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佛香阁观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15 00: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佛香阁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主题"： - 确定作文的主题是关于佛香阁的观后感，要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2. "观察细节"： - 在参观佛香阁时，注意观察建筑的风格、布局、装饰、环境等细节，为作文提供丰富的素材。
3. "情感体验"： - 记录下自己在参观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如震撼、感动、思考等。
4. "结构安排"： - 作文要有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 - 引言部分可以简要介绍佛香阁的背景和参观的目的。 - 正文部分详细描述自己的观后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对佛香阁建筑风格的认识和评价。 - 对佛香阁所处环境的感受。 - 对参观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的思考。 - 结合个人经历或信仰，谈谈对佛香阁文化的理解。 - 结尾部分可以总结全文，重申自己的观后感，或者提出对佛香阁未来发展的期望。
5. "语言表达"： - 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避免过于平淡或生硬。 - 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等，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 注意语法和拼写，确保文章通顺易读。
6. "文化内涵"

宋代隆兴寺：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标题《隆兴寺：宋代木构大观》，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梁思成描述说：“这样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记者/艾江涛

摄影/李英武

位于正定县城东的隆兴寺，至今仍存山门（天王殿）、摩尼殿、转轮藏殿、慈氏阁四座宋代木建

古劲的庄严

从北京坐火车前往河北正定县，我们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便走过了梁思成在86年前花费整整10个小时所走的路程。

1933年4月16日，时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带着年轻的绘图生莫宗江，还有一个仆人，奔赴正定开始他的第二次古建筑调查。一年前，在完成旨在介绍清代“官式”建筑营造规则的《清式营造则例》后，梁思成意识到，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必须由文献研究转向实物调查。学社首赴河北蓟县的调查，伴随独乐寺的发现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发表，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正定，作为河北中部千余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城，宋辽时期的古建筑很多，历来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的说法。奔赴正定前，梁思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带资料中，还有一份由故宫摹清乾隆年间重修正定隆兴寺图。那时，萦绕在营造学社社员心头的问题是，如何抢在日军对华北日益严重的侵略威胁前，完成对这些古建筑的调查测绘。前往正定的车上，上上下下多是军人，隆兴寺内驻扎的正是陆军某部机关枪连的士兵。到正定不久，梁思成便得到滦东形势吃紧的消息，不得不把原定两周的调查计划缩短为一周。

与梁思成当年一样，我们此行的首要目标是位于城东的隆兴寺。隆兴寺创建于隋开皇年间，在北宋开宝年间有过大规模扩建，因寺中有宋代铸造的大铜观音像，而被当地人称为“大佛寺”。在前往隆兴寺的路上，我们已无法看到梁思成当年印象深刻的街市大门内的神龛、走廊中的柱础、跨越街道的凉棚架，今天的正定，更像一个规整的旅游城市，在每条街道路口，密密扎扎的指示牌上，写的正是梁思成当年调查过的名胜古建。

隆兴寺的建筑沿着中轴线两侧依次排列，穿过牌楼，便是寺中现存古构中最大最完整的摩尼殿

很快，在一场不期而至的薄雪中，隔着高大的寺院外墙，那些古意斑斓的屋脊出现在我们面前。1953年便成立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以下简称“文保所”），办公室就位于隆兴寺的东侧。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副所长崔伟丽告诉我，1949年前，隆兴寺已经败落，寺中和尚都走了。寺院原来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主要集中在现在仍保留完整的中路；东路原来的僧舍，如今已成为文保所的办公室；西路原本是明清以来皇帝的行宫，咸丰年间在此基础上改建的天主教堂，曾出现在梁思成的《正定调查纪略》中，如今还遗留教堂、修女楼、神父楼等几所建筑。

我们几乎是沿着《正定调查纪略》中的描述，沿着寺院的中轴线，从南往北，一步步去观看80多年后的隆兴寺。

穿越石桥，眼前的天王殿，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单檐歇山顶建筑，已不是梁思成当年所见“已极破烂，西北角屋顶已通天”的破败山门。正定文保所项目科科长王素辉告诉我，山门在2015年还进行过一次维修。作为隆兴寺四座宋代建筑之一，山门在明清时期都有过维修。除了清代添加的券窗、券门，山门檐下能够看到一排大小差异明显的斗拱，正是梁思成所说：“纤弱的清式平身科夹在雄大的宋式柱头铺作之间，滑稽得令人发噱。”

