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直接面对的，都是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在西医的观念里，人身整体是局部结构与功能相加的整体，所以认为局部结构与功能的治愈，相加的人身整体也就应该恢复了健康。

西医临床医生在对病情大体了解之后，疾病的诊断基本上依靠生化检验科室、影像科室来完成，不需要像中医临床医生那样从前到后、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翻江倒海似的反复思考。当着西医常用的生化、影像等方面的检查完成之后，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运用，也便是习以为常的照章办事了。

一百多年来，西医对人体局部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水平，越来越深，越来越细。一方面，西医治疗的方法与药物越来越丰富，而药源性疾病与医源性疾病却越来越多。当西医进入分子水平的今天，再往下走半步便是非生命领域的原子水平。西医已经走到自身发展尽头的危机，也许离现实仅有半步之遥了。当比之时，我们更应当牢记两千多年前哲人们“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训。三道合一之人的整体，永远大于局部结构、功能叠加的人身整体。这是讨论中医整体综合性调节与局部对症性治疗时，不可忽视的第二个问题。

中医临床治疗上遵循的原则基本是个体化的，西医临床治疗上要求的标准基本是群体化的。在比简要地加以比较说明。

在讲到中医的辨证论治时人们常常说，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病因是导致疾病的内因与外因，病机是内因与外因作用下病情变化与转归特征的理性概括。掌握疾病发病生内因、外因，明辨病情变化与转归的基本趋势之后，中医个体化的治疗原则也就了然于心了。

由于中医面前的人是“三道合一之人”，而且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心理环境、人文修养各不相同。因此要想准确认识一个人疾病过程中的内因、外因和病情变化的特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或者通过复杂而严谨的哲学逻辑思维，得以完成的繁重而艰难的脑力劳动过程。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讲，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一巨系统里，影响疾病的内因、外因、病情变化的项量太多太多。即使是一个外来病因引发的外感病，由于每一个人先天禀赋、后天长养、性格特点、人文教养、生存环境、时令气候、生活习惯、姓别年龄的不同，病情的表里虚实，病势的轻缓急则各不相同。所以，因复杂的个体差异而形成的疾病诊断、治疗的个体化，是中医突出的也是根本性的特点。

在谈到中医的临床辨证论治时，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对于这一说法进一步的解释是：同病者异证，异证者异机、异机者异治；异病者同证、同证者同机、同机者同治。这当然是对辨证论治个体化特色进一步的解释而已。不过这一解释也让我们明确地看到，决定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核心，必然是疾病过程中的临床病机。

在中医学里，疾病的名称只是一种笼统、模糊的概念，或者对患者五藏及其气、血、阴、阳不正常的提示性说明而已。中医的病名不代表临床诊断，对患者临床病机的揭示才是对患者自身不正常现象的临床诊断，才是中医临床对疾病实施治疗的根本依据。进一步讲，在中医的临床观念里，疾病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针对这一疾病过程的辨证以明察病机，也必然是疾病治疗中不断进行着并超越着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讲，中医临床的病名是笼统的、模糊的、相对不变的，而疾病过程中的病机诊断必须是准确的、清晰的而且是变化着的。只有准确、清晰的把握疾病过程中病机的变化转归，才是判断一个合格中医的基本标准。

在中医外感病的治疗上，不论从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还是从三焦辨证的角度上看，所展现的都是个体化治疗原则的灵活运用。比如，《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太阳病阶段，有中风、伤寒、温病三种基本类型；有传经与不传经的不同演变趋势；有病情较轻时三种基本类型治疗上的不同混合；有太阳病的兼证、变证；有太阳病与少阳、阳明的合病、并病；有太阳病的疑似证；更多的还是太阳病误治之后的种种虚实寒热文错呈现的坏病。上述病情都与太阳病的治疗有关，张仲景则要将上述病情一并纳入外感的辨证与治疗范围。并从种种病情之变中，推出种种个体化治疗原则和方法。这里且不讲《伤寒论》阳明病、少阳病、太明病、少阴病、厥阴的具体内容，仅就太阳病篇复杂的诊断与治疗而言，已足以说明个体化治疗，是中医临床辨证与治疗的普遍原则。

