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红日 读书笔记》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0 09: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红日》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标题：给文章起一个简洁明了、有吸引力的标题，如《红日：一部描绘战争与英雄的史诗》。
2. 引言：简要介绍《红日》这部作品，包括作者、出版时间、作品背景等，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这部作品的初步了解。
3. 概述作品主题：概括《红日》的主要内容和主题，如战争、英雄、人性、爱情等，让读者对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4. 人物分析：挑选几个主要人物进行分析，如主人公、反派角色等，阐述他们的性格特点、成长历程以及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
5. 情节分析：选取几个关键情节进行详细分析，如战争场面、人物关系变化、情感冲突等，揭示作品中的矛盾和冲突。
6. 语言风格：评价《红日》的语言风格，如叙述手法、修辞手法、描写手法等，分析其对作品主题和人物塑造的作用。
7. 思想内涵：探讨《红日》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性光辉等，阐述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和启示。
8. 个人感悟：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谈谈阅读《红日》后的心得体会，如对战争、英雄、人性的认识等。
9. 总结：总结全文，强调《红日》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朴素与平凡中的壮阔与伟大——读红日长篇小说《驻村笔记》

红日作品《驻村笔记》。资料图片

2021年2月25日，就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之际，我打开了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作家出版社2021年2月第2版），走进了红山村，和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的队员一起，感受到那片贫瘠而又火热的土地的芳香，真切感受到席卷中国大地的脱贫攻坚这一伟大战役的波澜壮阔和动人心魄。

读完作品，掩卷沉思，到底是什么力量打动了读者？再次流连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脑海跃出四个词语：朴素，朴实，真实，真诚。我想，这就是作品打动人心的核心，这就是《驻村笔记》的美学品格。

朴素，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最高原则，所谓“见素抱朴”“道法自然”。《驻村笔记》采用了似乎是最原始的“笔记”形式，以第一人称的内视角来叙述脱贫攻坚的故事。其实这种“原始”的、似乎“笨拙”的形式，却是最聪明最贴切最自然的审美形态。我们都知道，以自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美学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以诚为尊、以信为美。可见，红日深谙其道，他以朴素的“笔记”，让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士所亲历的故事，所见所闻所感，真实真切真挚。“我”所记录下来的一幅幅画面、一个个事故、一组组人物，是那么生动逼真，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小说”虚构的成分。我们企图对故事进行抽象的归纳时，脑海里显现全是“真实”这个词语。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作品开头的片段：

乙未年九月初五傍晚，我和冰儿、国令、阿扬、阿才抵达红山村村部。联络员阿才向“前指”报告，河城县天马乡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分队奉命到达指定位置，进入前沿阵地。这既是报平安，也是报考勤，相当于往出勤栏上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圈定了我们的具体位置和攻坚方向。

作品开篇很自然地引出了故事的几个关键的主人公，点出了故事发生起始时间与地点。“前指”“奉命到达”“前沿阵地”“攻坚方向”，这些用于战场的普通词语的出现，让一个故事平常的开头，充满严峻感、庄严感和仪式感，它告诉读者，这绝不是儿戏，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战争。

接着，作者以简洁朴实的笔墨写驻村伊始的感受并把读者带入具体的环境：

进入具体位置，我们闻到具体的味道，树木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谷物的味道和牛粪羊粪猪粪的味道。这是一种召唤的味道，浓郁而执着。对面是一座山，崖壁上仿佛涂了油漆，猩红一片，像依依不舍的晚霞。晚霞也是有味道的，炊烟的味道。