走进殿中，王素辉一一讲解梁架中的宋式结构：“宋代的梁架与清代不同，正中短的叫蜀柱，两个梁之间用斜的木头连接，叫叉手，再往下叫托脚。这种人字形的叉手，是宋代建筑的特点。”尽管山门加入了清代维修中的败笔，但主体梁架和原存斗拱仍被认为具有明显宋初建筑特点，且是隆兴寺四座宋代建筑中制作手法最古老的一座。

穿过山门，便是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仅存台基的大觉六师殿。梁思成当年所见到的上面的土丘，已被清理一空，但通过台基佛像的底座，还有残留砖墙的厚度，人们仍能揣想这座总面积达1855平方米的原寺最大建筑的盛况。

道路前方，一座造型奇特、古色古香的建筑出现在眼前，这是梁思成当年赞叹不已的摩尼殿。摩尼殿的殿身为重檐歇山顶。所谓歇山顶，是中国古建屋顶的一种常见形式，其最明显的特点是有九条屋脊：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戗脊。一层叫单檐，二层则叫重檐。摩尼殿格局的特出，在于立面重檐歇山顶的殿身与四面的歇山抱厦融为一体，而抱厦则以歇山顶的侧面，也即山面，向着四面。从高空俯视，其平面图为十字造型，当地人称之为“五花大殿”。作为宋代木构中唯一遗存的此类结构，其精妙之处正如梁思成所描述：“这样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摩尼殿内槽背壁的彩绘悬山，其中那座观音塑像重塑于明嘉靖年间，这座观音像的照片曾长期摆放在鲁迅的书桌上

摩尼殿外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体形硕大、古劲沧桑的宋代铺作，也正是明清之后所称的斗拱。与后来日渐缩小，更多作为装饰功能出现的斗拱不同，早期硕大的铺作都有承重作用的结构考虑。根据其在梁架下位置的不同，又分为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这些补间铺作中，除原来构件，又在两侧45度方向各有一个斜拱。当年，梁思成对此尤为关注：“其最引人注意之点在补间铺作之特别雄大——柱头铺作只有华拱与下昂伸出，而补间铺作则有45度斜拱，如辽宁砖塔上所常见，清代所称‘如意斗拱’的做法。”

梁思成当年判断摩尼殿的始建年代最晚也在北宋，可在1977年重修摩尼殿、发现北宋皇祐四年（1052）的题记前，一些学者正是依据摩尼殿大量采用斜拱这种辽金时期的惯用做法，将它断定为金代创建。

站在殿南面抱厦门口，王素辉为我解释那些出现在《营造法式》与梁思成调查笔记中的术语。“你看这些柱子，明显是下边粗上面细，每个柱子都是这样，这种做法叫‘收分’，收多少都有规定。柱头位置，弄成圆角形式，叫‘卷杀’。这些柱子不是垂直的，都向殿正中心倾斜，这个叫‘侧脚’。明清时候这种做法就不明显，到清代几乎没有，柱子都是垂直的。整排柱子，从中间往两侧，越往两侧越高，有一个弧度，这种做法叫‘生起’。”

步入摩尼殿，举头仰望，更为其间层层环抱的铺作与梁架所震撼，让我不期然地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宋代建筑是木结构建筑发展至成熟的阶段，这种将屋顶梁架结构完全暴露，“彻上露明造”的做法，正是那个时代建筑美学的典型特征。

除了建筑结构，殿内供奉的宋塑一佛二弟子像，还有殿内明代所绘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现存约422平方米的壁画，亦颇有可观。而在内槽背壁的彩绘悬山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尊重塑于明嘉靖年间的观音像，隔着几百年的时光，其眉目之间的微笑仍然生动真切。据说鲁迅对这座塑像尤为喜爱，1923年他在日本山本照相馆购得此像照片后，便一直陈放在自己的书桌上。

