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白天章观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9 04: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白天章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白天章的主题，如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思想内涵等。这将有助于你围绕主题展开论述。
2. 理解背景：了解白天章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者创作意图，有助于你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和情感。
3. 分析人物：对白天章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包括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变化、行为动机等。可以从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入手。
4. 总结情节：梳理白天章的情节结构，分析情节之间的联系，以及情节对主题的揭示作用。注意不要遗漏重要情节。
5. 评价作品：对白天章进行评价，包括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深度、语言表达等方面。可以从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等方面进行评价。
6. 表达观点：在观后感中，表达自己对白天章的感悟和思考。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价值观等，对作品进行个性化解读。
7. 结构清晰：作文结构要清晰，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白天章，主体部分分析作品，结尾部分总结观点。
8.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错别字等。可以使用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文采。
9.

《火种》作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革命方向是在血与火中摸索出来的｜读+

刘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有突出的成绩。著有《战上海》《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

（《火种》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火种》面世，这本书上迄20世纪初清廷的虚假“立宪”，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剖析这三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升降浮沉，揭示共产党如何在众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找到了中国复兴之路。

这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同时，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述党的创业之艰难。

上周，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火种》作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

老山前线的“书生中校”写出了“跨界”《火种》

读《火种》感到震撼

读《火种》会感到震撼。震撼来源于真实。

安源大罢工，大部分书写到这里，都是“以胜利告终”。《火种》告诉我们，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堕落”了，他们在井下聊天、唱戏，不搞生产，煤产量急剧下降，矿上开不出工资了。罢工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劝说工人劳动，工人大骂刘少奇被资本家收买，要打他们，李立三痛哭着离开了矿山。

1927年春天的大武汉，革命形势大好，工潮中也出现了过“左”的倾向。有的要求缩短工时到4小时；有的强行关闭工厂商店、取走物资；对待劳资纠纷，不等仲裁就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和工会未能制止这些“左”的行为， 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了对立面。

大革命失败后，在“左”倾盲动路线支配下，大批忠贞的党员干部被投入力量悬殊无望取胜的城市暴动。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烈士之一周文雍，就是在广州起义失败、身份已经暴露、好不容易脱险的情况下，又被派回广州，遭叛徒出卖而牺牲。

南昌起义成功后，败多胜少，到了最后时刻，《火种》用了“兵败如山倒”来形容；反而是朱德带着打阻击的一支人马保持了战斗力。朱德在关键时刻维持了士气、抓住了队伍，转战湘南，打得有声有色，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有了6个县的根据地。不料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农民在会场上反水，当场打死了夏明翰的弟弟等一批干部。最后朱德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

这都是党在幼年时期走过的弯路，党在回顾历史时并不讳言这些错误，并且克服了这些错误，才使得革命火种保存下来，最终成为燎原烈火。读这些历史，倍觉革命的艰难、革命家的坚强、党的伟大。

刘统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他怎么能这样写？

有过“生死体验”的历史学人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老山前线，解放军中校刘统在阵地上观察炮火效果，一前一后两个战士保护着他，这是前线对他的“特别措施”。作为军事科学院派下来锻炼的副团级干部、博士，如果被敌方抓去或者被冷枪狙击，那是很大的损失。

刘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照相时，人们都把冲锋枪挎在胸前；其实我们在阵地上不是那样的，都是单肩挂枪，枪口朝下，手握扳机附近的小握把，这样一遇到情况，单手就能提起枪来开火，比挎在胸前至少快半秒钟。”

不是每个历史学人都有这种“时时处在生死关头”的体验，刘统自己也不会想到。当年他师从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导师则是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学的是历史地理学；参军，在军事科学院参与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学的是军队条令和军史战史；而当他趴在猫耳洞里，陪伴他的则是一挺大口径高射机枪，一颗子弹就能打断一棵树，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人”处在生命极限条件下的心态和情感。