红山村的“味道”是一种“召唤的味道”，“炊烟的味道”即“民生”的“味道”。从此，责任感、使命感与那座山、与那“炊烟的味道”如血脉，紧密相连！

一个看似平淡的开头却蕴含很丰富的内涵，为后续精彩的故事做了引人入胜的铺垫。

黑格尔在论述“艺术美的理念或理想”时提出：内容（理念）决定形式（显现的形象）；只有本身真实的内容表现于适合内容的真实形式，才能达到艺术美。（《美学 第一卷》P9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显然，红日在创作《驻村笔记》时，正是把脱贫攻坚的“真实的内容”，“表现于适合内容的真实形式”——“笔记”及“内视角”，因而到达了“艺术美”。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艺术之所以抓住这个形式，既不是由于他碰巧在那里，也不是由于除它以外，就没有别的形式，而是由于具体的内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实在的，也就是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美学》第1卷P89）

现实中的红日就是市文联主席，也确实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担任过驻村第一书记，与《驻村笔记》中主人公“毛一”一样的身份。作为精准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亲历者之一，再现和反映这段波澜壮阔的故事时，采用“笔记”与“内视角”这些形式，其实就是“由于具体的内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实在的，也就是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这是红日小说创作的一次审美的自觉。这种审美自觉是作家在长期的艺术创作中积淀下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必然，一种智慧。

因此，《驻村笔记》让我们感受到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的朴素之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红日（左二）到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作者供图

塑造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驻村笔记》刻画的人物主要有那么几组：

扶贫攻坚小分队群体：毛志平（“毛一”）、冰儿、阿才、阿扬；村干部群体：韦壮志（老瘸）、吴海龙、胡宗强、谢李青、覃文科、覃理科、覃综合；乡县市领导干部群体；退休老干部群体；扶贫热心人士、社会贤达群体。

《驻村笔记》所刻画的这些人物，没有“高大上”，也没有“矮恶丑”。他们都是很朴实的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短板；有“壮举”也有“糗事”。

例如，下到红山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市文联主席毛志平，也和很多扶贫干部一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甘于奉献，思路缜密，处理问题，机智巧妙，富有智慧；他善于动员社会力量加入扶贫；红山村屯级公路的启动资金不足，他甘愿拿出自己的10万元创作稿费；村支书“老瘸”的病促使他想方设法，借助爱人的关系争取到医院义诊，给村干部和村小老师做一次免费体检的机会；他一则短信息，巧妙挽救“老瘸”和分管村屯公路建设的分管领导干部的过失；由于扶贫驻村，父亲病逝前后，一直未能在身边尽孝；他善待村民，爱护干部，爱家庭，爱家人，爱同事，是一个深受村民爱戴的优秀的扶贫领导干部。但是他也不是完人，有时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甚至“出丑”：比如在奉命拆掉“天桥”之后，没有设立警示标志；第一次走过“天桥”时由于恐高而吓得尿裤子……

读着作品，我们会看到有个性，有弱点，有喜怒哀乐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他的朴实和真实，让我们看到了千万个第一书记和扶贫干部的缩影。

村支书“老瘸”纯朴、厚道、热情，有执行力，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坚守在村支书的岗位上。自从精准扶贫攻坚小分队进驻红山村以后，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和“毛一”配合默契，为小分队顺利开展工作排除了不少障碍。就是自己病倒了，还一直惦记村里的工作。他爱家人，对一起上山打柴摔伤落下残疾的妻子不离不弃，悉心照料，对独子也是爱护有加。可是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受其他村干部影响，也加入了道公的行列（但是工作队进驻红山村以后，他再也不去做法事）；为争取到修建村屯公路的立项和经费支持，不惜冒险违纪动用县里拨下的生态林补偿经费去打点相关分管领导。一个村支书的难处、闪光点、弱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老瘸”就是当下我国农村村干部一个典型形象。朴实无华，有优点，有瑕疵，接地气。无数像老瘸一样的村干部，他们生活、工作在基层，生存于上级与群众的夹缝之中，他们是“出气筒”，是“责任人”，是“润滑油”，是“桥梁”“纽带”。没有他们，工作无法开展，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脱贫攻坚很难取得真正的胜利。