走出光线幽暗、神秘庄严的摩尼殿，穿越牌楼门，在戒坛的左右两侧便是隆兴寺里另外两座宋代建筑：转轮藏殿与慈氏阁。这两座相向而立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均为歇山顶、青瓦覆盖、绿琉璃瓦剪边、前出副阶的二层楼阁式建筑。

进入转轮藏殿，梁思成当年在门口所见的阿弥陀佛木雕已被挪到天王殿供奉，而两旁的罗汉像均已不存。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尚可转动，但已被保护起来的转轮藏。所谓转轮藏，是佛寺中一切八角形藏经书架的统称。据《正定隆兴寺》一书介绍，殿中的木制转轮藏，依据宋《营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转轮经藏制度建造。为了容纳转轮藏，殿中的柱子分别向两侧移出，这是古代“移柱造”的做法。破例得到允许，我们在黄昏的薄暮中，登上狭窄的梯子，上到二楼，进一步去感受梁思成当年对那些梁架结构的生动描述：“上层梁架因前后做法之不同，有大斜柱之应用，而大斜柱与下平槫下襻间相交接点，交代得清清楚楚，毫不勉强，在梁架用法中是最上乘。此外各梁柱间交接处所用的角替、襻间、驼峰等等，条理不紊，穿插紧凑，抑扬顿挫，适得其当，唯有听大乐队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样的锐感。”

转轮藏殿内的木制转轮藏与梁架结构

隆兴寺以前的主体建筑——大悲阁，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铸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而闻名，又名“佛香阁”

下楼时，我意外发现梁架上还残留着鸟类的粪便，王素辉告诉我，寺院现在虽然没有当年梁思成所见到的一群群蝙蝠，但依然有蝙蝠和各类飞鸟，这也是各地寺院保护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慈氏阁中供奉的是据《隆兴寺志》记载的宋代弥勒菩萨像，因其意译为慈氏而得名。慈氏阁在结构上采用了“永定柱造”的做法，底层斗拱和平座斗拱分别由地平立柱承托，平座柱与底层柱相依并列。这里的永定柱结构为国内现存最早的实物例证。

对于转轮藏殿与慈氏阁，梁思成在当年的调查中，只将其中塑像与斗拱梁架的做法判定为宋代，并未做整体判断。虽然对这两座建筑的始建年代，并无明确记载，但后来学者从转轮藏殿梁架结构、斗拱用材、制作手法及50年代重修时发现的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题记分析，应属北宋中期以前，慈氏阁则稍晚。

两阁之后便是隆兴寺以前的主体建筑：大悲阁，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铸造的铜铸金装大悲菩萨而闻名，又名佛香阁。1933年，梁思成见到的佛香阁“已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屋顶已完全坍塌，观音像露天已数十年。但就现存的部分，还可以看见内部宋代原来的梁柱和斗拱，外部却完全是清式。现住持纯三和尚在须弥座上砌建转龛，行将竣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悲阁还有两侧耳阁，均为1997至1999年重建的产物，崔伟丽称，由于是复原性质的“仿宋建筑”，专家对其评价并不很高。

大悲阁北面是增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弥陀殿，中轴线的末端则是1959年从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崇因寺迁建而来的主殿：毗庐殿。大悲阁东侧方丈院的东厢房，是梁思成当年借宿的地方。2015年，方丈院被布置成梁思成展览馆。崔伟丽还记得，几年前，梁再冰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一进院子，情绪便控制不住了。

在转轮藏殿二层楼梯上所看到的转轮藏，正是依据宋《营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转轮经藏制度建造

摩尼殿的新发现

1933年4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一周后，又于同年11月和林徽因、莫宗江再次到正定，做补充调查。1935年5月，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与社员陈明达、赵法参第二次赴河北西部调查，又补测了隆兴寺摩尼殿。