这些跨界的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底色，看档案、看史料、看地图，他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写出历史的肌理。刘统说：“研究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不见得懂党史、军史、战争史，不明白游击队和根据地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我正好跨界，两边都懂，我写的《火种》，是一部跨界之书。”

王仲荦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这位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重要人物在《火种》中也有描述：“后来他退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那时我导师王仲荦是他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原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啊！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军事科学院是我国保存战争档案最全的地方。那些百战归来的老元帅老将军，在讨论战史、分析某次战争得失时的讲话，是无法复制的财富。刘统深深得益于这些历史财富。

《火种》收笔于古田会议，那么毛泽东是从什么地方入手落实会议精神的呢？《火种》告诉我们，他从两件具体的事情抓起，一是废止肉刑、不许打人，二是优待伤病员。

记者：“刘老师这样写很新颖啊！”

刘统：“这不是我的发明。”

他说了一位亲历古田会议的元帅的名字：“是他1960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这样讲的，这个讲话还没有公开，我不能引用，但是讲话启发了我。”

【访谈】>>>

研究党史，主要依靠“两个历史问题决议”

读+：为什么您在书中，写了我们党曾走过的很多弯路、犯过的错误，包括内部的一些矛盾？

刘统：革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

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意见都是统一的；可是遇到挫折和困难，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掌握住队伍、还能带着大家打胜仗，就很不容易了。这些个案综合起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火烧赵家楼，不就是青年学生临时干起来了吗？几个人一合计，《新青年》不就办起来了吗？出席“一大”的时候，谁能想到后来的事呢？当年共产党起义的时候，谁有经验和谋划呢？还不是失败的多，活下来的少。应该说，当年的革命党、知识青年都是很单纯的，一腔热血就干起来，谁去考虑那么多的后果呢？如果都是老谋深算，就没有那些英雄烈士的壮举了。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

读+：党自身对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刘统：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历史问题决议。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回顾了党对三次“左”倾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分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开头特意写了一篇“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后面有一篇“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

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非常重要，我常常说，做党史研究、上党史课，主要就依靠这两个决议。我这本书，就是严格按照两个决议的精神来写的。

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读+：《火种》从清朝的立宪改良写起，写到古田会议为止，这种划分也是比较少见的。

刘统：一般是从辛亥革命或者五四运动写起，写到党的“一大”。但是我感觉，这样不足以反映书的主题：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所以我要打破常规，从中国最“倒霉”的时候写起。那就是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推翻它。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愤然而起，企图用手枪和炸弹改变中国。吴樾、徐锡麟、秋瑾，他们抛洒的热血激励起更多的同仁前赴后继。孙中山组织革命党，以小团体发动一次次的暴动；林觉民、喻培伦的牺牲，感动了全国人民。今天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军队的政权吗？但这些革命者真的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多人的响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民国。武昌起义的一枪，成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国虽然给人民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政权还在军阀手里。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最后才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大革命风起云涌，共产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运动，与蒋介石的价值观发生本质的冲突。国民党对共产党残酷镇压，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大多是书生，不懂得怎样应对。盲动、冲杀失败后，只有毛泽东深入农村山区，走出一条独创的革命道路，共产党人才懂得怎样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怎样动员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怎样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统一战线，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命运。

历史就像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人物，他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如果不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杆，也可能是学者，是成功人士。可是他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

在苏家坡，你能看到毛泽东曾受了多少委屈，还有多么坚韧不拔

读+：在书里可以看到，您实地考察过很多革命史上的重要地点。

刘统：有时候看档案会感到疑惑，这时就需要到实地去看看，这种感受决不是在书斋里能取得的。党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没有列为景点，甚至没有挂保护单位的牌子，这些地方也要去看。