《驻村笔记》的“内视角”决定了作家并非“全知全能”，有限的视野倒也为他节省了很多笔墨，但又从另一方面考验他的笔力。因此，刻画“我”以外的人物时如何更加简洁传神，应该成为红日创作过程的一道难题。红日很好地化解了这道难题。

不妨举个例子。在叙写扶贫攻坚小分队驻村的欢迎仪式后，作品有这样一段描写：

会议研究了近期需要做的一些事务。老瘸汇报说：眼下需要制作一幅精准脱贫攻坚作战图挂到墙上，我们不会画画，制作不出来。国令当即表态，这个作战图他来制作。老瘸猛地拍了大腿：就说嘛，你们来了就不一样。冰儿问到：楼上栏杆的标语谁写的？老瘸解释说：上面统一制作的，上个星期才从乡府拿回来挂上去。冰儿说：这幅标语有问题，“当心”这个词值得商榷和推敲。“当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注意、小心的意思，这个词在标语里显然有质疑脱贫攻坚甚至有违抗之嫌。谢李青将信将疑：上面制作下来应该不会错吧。冰儿瞥他一眼：不要以为上面什么都是对的，上面也有做错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说过，对待问题处理问题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冰儿建议，取下这幅标语，再说精准扶贫不是挂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同意冰儿的意见，同时建议将楼上村“两委”的牌子拿下来，挂到大门左右两侧，把那些重复的可挂可不挂的牌子撤下来。老瘸战战兢兢道：这恐怕不好吧，上面那些要我们挂牌子的单位和部门会怪罪的。我安慰老瘸：不用担心，上面也有规定不许乱挂牌的，那些牌牌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精准扶贫，首先要勇于跟形式主义作坚决斗争。

这段叙写，用白描的手法，极其简省地刻画出了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北方男孩国令的热情爽快；记者出身的冰儿的敏锐直接；毛一的正直担当；谢李青的盲从；“老瘸”的胆怯。同时，红日也以这个场景，不动声色地写出精准扶贫攻坚小分队的能力和觉悟，村干部水平与能力缺陷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工作压力，折射出脱贫攻坚战的难度，为后面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塑造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红日（后排右二）到贫困户家中走访。作者供图

我们不难发现，红日在作品里刻画人物时，很注意与“笔记”这一形式的审美特质的高度吻合。写“我”的时候，笔墨稍重；写“他人”时，常常是寥寥数笔，点到为止。让读者感觉到那些人物形象，确实就是“我”的“笔记”中记录下来的所感所见所闻，是那样的丰富、朴实而生动。

人物的生动鲜活，也是由于他们身上倾注了作家真挚的感情。

例如，在“我”与工作队员国令进入第一家调查评分的农户家时，作品这样写道：“年纪较大的男孩转着乌黑的眼睛，那一双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你们是什么人？”没有对山村孩子的爱怜之情，哪会有对孩子眼睛描写如此传神之笔；

又如，进入第二户特殊的贫困家庭调查，老太婆哭诉家庭情况后，作品有这样浸透深情的描写：

老太婆左右两边搂过三个小孩说，左边这两个是老大的，右边这个是老二的。老太婆拐过右手来抹眼泪，可是够不上，窝在她怀里的小男孩，用一只脏兮兮的小手替她擦拭了。那只脏兮兮的小手，仿佛奶奶的一张小手帕。国令从包里掏出三块饼干来，递给孩子们每人一块，小男孩过来接过饼干后，依偎到国令的怀里来，他用小脸蛋轻轻地磨蹭着国令的下巴。国令侧过身来对我说：这孩子会感恩，将来肯定有出息。

再如，写“我”和国令第一次去到村支书“老瘸”家时，以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老瘸”瘫痪的妻子冬梅“充满了一种自豪”的叙述，勾画出“老瘸”性格中充满爱与担当的一面，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作家对人物倾注的敬佩与赞美之情。