在营造社之后，对隆兴寺进行正式勘测的，是1951年7～8月间新中国组织的首个文物实地调查研究团体——雁北文物勘查团。当时古建组的组长刘致平与副组长莫宗江，均为当年营造学社的社员。刘致平在《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中记录了在正定勾留数小时期间，对隆兴寺摩尼殿的观察。“唯殿已年久失修，内部积土甚多，前二排内柱均向外倾，颇为危险，四周围墙均下沉，屋面凸凹不平，椽望多朽，宜速加修理。”这份勘察报告中还记录了慈氏阁与转轮藏殿的现状，为随后对上述两阁的维修与1977年对摩尼殿的修缮，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刘致平关于摩尼殿的描述中，还有一段话颇值得注意：“观其结构，除顶部为后代培修外，余均为金代之佳构。”也就是说，刘致平认为摩尼殿为一座金代建筑。尽管在这份简短的报告中，他并未说明判断缘由，但辽金时期建筑普遍采用斜拱的做法，而正定在历史上并未进入辽国版图，似乎为他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如此看来，刘致平对他的师长梁思成、刘敦桢的判断并不认同。梁思成在写于1933年的《正定调查纪略》中，明确提到“从形制上看来，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刘敦桢在1935年所写的《河北古建筑调查笔记》中，也提到“（摩尼殿）结构雄伟，确为宋初物”。

林洙在所写的《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则引用莫宗江晚年的回忆：“正定开元寺的钟楼，梁先生判断为五代作品，刘先生（刘敦桢）则认为它是宋代。尽管它已被后代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肯定它是唐代重建的，它的斗拱、月梁和佛光寺不同，比较接近日本早期的建筑，所以我认为它是唐代早期的作品。”

只是，刘致平的勘察报告在当时影响很大。河北文物局总工程师刘智敏参与了1977到1980年对摩尼殿的重修，她告诉我，隆兴寺在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摩尼殿的建筑年代是按照金代公布的。

刘致平的报告，似乎还影响了营造学社后来加入的成员罗哲文。在1992年出版的《祁英涛古建论文集》序言中，他写道：“摩尼殿从开始勘察、立项到揭顶、落架、拨正、安装、瓦瓦等许多工序，（祁）英涛同志都叫着我一同去，因为他知道我对这已具有早期特殊造型的古建筑很感兴趣。特别是这一建筑的年代问题，前一辈大师梁思成、刘敦桢先生意见不同，是宋是金未下定论，他和我都希望在这次大修工程中有所发现。果然，不出所料，在拆卸斗拱时，在斗拱内部发现了北宋皇佑四年的题记。英涛同志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并拍下了有北宋题记斗拱构建的照片送给了我。当时我真是欣喜若狂和说不尽的感激。”

尽管在这里，罗哲文对梁思成、刘敦桢关于摩尼殿年代问题的观点有所误解，但他与负责摩尼殿修缮工程的祁英涛，显然都对摩尼殿这座隆兴寺中最为精美的建筑的创建年代问题充满了热情。

祁英涛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的古建筑专家，为摩尼殿大修工程的项目主持人。据他撰文中的回忆，1977年对摩尼殿进行落架大修，拆除构件时发现了修建和重修时带有文字记录的木构件8件，檐墙砖、望砖186件，筒瓦51件，铁钉1件，共计246件。在有书写年代的构件中，带有“皇祐四年”墨书题记的共有4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正是1977年在摩尼殿内槽西次间阑额上皮发现的21字墨书题记：“大宋皇祐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记常寺僧守义故题”。祁英涛分析：“从题记中更可了解到于这一年的二月末立柱，故全部建成按一般情况推断，应在这一年底或者稍晚一二年。”

“皇祐四年”题记的发现，为解决建筑史上关于“斜拱的应用”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祁英涛在分析了现存辽、金几座建筑后，发现在辽代建筑中，半数以上都在斗拱中使用斜拱；金代建筑中，在原属辽的统治区域内仍在继续使用斜拱，形式上还有所发展；在北宋统治范围内，除与辽接近的边缘地区外，则很少使用斜拱。正定县在北宋称镇州，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较早与辽进行贸易的地方。因此，“正定地区在建筑上使用斜拱，很大可能是受到辽地区技术的影响所致”。

傍晚的夕光打在那些宋代的梁柱上，仿佛瞬间穿越了千年时光

一部修复史

“我参加古建保护工作比较早，1977年，我17岁，第一份工作就是修摩尼殿。”谈起正定与隆兴寺，刘智敏颇为动情。“文革”之后，为维修摩尼殿，同时也为河北培养古建筑人才，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当地办了一个培训班，刘智敏是那届培训班的学员。

