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江城 读后感》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1 12:57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江城》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江城》这本书的哪些方面展开，如人物、情节、主题、写作手法等。
2.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有明确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3. 引言部分： - 简要介绍《江城》这本书的作者、背景、主要内容等。 - 提出你的读后感主题，如对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的看法。
4. 主体部分： - 分析书中的人物形象，如主人公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等。 - 探讨书中的情节，如故事发展、高潮、结局等。 - 阐述书中的主题，如人性、社会、历史等。 - 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如语言风格、叙事技巧等。
5. 结尾部分： - 总结你的读后感，强调你对《江城》这本书的总体评价。 - 表达你对这本书的感悟和启示，以及对你个人成长的影响。
6. 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生动的语言，避免口语化、模糊不清的表达。 - 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等，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7. 观点明确： - 在读后感中，明确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江城》书摘

“充满着坦率、热情、洞察力和亲历接触，《江城》雄辩地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当代中国。读来精彩。”

--哈金（美籍华裔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书摘一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摘自《江城》

译｜李雪顺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开始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按理说，不应该那么简单的——我们学习的第一首诗是莎士比亚写的，这教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我先是讲了一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格式，然后把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分成了若干片段，分发给学生。后来，我们又复习了一些诗歌术语和古英语。接着，我就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把这首诗的顺序排列出来。尽管我给他们排出了第一句，但还是以为他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揣摩一下那首诗的基本内容，以便对诗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学生对着那一首支离破碎的十四行诗琢磨起来，而我则对着乌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货船凝视出神。

一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任务。有些小组只是勉强完成，但每个班都有两三个小组拼得一句不差：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的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此处采用屠岸的译文。——译者）

而且，他们也理解了诗歌的形式，他们能够把这首诗拼合起来，也能够把它拆解开。他们能够标出诗歌的韵律——他们知道每一行有哪些重音，他们能够找出不和谐的读音。他们诵读着诗歌，在课桌上轻轻地打着拍子。他们仿佛听过十四行诗。这样的事没有几个美国学生能够做得到，至少以我的生活经历看来如此。我们美国人读的诗歌不够多，无法分辨其中的音律，这种技能就连受过教育的人都失传许久了。但我涪陵的学生仍旧保留着它——不管是电视剧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有针对性的破坏，没有什么东西撼动得了这样的技能。

随着时间推移，我差一点就要自愧不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要说对诗歌的欣赏，美国人也快赶得上不分彼此了。能够把一首诗歌背诵出来，并切分其韵律，这样的美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诗歌好像从来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或沮丧。唯一的障碍是语言、生词和古词。因为这些障碍，他们养成了绝好的耐心。我们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仔仔细细地复习了一遍，及至最后，将它升华到了诗歌的不朽性这一高度。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

几个学生摇了摇头——毕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诗了——但其他学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问他们，那名女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英国，”阿姆斯特朗道，他我问题的次数最多。

“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大约在公元1600年。”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过了一会儿，我让他们描述，他们在那一阵静默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莎翁情人：

她的肌肤像雪一样洁白，像冰一样光滑。她的长发像一阵阵瀑布；她的眼睛如此迷人，你一见到她就永远忘不了。她的身材丰满而高挑，小嘴像红玫瑰，眉毛像柳叶儿，手指纤细如葱根。

她看起来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纤巧优雅的莲花。她长发如瀑，眉如弯月，樱桃小口，眼睛明亮，温柔如水。

她身材纤细，长着一头黑色长发。眼睛大而明亮，充满了柔情和羞涩。她的眉毛像两片柳叶儿，双唇显得十分生动。她的皮肤如凝脂般白皙而柔嫩。

她的头发有如金色的波浪；她的肌肤平滑得让人怀疑它是大理石做的；她的腰肢软得像水草，十指纤纤如葱根。

她有如乡下姑娘一样自然而平凡的美丽。她像水晶一样纯洁。她就像一首流淌的诗。

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很美，也有些忧郁。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她看起来就像其中的一个——王昭君。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可以形容她们美丽的字眼，因为她们美得无法形容。我们只能说：