还有作品写到年仅二十八岁的陈老师下乡扶贫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冰儿哽咽着给“我”复述的一个细节：

陈老师怀里抱着一个书包，双手抱得紧紧的，怎么掰也掰不开她的手。冰儿将书包的拉链拉开，里面有一本新华字典和一双运动鞋，冰儿俯下身子轻声地问道：陈老师！这个书包是不是送给帮扶户的孩子呀？说着掰着陈老师的手，还是掰不开。冰儿再问道：是不是送给一个叫罗红霞的小学生呀？只见陈老师的手突然一松，书包从她的手里滑落下来……

字字含情，句句含泪。读后，我们无法抑制内心那份深深的感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红日在谈驻村担任第一书记的体会时说：

……贫困户分数线尚未公布时，我在村里看到的是一种眼神，分数线出来后，我看到了两种甚至是三种以上的眼神，这些眼神常常令我彻夜难眠。

……驻村让我看到了第一书记、工作队员长的什么模样，他们真实的形象是什么。他们穿着红马甲，一身疲惫，满眼血丝。他们有的辞别娇妻幼儿，有的是把父母托付给亲戚邻居，毅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他们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打电话接电话，汇报一个又一个数据，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用心做事，倾情为民，为群众铺路搭桥，盖房蓄水。他们帮助贫困户就业找门路，自己的配偶却在家待业。他们千方百计动员贫困户搬迁到异地安置点，自己却住在阴暗的出租房里。他们一年见到父母没几次，却天天见到帮扶户。他们把村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驻村工作当作家务事来做。

红日把这种刻骨铭心感受和感情，融入《驻村笔记》的字里行间，使其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力和审美穿透力，深深打动了读者。

红日（右三）慰问贫困户。作者供图

《驻村笔记》记录“我”率队进驻红山村开展精准脱贫攻坚的经历。“笔记”这一“形式”决定了故事情节必须用顺叙的手法，按时间先后顺序展开故事情节，具有“线性”的特点。而《驻村笔记》故事的“真实”首先正是源于此。

与此同时，作品中对精准扶贫攻坚小分队工作的详实记录，更是让读者获得一份真真切切的“真实感”，体会到精准扶贫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诸如按照“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入户登记的过程、内容、各种规定，所罗列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表格：“预脱贫困户档案材料清单”的26项内容；每个工作队员要填写的28种表格；加上入户调查遇到的农户各种复杂情况；认定贫困户之后的各种矛盾；等等。强烈的现场感和纪实性，让我们感觉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报告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驻村笔记》作为小说，叙述“线性”故事的“真实性”不是平淡如一条直线，而是更加注意情节的波澜起伏，注意故事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上部”为例，情节大致如下：工作队驻村——入户登记——路过天桥，引发风波（冰儿的报道引发拆桥风波，拆桥引发道长老人之死）——拆除天桥之后修建屯级公路迫在眉睫，项目立项、经费筹集之难。以“天桥风波”为情节的高潮，围绕这个高潮，前前后后又旁逸斜出很多枝蔓，引发很多人物和故事，展开很多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可以说，《驻村笔记》不仅以题材取胜，以朴素，朴实，真实，真诚取胜，也以生动曲折的情节取胜。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绝不是浪得虚名。

《驻村笔记》应该是一种国家记忆。它以红山村真实的故事折射出我们国家这场脱贫攻坚战役的波澜壮阔，以一群加入扶贫行列的人们那些平凡细微的扎实工作，显示了中华民族战胜贫困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英国著名美学家罗杰·弗莱有一句名言：文学艺术是“具体化了的历史”。有学者认为：“文学文本作为历史的备忘录，它不但描述了过去，同时还反映了某个特定时期人们对过去的思考与理解。更进一步说，它又揭示了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作家或史家对往事的评价与看法。这就意味着文学文本在把历史具体化时，不但把作为对象的外部世界的面貌呈现出来，同时也将人们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看法与见解具体化了。”（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P171)《驻村笔记》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它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决战贫困的一本“具体化了的历史”。它以朴素真实的文学之美感动着读者，以“具体化”的形态铭记着历史，从而具有文学、史学和美学的三重价值。