边工作，边培训，1980年摩尼殿修缮完成，这批学员也从培训班结业。40多年过去了，刘智敏还记得他们使用的教材是油印的，杜仙洲讲《中国古建筑概论》，余鸣谦讲《中国古建筑构造》，祁英涛讲《宋营造法式》《清式营造则例》《怎样鉴定古建筑》，李竹君讲《古建筑测量制图》，梁超、孔祥珍是辅导员，晚上指导他们画图。“我们的画图习惯都是梁老师培养出来的。那时候的图纸是两次成图，先用铅笔画底图，然后再用鸭嘴笔描成墨线图，墨线图才能晒蓝图。各种线条的粗细全靠鸭嘴笔上面的小螺丝来调节。墨水是用蘸水笔点到鸭嘴笔里，我手腕上现在还留有被蘸水笔扎的墨水印记，已经渗到皮肤里了。”谈起当年的上课细节，刘智敏记忆犹新。

1977年8月对摩尼殿的维修，属于落架大修。刘智敏解释，“落架重修”，要将殿的顶部全拆下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筑修缮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优点是能比较彻底地解除古代建筑的结构安全隐患，维修后建筑物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安全的状态。但这种形式对原建筑干预较大，难免造成历史信息的损失，因此近些年来，不是十分鼓励。

对于刘智敏那批年轻学员来说，落架重修倒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落架，所有构件节点、榫卯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包括当时看上去十分复杂的斗拱。通过对摩尼殿柱高、梁架、出檐等进行实测，通过对一件一件构件绘制实测图、大样图，我们从认识构件名称开始，认识了斗拱，认识了整个建筑。”就这样，从当初那个上房之后腿发颤的小女孩，到把摩尼殿所有建筑构件的数字都记在脑子里，刘智敏在隆兴寺奠定了一生工作的基础。

维修过程中，祁英涛那种善于从民间工匠那里学习经验的作风，让刘智敏印象深刻。“祁先生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把真正的民间做法教给我们。有个做油工的老师傅，在做内柱地仗时调制油灰，要用猪血熬，关键配比不告诉我们。他们那会儿还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传统观念。”后来，祁英涛和他们熟了之后，终于弄清猪血与石灰的重量比为是25∶1，并写入论文，供人参考。

祁英涛的作风，与梁思成等当年营造学社的成员一脉相承。莫宗江晚年在回忆梁思成的工作时便讲道：“《清式营造则例》就是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学的过程就把图画出来的，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太吃惊了。”

在摩尼殿的维修中，壁画的揭取和维修，也是重要环节。之前，祁英涛曾经主持过山西永乐宫建筑群搬迁保护工程，已在这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祁先生全程现场主导摩尼殿壁画的揭取、修复加固和回挂。他带领我们首先对现存壁画层进行研究、分析，再做若干可能性试验，分析看哪个效果与实物相符。”刘智敏回忆道。

摩尼殿的修复，虽然总体原则采用了“保存现状”的做法，但在个别部件或构件上，也做了局部的“恢复原状”。祁英涛在《关于古建筑修缮中的几个问题》中，便提到“它的山花部位在清代修缮时被改为山花板，施工时恢复了宋代悬鱼博风的式样。此项复原，不仅节约了补配山花板的木料，还增强了整体建筑的宋代风格面貌”。

事实上，早在1954年，对隆兴寺转轮藏殿和慈氏阁的修复中，便对部分结构采取了“恢复原状”的处理方法，去掉了清初在二层增加的一圈腰檐，恢复了宋代的平座栏杆、瓦件、门窗等，但由于找不到具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资料，同时也考虑到经济问题，取消了瓦件、门窗的复原。

用刘智敏的话说，隆兴寺的历次修复工程，都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些保留在隆兴寺历代碑刻和修复报告中的修复记录，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古建的修复史。

（参考书目：《祁英涛古建论文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编著《正定隆兴寺》等书。感谢黄信、房书辉对采访的帮助）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营造学社：在古建筑里发现中国》，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1077 营造学社 ￥15 购买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mp.toutiao.com/mp/agw/mass_profit/pc_product_promotions_js?item_id=6805026723202073092"></script>

