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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06 19:50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内容作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文章的主题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2. 突出重点:在文章中,要突出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如仁、义、礼、智、信等,使读者对孔子仁爱思想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
3. 结构清晰:文章应具备良好的结构,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孔子及其仁爱思想;正文部分重点阐述仁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强调孔子仁爱思想的重要性。
4. 论证充分:在论述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内容时,要运用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观点。可以引用孔子的经典言论、历史典故、现实事例等,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5. 举例说明:为了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可以结合实际事例来阐述孔子仁爱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例如,可以讲述一些仁爱人士的事迹,或分析仁爱思想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6. 分析对比:在论述仁爱思想时,可以适当与其他思想流派或观念进行对比,如西方的道德观念、佛教的慈悲观念等,以突出孔子仁爱思想的特点和优势。
7. 结合实际:在论述仁爱思想时
“仁爱”是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学说,也是儒家的核心人物孔子的思想主张,儒家认为,只要天下实现了“仁爱”的目标,那么,整个社会其实也就可以井然有序的发展了,就不需要再像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样混乱不堪。
而现在的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儒家学说的时候认为,儒家的思想其实是一种育德育人的思想,在教育人们向善的问题上有大作用,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学说是用来维系人的道德观念的思想。
当然,当时的儒家并不单纯这么认为,那时,他们认为“仁爱”是可以拯救天下的学说,而仁爱的基础用孔子的话来讲就叫“亲亲之爱”。“亲亲之爱”是孔子所有理论的根基,也是先秦儒家进行发展和传承的根本,对于构建整个仁爱的体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时至今日,“亲亲之爱”一直都是我们的道德体系标准,也是我们从先秦儒家的思想观念里面抽象继承到的东西。与此同时,“亲亲之爱”也代表着儒家对于人性道德的美好向往,那么,“亲亲之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思想主张呢?它又包含着哪些内容呢?本篇文章,我们就来重点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说儒家的“亲亲之爱”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亲亲之爱”并不等同于“仁爱”,但是“亲亲之爱”却是仁爱的基础,也是“仁爱”对于人的基本要求,而“仁爱”虽然只是孔子的思想,但是这其中也有孟子的补充和贡献。
所以,其实当儒家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所称之的“仁爱”实际上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亲亲之爱”,第二是“忠怒之道”,第三是“恻隐之心”,在此其中,“亲亲之爱”是基础,“忠怒之道”是方法,“恻隐之心”是底线。
前两个都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最后一个是孟子的补充,而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一种递进,由此可见,“亲亲之爱”在整个“仁爱”的框架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简单点来讲,就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爱自己的亲人,第一个亲指的是亲爱的意思,是一个动词,而第二个“亲”是名词,表示的是亲人,所以,“亲亲”的意思就是要亲近爱护亲人,对此,孔子将这种“爱”分为了两类。对应的是孔子的认知当中亲人的两种类型,第一是父母叫“双亲”,第二则是兄弟姐妹。
亲父母叫“孝”,亲爱兄弟则叫“悌”,孔子说这两种爱,但凡是人就会有,而且也应该有,因此,这是不需要教育,不需要证明的,是“仁爱”的天然基础,对此,孟子也认同孔子的理论,所谓亲亲,仁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亲亲之爱”的含义却远远不止是爱自己的亲人,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理念应该是推而广之,泛而化之的,也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亲亲应该是推己度人,通过爱护自己的双亲兄弟,达到爱护别人的境界。
首先应该是顺序延伸,比如说“孝”,孝的本义是指敬爱父母,所以,孔子会说“父母在,不远游”,会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就是一种对父母的爱护和尊敬。
因此,对父母既然应该敬爱,那么,作为父母的人,对于自身的父母也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名词的解释,也就从父母推给到了祖父母,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此类推,也就推到了曾祖父母等等,总之,从孝敬父母出发,所有的长辈其实也都得到了爱护。
也就是说,所谓的“亲近父母”并不是指的某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个体,而是泛指所有人的父母、宗族和长辈,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如果每一代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这个家族也一定是充满爱的,而如果每一个家族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是充满爱的,这就是一种顺序延伸。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任何一个例外,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有一个人做不到对于父母宗族的爱护,那么,其实爱的传递就会出现问题,必然很难保证自身的儿女,也难做到“亲亲之爱”。如此一来,一个家族在爱的传承上面就会出现断层,那么,纵向的爱的表达,也就不再能够完美进行了。
所以说,顺序延伸其实也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要求,要求他们要做到对于自身父母的尊敬和爱护,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的一种监督,以自身达到要求为根本而去影响和监督身边的人也达到这样的标准,从而保证爱能够有效地传递下去,同时也能够保证在爱的传递的过程中长幼有序,代代不灭。
“对等”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所付出的情感和权利义务的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对等并不是平等,因为在儒家的观念当中,“阶级”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既然有阶级的差距,也就必定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在义务和权利方面,达到对等的标准,所以,这里的对等是指的相互之间的一种爱的交换。也就是说,不仅子女要尊敬爱护父母,父母也应该尊重爱护子女。
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到一个思维误区,我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主张是“三纲五常”,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其实所谓的“三纲五常”是后世儒家的主张,并非是先秦儒家的主张。
也就是说,孔子和孟子其实从来都没有这样要求过,因为这不仅是一种不平等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不对等的主张,但是,从他们的想法来看,人与人之间虽然不能够绝对平等,但是却是需要相互对等的。
就是说所有关系的双方,像是“君臣”、“父子”、“夫妻”,他们都必须同时提出道德要求,而且也必须同时符合同一种道德要求,没有谁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也没有谁可以不承担道德的义务。
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不能在不尊重爱护子女的前提下,要求子女单方面的尊敬和爱护,这就是一种对等,但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地位低的人自然权利少、义务多。
所以,每一种关系不可能绝对意义上平等,而且儒家本身就是一个主张阶级理念的学派,他们也不可能像墨家一样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但是,哪怕如此,也要做到在义务和情感方面的对等。
对于子女和父母来讲,父母应该爱子女,而子女也必须要爱父母,父母的爱叫做“慈爱”,而子女的爱,叫“孝顺”,如此一来,从爱子女出发,所有的晚辈都得到了爱,从孝顺父母出发,所有的长辈也都得到了爱,那么爱也就能够纵向的传递下去了。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实用并且先进的,尤其是在对比后世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之后,先秦儒家的主张显得更加的理性。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复杂的,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的支撑,要想一段关系稳定而又良好的发展,必须要达到对等的原则,没有人可以长期接受别人的压迫,也没有人能够在长期压迫别人的过程中还保持心理的稳定和健康,所以,哪怕是父母子女、亲朋好友,也必须要在达到对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再来谈及爱。
而达到了这条标准之后,兄弟姐妹之间也要相互爱护,而做到了对于亲兄弟亲姐妹的爱护,推己度人再到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等等,如此一来,有了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爱,再发展同辈之间的关爱,那么,一个家族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整体上的和平友爱。
之后再将兄弟姐妹这个概念推广延伸,即将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便可以看作从兄弟到父老乡亲,都达到了有爱的标准,再根据相互爱护的原则,一个人爱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那么,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也自然会有爱于他,如此一个社会不也就能够传递横向的爱了吗?