综合起来，要想真正理解中医治疗的个体化特色，则需要对“三道合一之人”为基础的，中医藏象、四诊、病机、治则、方剂、中药一系列基本理论，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全面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临床上参天地之化育，观心身之交融，守定生命之整体，专注证候之变化，谨察病机之转归，做到一人一病、一时一方、方随法变、机园法活。只有这样，才称得上以病机为核心的中医个体化治疗原则了。

什么是西医群体化的治疗标准呢？如所周知，西医流行病、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上，首先关注的是引起疾病的细菌、病毒等外来病源。在对外来病源侵犯的病灶、病位准确诊断的情况下，对同一类疾病诊断与治疗都有一套相对规范的原则与标准。具体在抗细菌、病毒的药物选择以及用量、用法上，也就随之趋于群体化规范。即使有一些差异，也只是规范过程中一些局部性、细节性的小问题了。另外，西医在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方面，群体化规范的标准则更仔细，更严格。影响外科诊断和手术治疗往往是设备的配备问题，而不是医学自身的问题。在设备齐全的情况下，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诊断为同一种外科疾病，不分男女长幼，都执行相同的治疗原则与标准。这就是西医治疗标准的群体化特点，可以说是一病一标准，万人一标准。

由于西医面前的人，是局部结构、功能的人，因此呈现在西医面前的，永远是人的局部。局部出现了病变，便对着局部认识病变，对着局部解释病变的原因、机理。在西医的基础理论里，人体被划分为若干功能系统。这些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功能系统，与一般系统理论的系统，与中医五藏与五藏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则完全不同。西医的功能系统是人身局部结构组织连成的系统，西医的人身整体是局部系统叠加起来的整体。所以，西医的临床诊断是关于局部组织与功能异常的诊断。即使在多系统同时发病的情况下，也只是多个局部组织与功能异常的相互累加而已。这在西医的临床诊上，既不复杂，也不是难题。

西医的临床诊断明确之后，临床治疗自然是关于局组织与功能异常的群体化对抗性治疗。如上所述，只要诊断为同一种疾病，不分男女长幼，都执行相同的治疗原则与标准。即使病情复杂一些，临床治疗也自然是各种个体化对抗性治疗的相加。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药毒副作用而导致的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针对局部的群体化对抗性治疗而出现的药物毒副作用，是造成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增多的重要原因。在病情相对复杂的情况下，群体化治疗基础上的局部毒副作用也随着病情的复杂而增加。这种局部毒副作用的“相加之和”的问题，是当代西医面临的无法自我解决的最大难题。

有学者谈到：“个体化的具体治疗是临床治疗的最高标准”。这是在西医一病一标准，万人一标准的现实情况下，对人类医学未来发展的一种期盼。今天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人类医学的总体模式不改变，如果西医独占人类主流医学的现状不改变，这一期盼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以为应当在这一提法中加上“中医”两个字，即“个体化的具体治疗是中医临床治疗的最高标准”就好了。这不仅准确地揭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防病治病的一贯标准，而且也为中医走向世界和未来医学模式的改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些年，国内外不少人都曾经谈到未来人类医学革命的问题。这里将多年来埋在心里的一句话说给大家：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论治走向世界之日，就是人类医学革命到来之时。

随着西方生物医学进入生命和医学的极限，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随之大量涌现。这正是当代生物医学面临的自身难以解决的最大困惑。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位一体新的医学模式。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广为传播。然而，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者，原本是三个相互不交叉的医学分支。基于本文之的相关论述，三者中的生物医学是形下性的，它是把整体生命的人视为机器一样，拆成了局部的组织器官、细胞、分了。而不以解剖学为根据的社会医学与心理医学两者，自然是形上性的了。互不交叉的三个医学分支永远不可能合成为同一的医学理论体系，生物医学面前的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必将永远是生物医学防不胜防的最大难题。从这一意义上讲，以“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为根基的中医学非存在不可，而且一定要复兴。这也正是多层次、多角度讨论中西医比较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