香山谈往：从静宜园百年变迁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2021年，农历辛丑年。

这一年的暮春，国人因新冠肺炎疫情被抑制近一年半的游兴彻底爆发，借着“五一”小长假的机会，纷纷出门一览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春光。

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作为昔日的皇家园林，历来是春游好去处，不但自然景色优美，人文古迹丰富，且拥有双清别墅等革命旧址——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第一站就进驻的香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建了新中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上下兴起学习“四史”的热潮。让我们一起跟随历史的脚步，游走在这个昔日皇家园林里，回顾香山百年历史，感悟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

一

香山在元、明、清时即被皇家营建为离宫别院。乾隆皇帝尤喜此地风物，因大兴土木，建成名噪京城的二十八景，并赐名静宜园，正式纳入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中。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静宜园先后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焚掠破坏。一代名园，自此瓦砾遍山，终成废墟。

翌年——两个甲子前的另一个辛丑年——清王朝被迫签下《辛丑条约》。这一事件，连同不久前的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以洋务运动为核心的“同光中兴”的失败，最终促成了清王朝10年后的覆灭。

正值春夏交接之际，风和日丽，站在香山高处，向东南远眺，可见玉泉山玉峰塔清瘦苍劲，颐和园佛香阁金碧辉煌，一副绝好的千里江山图。

其实，在1860年的那次劫难中，不独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颐和园前身万寿山清漪园，以及“三山五园”其它两处，圆明园、畅春园，均被焚掠殆尽。其中尤以圆明园最甚，以至于那场几乎毁灭了京西所有园林的劫难被统称为“火烧圆明园”事件。

在那以后，大清朝野开始正视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曾国藩、李鸿章、严复、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开明官员和学者的主导下，开始主动面向世界、学习西方以图自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洋务运动：广请洋教练制造枪炮舰船，开设新式学堂、向东西洋派送留学生……其巅峰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足以傲视亚洲的北洋海军。

远处的颐和园昆明湖静默不语。这座中国留存至今最为华丽的古典皇家园林，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洋务运动的受益者——正是这三十年的建设，大清的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才有财力重建园林。在1860年的那次劫难中，“三山五园”皆遭焚掠，但只有清漪园有幸得以重建。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颐和园却也是洋务运动的终结者——在当时列强环伺、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重建颐和园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反对。最后无奈之下，清政府以建设海军的名义筹集搜罗资金建成。当时有官员为促成此事不择手段，竟称颐和园建成后，昆明湖可用来操练水师！

这一举动的后果，造成北洋海军缺乏资金，装备无法得到更新和维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不久后的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海军歼灭，三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当年望着庞大的北洋舰队列阵于黄海之上，大清龙旗飘扬，满朝文武大约是踌躇满志、风光无限的吧。谁也料想不到这所谓的“同光中兴”，只持续了短短三十多年就嘎然而止了。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覆灭前的一次“回光返照”罢了。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这是晚清名士陈宝琛在赔款割台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忧愤而作的《感春》组诗中最为沉痛一句。至今读之，仍难以释怀。

二

当傍晚时刻，游客渐少的时候，漫步在香山幽静曲折的小道上，想象历经两次劫难的静宜园瓦砾遍山的场景，可以想见，当年国人面对此景定是悲恸不已吧。但此大恸却也促成了一种珍贵的反思：学习西方，仅学到其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是没有用的，要想中国强大，必须也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化。

这一认识迅速蔓延全国上下，形成国人的共识。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这样写道：“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的这一心路历程，代表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与香山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就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英敛之，满洲正红旗人，受康有为和梁启超影响,早年积极参与维新。戊戌事变后有感于“但言变法，不能变心，之所以无济也”，他开始以唤醒民众意识为己任。他认为“变心”最好的方法是让民众都能读书看报，以文字开启民智。于是在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因身体原因，逐渐退隐香山。但退隐后的英敛之仍以办学的方式继续其“开启民智”之事业，先后在香山创办了静宜女子学校和辅仁社（辅仁大学的前身）。此外，他还协助熊希龄创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