作者黄兴林。作者供图

（作者简介：黄兴林，男，壮族，原籍广西凤山，广西作协会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影视评论、文学评论、学术论文近300篇。文学研究论文《“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曾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从戎不投笔——父亲吴强创作小说《红日》的前前后后

小说《红日》是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问世的。它描写的是陈毅、粟裕指挥下的华东野战军在1946-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大战役的故事。那时父亲吴强在这支部队的六纵队（军）任宣教部长，亲身经历了小说中呈现的那段辉煌战争史。父亲并不是军人出身，他是苏北涟水人，年轻时从贫苦的家乡出来到上海求学，上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艺作品，是一个文艺青年。1938年抗日烽火燃起时，父亲到皖南加入了新四军。从此，战火硝烟把他磨炼成了一个军人。时任六纵队政委江渭清说，父亲是“从戎不投笔”。

　　孟良崮战役胜利的第二天，山上抬下一具尸体，停在了父亲的宣教部门前。抬担架的一位战士，将一封信交给父亲说，这个人是在敌七十四师军部拒不投降而被击毙的，纵队首长命令我们将尸体抬回验明正身，请你们执行。父亲便找来几个国民党俘虏军官，把他们领到尸体前。一揭开包裹尸体的毯子，那些俘虏立刻垂头哭丧，有的大哭道：是张师长，是张师长。有个军官还指着尸体上的伤疤历数张灵甫“战功”。父亲当即厉声喝止，张灵甫为蒋介石卖命，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们还为他摆什么功劳！

　　看着门板上的尸体，想到一年前，他还是骄横不可一世的蒋介石王牌军的将领，父亲顿时萌发了创作灵感。他在回忆写作小说冲动时说，“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

　　写到动情处声泪俱下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战事繁忙。父亲只能在行军打仗的空隙每天写笔记收集资料。令他心痛的是，在孟良崮战役两个月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船翻了，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了。

　　直到1949年冬天，父亲随十兵团南下进驻厦门岛。眼前大海的波澜，激起了他对战争生活的回忆，父亲便着手整理以往断断续续的思绪，动笔构思打张灵甫的故事。他怕写不好，怕自己表现不出这样巨大的战争生活题材，对不起他生死不渝的战友，尤其不愿意让他心爱的人物在他笔下死去。写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惊动了时任十兵团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以为父亲遇到了夫妻感情问题，前来安慰，弄得啼笑皆非。

　　同时父亲又感到，不把这个故事表现出来，心里不安，而且有一种犯了罪的感觉。于是他反复酝酿故事结构，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众多的生活事件中选取精华。

　　想到涟水战役，那是六纵队与张灵甫七十四师的第一次较量。父亲亲身参战，奔波在前线指挥部和火线之间。然而这次战役终因敌强我弱，被张灵甫占领了涟水城。在涟水失利的那天，父亲正骑着马去火线上传达军首长的战斗指示，迎头碰到从火线撤下来的浑身尘土、扎着绷带的战士，告诉他，“不要去了，敌人进了城”。望着自己的家乡又处在敌人的践踏之下，格外伤痛，父亲与六纵队上上下下一样，要向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讨还血债。

　　小说构思便从涟水战役失利开始入手。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几万字的故事梗概和人物小传，小说最初的轮廓便成型了。暂名为《仇敌》。

　　1952年，父亲离开了部队，到上海工作，有了创作的时间。

　　1954年夏天，父亲遇到即将离任上海市长的陈老总。陈老总鼓励父亲说“你在上海好好干！”父亲随即说：我正在为一个长篇小说做准备，创作提纲已拟好，希望你支持，对有关的领导说一声，给我一点时间。陈老总爽朗地一口答应：“可以！”