所以,在孔子的理念中,孝是一种纵向的,自下而上,让一个家族的所有体系都得到了应有的爱护;“悌”是横向的,由此及彼,所有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也都得到了爱,那么,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所以,通过纵向的爱,将长辈与晚辈串联在一起,之后再通过横向的爱,将同辈串联在一起,如此便构建了一张纵横天下的爱的网络,然后来达到维持人际关系和平的目的。
这一点用孟子的话来讲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相爱,由自身的家族推及到别人的家族,在自己的家族当中,纵向传递对于父母的长辈的爱,横向传递对于兄弟姐妹的爱,以此来构建一个家族的爱的体现。
再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构建自身家族与他人家族之间的联系,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将自身的老人与其他家族的老人对等来看,那么,也就传递了在不同家族之间的纵向的爱。
同时将亲朋好友父老乡亲,都当作是自身的兄弟姐妹,如此,也就传递了在不同家族之间横向的爱,那么,由一个人推广泛化出去,也就是全天下所达到的“亲亲之爱”的目标。
我们上面说过“仁爱”其实分为三个部分,“亲亲之爱”是“仁爱”的基础,有了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稳定的支持,儒家的其他学说,才有了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尤其是“仁爱”,“仁爱”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代表了君主对臣子的态度,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态度,同样也代表着儒家的政治态度。
而无论是哪一个层面,都需要有人际关系之间的爱,首先构建一个基础框架,也就是说,只有人际关系达到了一定的层次,那么,社会才有稳步发展的基础,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不断,只会为自身谋取利益。
那么,还有谁能够为天下的发展做出贡献呢?又怎么会诞生仁义道德的人去治理天下呢?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而有了这个因素,才能够继续推动仁爱的后续。
所以说,在“亲亲之爱”当中,第一步是延伸,比如,从亲兄弟延伸到表兄弟,从亲朋好友延伸到父老乡亲,从自身的父母延伸到祖父母等等的长辈,也就是说,要从自己家的老人延伸到其他家的老人,最终达到只要是老人就要孝顺,就要对他们保持尊重和爱护,同样的,只要是孩子也就要对他们保护而关心。
如此,人与人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是亲戚关系,其实就不再成问题了,也就可以将亲亲之爱发扬光大,将父母兄弟、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等一系列的有或者没有亲戚关系的人全部都联系在一起,这样也就达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标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孔子所提倡的“亲亲之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一种梳理和维持,实际上,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问题,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出现了崩塌,无论是君臣、还是父子之间矛盾不断,不再能够相互爱护和平发展,而是不断地想着如何将对方的利益变成自己的利益,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爱,没有了相互尊重,爆发的自然就是战争。
所以,维持人与人关系的稳定,是保障社会发展稳定的一种基础,其实,哪怕是现在社会,因为人际关系的不稳定而爆发的社会冲突也有很多,因为家庭观念的影响,很多人走向了极端,因为婚姻关系的缺陷,也导致了很多生存链的崩塌。
而如果人真的能够做到,像孔子理念中对于爱的构建的话;这些问题其实也就能迎刃而解了,毕竟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孔子的理念和主张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自然界讲究平衡,善良存在,自然也就会有邪恶相对而生,而孔子的理念是对于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和约束,可问题在于,道德只能够跟讲道德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本身就不愿意被道德所约束的人来说,孔子的要求和主张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
所以,孔子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划非常美好,但是往往人与人之间,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也不能完全的做到“横向爱”和“纵向爱”的发展,因此,基本上时至今日,孔子的理想依旧没有实现。
但是人们却也在向着这方面努力,或许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孔子的理想可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复杂,利益不再是人们竞相追逐的东西,社会也变得相对平稳。
当然,这只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一种设想,想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单纯地靠倡议,绝对是不够的,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不少的主张和观点,来辅佐孔子理想的实现。
比如,我们上述所说到的“三纲五常”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三纲五常”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也变成了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武器,但是,哪怕如此,先秦儒家的“仁爱”观念也是非常有价值和继承意义的。
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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