比如，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他离开红四军，去了闽西根据地，其间患疟疾病倒，到上杭县一个小村苏家坡去休养，他化名“杨先生”住在这里，房间阴暗低矮，一床一桌一灯一砚，不但没有警卫员，连一支枪都没有。敌人来了怎么办？毛泽东在后山发现一个岩洞，白天就在洞里读书思考，黄昏时确信村中无事，才返回阁楼睡觉。

其实这个地方离古田只有10里路，但是古田后来修得很隆重，而这个苏家坡遗址，只有村里挂了个牌子。但是去了那里，就能感受到档案里没有的东西。

如果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可能这时候就灰心丧气了、脱党了，可是毛泽东就等在这里，等待大家理解他、等待中央指示；在苏家坡，你能看到革命的不容易，看到一个革命家要受多少委屈，要有多么坚韧不拔。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

◎苗炜

2017年，乌得勒支合唱节，四支合唱团演唱全部150首《诗篇》，学者叶礼庭受邀在演出间歇做一场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正义的，但和观众在一起看唱诗班的演出，让他发现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安慰”。接下来的几年，他把“安慰”当作一个项目，2020年3月，COVID-19让世界陷入巨大的困境，叶礼庭出版了他的书《论安慰》，讲述了那些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艺术作品，包括阿赫玛托娃的诗、加缪的小说、马勒的音乐和格列柯的画作。

《诗篇》

叶礼庭说，“安慰”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曾经植根于宗教传统的含义。追求成功的文化不太关注失败或死亡，安慰是给失败者的。古人和现代人都有一种悲剧感，我们都承认，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有些状态我们无法恢复；有些伤疤可以愈合却不会消失。然而，面对入侵我们意识、框定我们生活的喧嚣时代，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自我控制，看看前人曾得到和给出的安慰，让我们的内心更有韧劲。

叶礼庭最先谈到的文本还是《诗篇》，“我纵使走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带给我安慰。”面对痛苦和损失，安慰有啥用？叶礼庭说，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生活对我们还有意义，希望才有可能。犹太教和基督教拒绝接受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和死亡，安慰正依赖于这种信仰，因此“安慰”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宗教思想，即便给予我们希望的意义可以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宗教有很多功能，其中一个是安慰，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受苦和死亡，以及为什么尽管存在这些事实，我们仍应该生活在希望中。笛福有一本小说叫《瘟疫年纪事》，主人公穿行于瘟疫中的伦敦，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诗篇》第91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是《诗篇》第137章，它以悲叹开始，以诅咒结束。它提醒现代的犹太人他们与祖先的关系，理解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人的持久愤怒，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种植园的黑奴也能明白其中被掳之苦，《诗篇》是被奴役的人们唱圣歌的来源，创造了美国黑人教会强大的福音传统。《诗篇》的权威不仅在于表达悲伤，还在于表达愤怒。其创造者是和我们一样的男女，他们知道放逐和失去是什么滋味，他们知道绝望和孤独是什么滋味，两千年来，无数人都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们要求上帝解释现实世界与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之间无法容忍的差距，他们问，正义为何迟迟不来，但他们断言自己知道何为正义。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像《约伯记》和《诗篇》这样的古老文本仍然具有安慰的力量。

奥勒留《沉思录》

来看看俗世之人。奥勒留，我们在电影《角斗士》里见过这位罗马皇帝，白天他跟他的将军们讨论作战部署，晚上他在营地中给自己写点儿东西。他在战役中的所见所闻让他心中不安，他看到一只手或一只脚被肢解，或者一个头被砍下来时，他骑马经过燃烧的村庄时，尸体的恶臭留在他的外衣的皱褶里，他检阅军团时，也难以忍受士兵身上的臭味。晚上睡不着，他在莎草纸上写字，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希腊文，这是他的告解室。“每天开始时告诉自己：今天我将会遇到干扰、忘恩负义、无礼、背叛、恶意和自私。”