1917年，华北多省发生大水灾，致六百余万人受灾；灾后有大量的孤儿无人认养。熊希龄、英敛之等人因故受托创办了香山慈幼院。

于1920年正式建成的香山慈幼院，拥有从蒙养园（幼稚园）、小学、中学，到中专职校、技工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完备的教育体系，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并设董事会、评议会等西式建制，邀胡适、李大钊等著名人士任评议员，以评估教学成效。

此外，为让孩子们亲近自然，慈幼院建有动物园和植物园，还提供田地让孩子们体验农业生产劳作。可以说，香山慈幼院既是一所慈善学校，又是一所新式教育的实验基地。

这所中西结合的典范之作在当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929年，前来访问的美国记者团惊呼这处幼儿园“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甚至预言如能够继续办下去，可“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由此可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人，先搞洋务运动，失败后又学西方思想和制度，成绩不可谓不大。实际上，从教育、交通、科学、医疗到文学艺术，在各行各业他们都创造了不菲的成果，为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奈，生逢内忧外患的乱世，没有一个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一切皆如风雨中的危楼，随时可能会坍塌倾覆。

三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人心思变、启蒙盛行的年代里，来自英法德美俄日等当时世界强国的各种各样的思潮竞相被引介入中国。其中，真正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三民主义，以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潮还没正式被付诸实践，甚至还没被国人真正弄懂的时候，清王朝却在辛亥年轰然覆灭！在一片喧嚣纷乱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可惜的是，这一切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民国替代了帝制，然而已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仍然如毒蛇般盘踞于全国上下各个领域。

孙中山在短暂的喜悦后，不得不又像辛亥前那样，如精卫填海般，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发动革命。在此过程中，孙中山深切认识到，其仅仅形式上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却不顾中国实际的设计，存在着致命缺陷，这导致他在1924年做出了“联俄联共”的决策。

这一决策影响深远。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及国民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尝试到结合中国实际、发动民众所带来的力量。1926年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的北伐战争一路势若破竹，迅速打垮了盘踞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

但这是后话，孙中山并未能亲睹这一切。1924年10月，冯玉祥推翻曹锟政府，电请孙中山来京“主持大计”。等孙中山到京后，形势已变，同时因一路奔波引发病情，于1925年3月在京去世。

出香山公园北门，对面不远处就是碧云寺。在这座松柏成行的崔巍古寺中，设有孙中山纪念堂和衣冠冢。当年孙中山为革命大业携病北来，可惜事业未竟而客死北京。死后灵柩暂厝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四年，直至1929年才移往南京中山陵。但其衣物仍留原处，成为现在的“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碧云寺后院的金刚宝座塔高耸如云，庄严肃穆。站在塔下，不禁想起孙中山先生那句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遗嘱，心生感慨万千。

这句遗嘱前面还有这样的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晚年的幡然领悟，因而，对于此前不久制定的“联俄联共”大计，他至死仍念念不忘，将其精神郑重写入遗嘱。

倘若孙中山在天之灵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定会勃然大怒的吧。因为他死后的国民党，在蒋介石主导下，在北伐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背叛了他的决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攫取了胜利果实——却也注定了蒋介石30多年后的惨淡败局。

四

蒋介石的背叛并没有让共产党一蹶不振。相反，共产党走进了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更加深入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民众发动民众这一宝贵经验，逐渐壮大，并最终在30多年后打败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山公园里以双清别墅为首的八处革命纪念地旧址游人如织。不少人手举公园特别推出的宣传页，快乐地和同伴进行着比赛，每到一处旧址盖一枚纪念章，看谁最先集齐八枚印章。在中共进京第一站的香山，这种“打卡”重温红色印记的方式，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1949年3月25日，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的胜利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暂住香山，直至1949年9月21日迁往中南海，前后近半年时间。

在这里，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在这里，广泛会见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代表，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众所周知，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无论是在财力物力、人员数目，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远逊于对手，为何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一问题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长久不衰，已成“神话”。

带着这个疑问，我一一参观了这段时期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居住的来清轩等八处旧址，希望从他们办公过、居住过的地方，找到些许可以解答上述问题的蛛丝马迹。

这些建筑之前是香山慈幼院的教室或宿舍，都非常简朴，但很整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正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策划了一场场史诗般的大战役，将国民党军队打得一溃千里；也正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接见了张澜、李济深、黄炎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与他们共商国是。