　　1956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市领导批准的创作假，避开嘈杂世事，在大箕山的疗养院里，一字一句，一节一章，专心致志地写小说。那时他全身心都投入了进去，创作激情犹如开闸的水，倾泻至他的笔尖，以至通宵达旦。写到激动时常为书中的人物掩面而泣泪流满面，常常写上一段，觉得不行，扯掉，再写一段，又不行，又扯掉……然而，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写作间隙还曾请李子云等几位作协同行来大箕山访游。父亲说当创作的意图和人物的内心愿望相一致的时候，他的笔触和心情顺畅如流，脑海里的人物呼之欲出。团长刘胜在攻打孟良崮山头牺牲那段，是父亲的得意之笔。临死的时候，刘胜拿出苏维埃的新票子交党费，托警卫员照顾他老母，一个农民战将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原来只打算写25万字的小说，到最后写了40万字。

　　1957年初小说脱稿了，经过前后十多年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实际下笔写作，包括修饰加工，总共用的工作日，不过二百四十天。父亲废寝忘食写作小说，瘦了30多斤。

　　完稿时，父亲对开始拟定的书名《仇敌》不满意。他想到我军将红旗插上最高峰孟良崮的胜利景象，便将初稿更名为《最高峰》。先打印了几十本给相熟的同志，征求意见。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打印稿交给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请江渭清决定。看了打印稿后，江渭清喜气交集，先将父亲好好熊了一顿，因为书中番号是真的，六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帽子底下有人，成绩怎能只记到六纵队身上？当时的父亲，坐在他跟前，一口一口猛抽烟。其实江渭清、王必成在内心都为小说激动不已，可又担心被读者对号入座。江渭清日后曾为此倾吐衷肠，“我熊他，我矛盾，我解决不了这个事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请求战友的宽恕和谅解”。

　　粟裕将军看了打印稿后，对书名提了意见，认为这个书名容易使人感觉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最高峰。

　　一天早晨，父亲从梦中醒来，看到从窗外映射进来朝阳的光辉，他忽然感到把小说定名为《红日》是再合适不过了！正是全歼七十四师的时候，太阳的光辉冲破云层，照耀着战士们，屹立在孟良崮峰巅。

　　父亲说，《红日》这个书名，是遵从粟裕将军的意见，在后来改用的。

　　《红日》中描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的形象。

　　军长沈振新是父亲最先酝酿的人物。在刚开始的时候模特儿就是当年六纵队的司令员王必成。可是写好以后，则和模特儿不大相同。父亲说，因为年长岁久在军部，我认识和熟悉的像沈振新这类的人物就多了，沈振新式的军一级的指挥员们的精神面貌也就自然地汇合、集中到一起来。比如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四纵队司令员陶勇，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他们坚定爽朗而有英雄气魄，也都是父亲熟悉的人。所以许多细节，取自不同的人。

　　父亲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些将军。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不要看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有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能够动员队伍，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

　　《红日》中的副军长梁波则是与沈振新有不同风度、性格的军首长。在任何时候他都谈笑自若，诙谐儒雅。他的原型主要是六纵队副司令员皮定钧。司令员王必成也曾拍案叫绝：“有他个吴强的，那个梁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皮定钧嘛。”当年六纵队的政委江渭清则主要是书中军政委丁善元的原型。

　　连长石东根也是源于生活的军人形象。石东根醉酒纵马的情节也是书中父亲得意的一笔。在莱芜战役中，石东根一个连，俘虏官兵一两千，他被这从来没有过的胜利，一时冲昏头脑，又喝多了，便冲动起来，披起缴获到的国民党军官服装，跨上缴获到的高头大马，在大路上得意洋洋地奔跑起来。被军长批评后，他认错检讨，上交了所有的战利品。当年参战的许多人赞扬这一段写得生动，反映了打胜仗后普遍存在的心态。