对于一个以建造纪念碑、建立行省、征服野蛮人、扩大帝国疆域、留下自己的半身像和证明自己伟大的大理石碑文为使命的罗马皇帝来说，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时光只是在异乡的短暂逗留，那种虚无感可能更为强烈。他问自己，从一百年前的韦帕芗皇帝时代起，有什么留下来——“男人和女人忙着结婚、抚养孩子、生病、死亡、战斗、宴会、开玩笑、耕作、奉承、吹嘘、诡计、诅咒、抱怨命运、爱情、囤积居奇、觊觎权力和尊严。那么多生命没有存活下来的痕迹，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焦虑在夜深人静时加深，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戏剧有五幕，但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只需要三幕，三幕就是全部。

奥勒留死于瘟疫时59岁，死于距现今的贝尔格莱德约40公里的一个军营。他之所以不朽，并不是因为他同时代人所铭记的法令或征服，而是因为一项无人知晓的秘密活动——他在深夜中写给自己的那一本《沉思录》，后人由此看到一个皇帝也无法驾驭的困惑和痛苦，唯一的办法是，独自思考，熬过黑夜。

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

三百年后，罗马帝国衰亡，蛮族东哥特王国统治着罗马。波伊提乌出生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家境富裕，好似活在上帝的庇护中。他年轻时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后进入政坛，服务于国王西奥多里克，也正是这位国王在公元523年下令处死波伊提乌，罪名是谋反。在一间狭小的监牢里，波伊提乌陷入了绝望，“在所有不幸中，”他承认，“最不幸的是曾经幸福过。”

他提笔写作，《哲学的慰藉》是一部监狱作品。他满头白发，皮肤松弛地挂在脆弱的骨架上。一位访客不期而至，那是“哲学女神”，女神斥责波伊提乌怨憎命运，她提醒他，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一直强调的那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命运女神主宰一切，你要时刻准备着命运女神会一下子拿走赐予你的东西：爱情，家庭，孩子，财富，名誉和事业。这些本就不是智者应该信奉的东西，它们都会在瞬息间烟消云散，不能被夺走的还是斯多葛派哲学所称的内心堡垒，哲学女神让波伊提乌把注意力集中在命运无法拿走的东西上，那就是理智。

在等待行刑的过程中，波伊提乌唤醒了渊博的记忆宫殿，以应对自己的困境。“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不会是徒劳的，祈祷也不会是徒劳的。要避免罪恶，培养美德。你们要重拾信心，存诚实的指望。如果你对自己诚实，你就有很大的动力去行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洞察一切的上帝的眼中。”

一千多年之后，吉本写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说，波伊提乌那本书太含糊，太深奥，但思想的劳作可以转移作者的注意力，无畏的平静只是表演出来的，只有死亡能结束他的痛苦。被吉本称为“死亡使者”的行刑者到来，没有举行审判，就把波伊提乌捆起来，用绳子勒死他，直到他的眼睛从眼窝里伸出来，然后再用棍棒敲打。

格列柯

在西班牙小城托莱多，有一个中世纪教堂，名叫圣托梅，无数游客去那里瞻仰格列柯的画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这幅画描绘了两位圣徒安葬奥尔加斯伯爵的一幕。画面上部天堂，下部尘世。遗体降下地面，灵魂飞升天堂。奥尔加斯伯爵是一位西班牙贵族，1323年埋葬在圣托梅教堂，在1580年代，教区牧师委托画家格列柯来描绘伯爵的葬礼和围绕它而产生的传说。据说奥尔加斯伯爵下葬时，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从天上出现，帮助吊唁者埋葬他。

在画作的前景中，圣斯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法衣，正弯下腰轻柔地将伯爵的遗体放入他的坟墓。负责监督现场的是这幅画的委托者教区牧师。就在两位圣人的身后，站着十几名托莱多的杰出市民，他们穿黑色服装，衣领系着白色蕾丝。一位天使在托莱多绅士们的头顶上飘动，指引着伯爵的灵魂升入天堂。在那里，圣约翰，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在等待奥尔加斯伯爵的灵魂。