对这些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尊敬，亲切相待。据史料记载，每次这些老先生到了，毛泽东都会出门相迎，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

可以想见，这些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一定会被从延安、西柏坡来的中共领导人的简朴亲民、充沛精力所惊讶和鼓舞，从而热切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镶助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来。

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生活细节一事虽小，却关乎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五

1956年5月1日，香山正式成为人民公园对公众开放。

从昔日辉煌的皇家园林禁地，到历经两次劫难后成为一片废墟，再到建成中西结合范例的慈幼院，最后到成为国人皆可游览观光、休闲健身的现代公园，香山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香山这段百余年来的兴衰变迁史，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应运而生并逐步强大。

近代以来，中国为改变内忧外患之局面，实现民族复兴，几代人上下求索，一次又一次尝试不同的变法变革图强运动，但都先后告败。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仅仅停留于器物层面学习借鉴西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失败，则显然在于无视中国现实，欲在中国照搬资本主义模式。

中国共产党早期也曾试图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蓝图，在经历多次挫折后，不断地进行总结和调整，终于找到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道路，充分唤起广大民众的热情，最终在这块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大地上实现了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

我的这趟香山访古之旅并未结束。六

在香山的这几天，我住在山脚的香山饭店。这家建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饭店，出自国际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明之手，其将中国传统风格和西式建筑完美结合一起，并融苏州园林元素入北方皇家园林而丝毫不着痕迹。行走其间，窗窗有景，景景各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后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当时国内外新形势做出的一项不但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的重大决策，中国在历经多年闭关自锁之后重新融入世界。每一个中国人的热情和能量都被激发起来了，他们饥渴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为自己的幸福生活、为祖国的繁荣强大发奋工作。

这种热情和能量带来的创造力是惊人的。短短四十多年来，中国从一个时时要为温饱问题发愁的经济落后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走完美国一百年多年、欧洲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是在继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历程再次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只有融入世界，才能变得强大。

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中国所面对的一个世纪难题，始终盘恒于国人脑中挥之不去。洋务运动等之前的求索和尝试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偏执其一端，没有做到融会贯通。

一个自信的中国，应该是兼容并包的中国，而不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一个自信的中国，应该是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中国。

距离香山饭店不远，是气势恢宏的香山寺。该寺始建于唐代，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百余年来一直以废墟的状态任人凭吊。如今这座千年古寺已在原址复建。

2012年，“三山五园”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修复工程逐步启动。至今近十年，二十八景中的绝大部分已建成开放。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有“西山三百寺之首”美誉的香山寺。

登上寺院最高处的青霞寄逸楼，远眺北京城，驰目骋怀，眼界果然为之豁然开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朱墙黄瓦的故宫，更远处，CBD一带，以“中国尊”为首的摩天大楼群清晰可见。这些改革开放后陆续建成、代表了现代化巅峰成就的摩天大楼，已和故宫、颐和园一起，成为今日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物。

传统与现在、中国与世界此时此刻是如此之和谐。

很显然，今日中国对于古今中西这个世纪难题，已然做到了融会贯通，处置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七

岁月轮回，又是一个辛丑年。只是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战火频仍的中国。

今日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全球第二，同时，创造了一系列令世界惊讶的巨大成绩，比如：中国在航天、高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的科技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建成了足以让许多发达国家羡慕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多年来的得了病不敢去医院的状况正逐渐得到解决；历时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这一成绩是巨大的，还没有别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联合国对此给予高度评介。

今日中国所获得的成就离不开世界；强大起来的中国也不忘回馈世界。

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提出近八年来，从设想一步步变为现实，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全年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35万亿美元，占我国总体外贸的比重达到29.1%。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各国均从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为阐明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14亿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

此外，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于2020年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国付出艰苦努力，这彰显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巨大决心和诚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末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陷入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至今仍在全球多国肆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中国得到很多国家支持和帮助，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在产能有限、自身需求巨大的情况下，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还为全球供应了2800多亿只口罩、34亿多件防护服、40多亿份检测试剂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提到：“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

相信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会在此关键的历史进程面前，引领中国人民，和全球所有爱好和平和发展的国家一起，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刘峻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