　　可是这段情节从开始就遭到异议被指责为贬低解放军形象。陈老总则说：我还就认为那个连长写得好！石东根那样的连长没有吗？解放军的连长都是泥塑木雕的死家伙？

　　写张灵甫，父亲所费的思虑并不比写沈振新、梁波他们少。他找了一些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七十四师的旅、团长以及中下级军官、士兵做调查，了解有关张灵甫的历史，指挥作战、人事关系和生活习惯等，作为塑造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的参考材料。张灵甫刚愎自用，他爬上孟良崮，企图中间开花，与我华野部队决一死战。在我军全歼七十四师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离孟良崮只有三公里。粟裕将军后来见到父亲时说，打七十四师那一仗是费了大力气的，好险啦，我手里是捏着一把汗的，把敌人写成烂豆腐、草包，那还能显出我们的强大来？

　　就在文艺处审稿的时候，父亲决定将小说交由中青社出版，并希望在当年的“八一”出书，作为建军三十年的献礼作品。当父亲将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定后的定稿，交给中青社时，离“八一”只有三个多月。父亲和编辑部之间就修改问题，通信十几次，互相体谅，密切配合，十分愉快。父亲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书稿由于修改又退还给我而耽误你们的工作时日，我是不曾想到的，但对我却仍有益处。

　　在1957年的建军节前十天，中青社发出《红日》的第一版，并列其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这部四十万字的军事文学长篇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出版后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部作品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劳动的成果，没有军民的战争活动，没有领导、组织及许多他人的意见、批评、鼓励，是不会获得如此轰动的。陈老总一直关心和支持《红日》的创作出版，1960年他告诉父亲说，他看过了小说，并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作为告诫和鼓励。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安排《红日》的重印。现在的《红日》是依照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版本重排重印的，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则全不改动。

　　1960年1月父亲吴强同意由天马电影制片厂（上影厂前身）将小说《红日》搬上银幕。汤晓丹听到由他和汤化达为导演和副导演，瞿白音为编剧的消息后，立刻回家读了《红日》。他说“我对小说爱不释手，我对作者无限敬佩…… 我立誓花大力气拍好《红日》”。父亲向电影创作组提供了几位原型人物，如皮定钧、陈亚丁、颜伏、江渭清、彭冲等同志。编剧导演们采访了这些同志，不顾二月严寒，实地走访了从江苏涟水到山东孟良崮各个战地。瞿白音很快拟了一份故事梗概，每晚与父亲讨论剧本，常至夜深。他一连改了五稿，才满意地拿出了《红日》电影剧本。汤晓丹导演精益求精，拍片中一遍遍要求“重来”，终于在1962年完成了影片拍摄。

　　在将小说搬上银幕的两年多里，父亲 一直用“与人合作的宽厚态度” 尊重三位编导。汤晓丹赞赏他“真是大艺术家的气度”。父亲也从此与瞿白音和汤晓丹结为莫逆之交。

　　1962年8月样片出来后，石东根酒醉纵马情节在审核中能否通过又引起争议。电影上报经中央文化部审查后，陈毅副总理给予高度评价、拍板通过：“拍一部电影不容易，就这样，放吧！”于是《红日》电影在1963年5月正式上映并当即得到了全国观众特别是部队战士的喜爱。王必成司令员专门带了前线话剧团到上影厂看影片，看完后长时间鼓了掌。值得一提的是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也随电影流传，成为人唱人爱的歌曲。作曲之一的杨庶正说，那句“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的歌词，是父亲提议的。

　　这部电影对小说再创作的成功，使得小说走进了更多读者观众的心里。

　　《红日》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四万五千册，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共印刷近200万册。《红日》的生命力如此持久应该归功于创造这段历史和那些为之流血奋战的勇士。在修订本序言结尾，父亲抒情地写道：“看到美好的今天，瞭望更美好的明天……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我来说，是永远的。”（吴旭峰 吴小庆 尹彦 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