这是一幅时间错乱的画作，伯爵穿着十六世纪的钢铁盔甲，罗马帝国灭亡时死去的圣奥古斯丁和公元34年被人用石头砸死的圣斯蒂芬都打扮成十六世纪的主角模样。托莱多的绅士被画进了两百多年前举行的葬礼。这不是时代错误，而是画家要表明，时间的层次都出现在永无止境的现在，只要有足够的信仰，信徒可以居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托莱多的绅士们看到奥古斯丁和斯蒂芬的出现，也不感到惊讶，仿佛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常规的周日早晨弥撒。时间的崩溃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这幅画描绘了信仰是如何将社区团结在一起，接受超自然现象。

画家把自己画进了画里，也把自己的儿子画入其中。男孩必定是日复一日地站在画室里，看着自己的肖像逐渐成形，看着父亲试图表达他的渴望及其安慰。小男孩举着火炬站在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旁边。他大约八岁，穿着花边衣领和短裤子。他盯着画家。时间能安顿我们，它是单向的，不能放慢，不能逆转。未来是不可知的，过去是无法挽回的，对我们来说，时间以死亡告终，而对其他人来说，时间却在继续，就像我们从未存在过一样。这幅画的狂喜感正来自逃离时间的梦想。这种逃离时间的感觉只能通过艺术来想象，而不能经由生活来体验。

蒙田《随笔》

就在格列柯在托莱多创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的同一年，七百五十公里之外，蒙田开始动笔写《随笔》的第三卷。他五十六岁，仍然精力充沛，但肾结石让他疼痛难安，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经历过宗教战争和瘟疫，到老了承认，任何试图安慰自己的努力说到底都是在欺骗和“掩盖麻烦”。没有人能与我们分享死亡。人类的同理心有严格的界限，无论一个人的智慧有多伟大，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自己的判断，就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悲伤。他说，活着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前提是你接受这一切：快乐、痛苦、粪便和卑微的身体的快乐。他不信神的恩典，也不信神的怜悯，而是相信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爱与眷恋。

休谟

1734年，一位23岁的苏格兰绅士，给一位专门治疗神经病的医生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医生，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与自己的抑郁和绝望作战。但这封预约信并没有寄出，大卫·休谟在布里斯托尔的商店里做了几个月的学徒，就搬到了法国拉弗莱舍。他隐居四年，写了一本书叫《人性论》，休谟说，西方理性赖以生存的支柱——因果关系、同一性、灵魂——都是虚构的。后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无神论者。他说，祈祷和信仰都是一种错误的安慰，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来解释和忍受生活的不公和严酷，这样的虚构中并无安慰。在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文本中，他们都说，社会秩序是通过每个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以及在分工中与他人的合作来维持的，而不是依赖于对上帝惩罚的共同恐惧或对他永恒回报的希望。

贝多芬、马勒们

1804年，维也纳一位名叫多萝西娅·冯·厄特曼的23岁钢琴家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人们试图安慰她，但无济于事。贝多芬听闻此事，去她家坐到钢琴前弹奏了一个小时，多萝西娅第一次哭了出来。弹奏完毕，贝多芬站起来，握了握多萝西娅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赞美诗、圣歌、清唱剧、弥撒曲一直在安慰悲伤的人们。《弥赛亚》以先知名言“安慰你们吧，我的子民”作为开场，于1744年在首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创作于1791年。威尔第和勃拉姆斯也创作了《安魂曲》。在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中，悲伤的原因是他母亲的死亡。在威尔第的《安魂曲》中，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之死。继承这一传统的，有捷克摩拉维亚小镇上一个犹太旅店老板的儿子。15岁时，他到维也纳学习音乐。到达帝国的首都后，他在音乐中倾注了一个外乡人的所有抱负，马勒相信，音乐应该努力为“上帝死后”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提供一种超然和崇高的体验，音乐必须永远包含一种向往。他在一封信中说，“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要受苦？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笑话吗？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这些问题。”

马勒的作曲中包含自传性，第一交响曲中有他早夭的兄弟姐妹，他在1902年做《亡儿之歌》，为吕克特的同名诗谱曲。此诗为哀悼亡儿而作，马勒作成此曲四年后，其爱女玛丽夭折。马勒曾哀叹，“爱女之死，实为此曲预悼之故”。我们在第六交响曲和《大地之歌》中，还能听到马勒绵延不绝的悲伤。

有些体验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音乐有一种“漂浮意向性”，音乐是关于某物的感觉，但拒绝明确指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音乐要求听者完成其隐含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一种理解自己情绪的感觉，这是安慰体验的核心。然而在痛苦的最初阶段，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求助于音乐。一个痛苦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欣赏美。也许几年以后，你听音乐家演奏一段音乐时，回忆又回来了，音乐的潮汐效应显现。以至于你坐在黑暗的大厅里，不让两边的人看到你的眼泪，心怀感激，因为这音乐让你解脱了，安慰的工作终于开始了。这种延迟效应，有时是几年，有时是几十年，安慰可能是一生的工作。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1938年的列宁格勒，涅瓦河岸边的Kresty监狱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妇女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抵御严寒。阿赫玛托娃也在队伍中，她到这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古米列夫。这是恐怖时期，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捕。通常这些女人都不说话，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但在这一天，有一个女人回过头对阿赫玛托娃说，“你能写下这一切吗？”阿赫玛托娃说，“我能”。而后，第一个女人的脸上似乎有一种近似于微笑的表情。提问的女人可能不知道身边那女人的身份，那是个49岁的寡妇，没有收入，但她是一位最恰当的见证人。阿赫玛托娃把这个场景写在了她的诗《安魂曲》的开头。

《安魂曲》是为1930年代在俄罗斯监狱外守夜的每一位女性所写，也是为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审讯、折磨、放逐或枪决的人所写。

我们不知道队列中的那个提问的女子是否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幸存下来，我们对她的命运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微笑，我们知道她渴望自己的经历被拯救，以免被人遗忘。她可能也没有机会读到这组《安魂曲》，这首诗自1940年代开始以手稿形式流传，最终于1960年代出版。

以赛亚·伯林是西方最早读《安魂曲》的人。1945年秋，当他作为英国官员访问列宁格勒时，发现阿赫玛托娃还活着，他去谢列梅捷耶夫宫的一个空房间见她。他是二十年来阿赫玛托娃见到的第一个西方访客。她把《安魂曲》念给他听，有一次，诗人停下来说，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划分为人和——她没说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黑暗中，她的儿子古米列夫进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吃了一盘冷土豆。伯林后来回忆说，阿赫玛托娃没有丝毫的自怜，就像一个流亡的公主，不快乐也不可接近，声音平静。战争结束了，她的儿子回家了，她表达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她没有选择的召唤，也是一个她愿意承担的使命。

米沃什《礼物》

叶礼庭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安慰之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回忆了父母去世给他的伤痛。他说，我认识到，安慰既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深深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所做的最艰巨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在这种缓慢、迂回、几乎无意识的方式中，你会得到安慰。你甚至可以学会感激失败教会你如何认识自己。他说，失败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衰老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至少有一种虚假的安慰已经消失——那种自以为特殊的幻觉。失败和年长教会我们摆脱了对特殊性的任何幻想，这种幻想曾赋予你免于愚蠢和不幸的能力，但它是错觉和自我欺骗。

叶礼庭的后记是这样结束的——

1998年1月，叶和妻子在加州的家中招待波兰诗人米沃什。诗人已经87岁，流亡四十年，他要搬回家乡波兰，有时他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看到一个自由的波兰。他照顾病弱的妻子，看着她日渐衰弱直至死去，他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现在他终于回家了。米沃什给叶礼庭夫妇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叫作《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