她们很美。看他们所写的读后感，我有一种强烈而清新的感受，这在以前其他学文学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学的是外国素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换着陈腐的题材：我不知道中国古诗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葱根，而他们也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不朽之处已被人评点过无数次，在注脚处都标着号码，几乎不再成其为诗了。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当我布置有关《贝奥武甫》的作业时，没有人咕哝过——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 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一观点，许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的讽刺喜剧作品之一。——译者）非常熟悉。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对这样的读后感反应复杂。我的学生能够与课本进行互动，这是件好事，但对于他们生拉硬扯地把莎士比亚用来替共产主义做宣传，我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反对进行这样的诠释，尽管我做得极为小心——考虑到学生们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说《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实际上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丑，只不过徒增喜剧效果而已。不过，我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我觉得受了误导的读后感做出些许回应。我说，哈姆雷特的确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而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自己。我还指出，莎士比亚是小资一族，通过获取剧场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弄明白，为什么文学总是倒向政治这一边。之前我曾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语。毕业之后，我又到牛津大学读了两年的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当一名文学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美国，我在英语系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美学是一个原因——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切统统无法得到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像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当被问到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

不过，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外，我还很反感英语系不断地捣腾篇目，就像在本科招生手册的封面上印着无数假照片那样，他们还想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

不过，我同时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导致这种政治化倾向的原因。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然而，我还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这些学生在避免政治干扰上做得比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的学生都要好。在那个学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外语材料，一直悬在教室外面的政治力量似乎已经越飘越远。文学课如此新奇而迥异，以至于学生们总是忘记了他们的政治准则，我们也得以与美国的英语系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事擦肩而过。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秋季阅读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学生好像并不介意这一点，正如他们毫不介意我这个健在的白人男性充当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外国人而已。

不再担心政治之后，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上来。他们反复聆听诗歌的朗诵效果，权衡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他们非常认真地做着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文学不单是一场游戏，其中的人物角色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他们学习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梗概之后，一个名叫莉莉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海斯勒先生，你喜欢哈姆雷特吗？我不崇拜他，我很讨厌他。我觉得他敏感、保守而又自私。他应该将真相告诉他的爱人奥菲利亚，让她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毕竟，两个相爱的人应该患难与共。再说，我不喜欢他的优柔寡断。作为男人，他应该决绝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牛津大学，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可能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讨厌鬼。无论怎么说，但一定要说得巧妙一些。你还得把哈姆雷特当成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角色来看待，一层一层地对他进行剖析。你不仅要剖析剧本本身，还要剖析所有曾经被人写到过的东西。你得考虑其他评论家说了些什么，你得衡量他们的知识与无聊围绕着剧本层层累加到了什么程度。你得考虑这个剧本跟当下的时事潮流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在真正有点头脑的话语开始之前，他们得不到须臾思考的余地。作为学生，那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一瞬之间，头脑里灵光一现：我讨厌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写的不错。这首诗里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我敢打赌，她的十指纤巧如葱根。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 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这里，我们阅读着诗歌，我们感受着愉悦。

书摘二

农历新年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抽烟。电视屏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的方队齐步走过。我能听见黄凯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但随即又安静下来。他的妈妈轻言细语地跟他讲着什么，我偶尔听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军队齐步走的方式跟我们中国军队的不一样，对吗？”黄小强问道。

“不一样。”

“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道，“那上面的是你们美国兵吗？”

他的儿子替他更正了过来：“人家那是英国士兵!”

“反正，他们走正步跟我们中国兵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走的。”黄能站起身来，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他四十九岁，是个小个子，长着农民那种精瘦而结实的身板。他把双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里来回走了两圈。“你们美国兵也是这样走正步的吗？”

“差不多吧。”

“我们觉得好难看哦——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难看死了!”

“我们西方国家走正步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种姿势才难看呢。你们那种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喜欢，是因为那场战争的关系，对吗？”

“对。这就像你们中国人看待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也轰炸过你们美国嘛。”

“对，他们轰炸过夏威夷。”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美国人怎么称呼他们？”

“打仗的时候，人们称他们‘日本佬’（Japs）。”

黄能很喜欢这个词，在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 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这是不是骂人的话？”他问道。

“是的。就跟你们中国人说‘小鬼子’差不多。”

“那么说来，你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或者说至少不再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称他们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美国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是因为他们轰炸过你们美国。”

“对。”

“但你们后来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我们丢了两颗。”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对。”

“论科学，你们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说，你们是超级大国!”黄能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愉悦的交谈，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是全家的长者，他的责任就是带给我宾至如归的感觉。电视上的部队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放起了五颜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这个节目的小姐们全都穿着紧身衣。冯小琴领着黄凯走了出来。他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倒腾起玩具车。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把玩具车推到了我的脚底下。我把玩具车捡了起来，只见那孩子吓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车又推回给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开了。

黄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经做好了晚饭，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当然，也有米饭，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她大声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

王朝素跟我说什么嗓门都比较大，这跟美国人遇到英语蹩脚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欢她，她是个朴实的人，没有读过书，只会讲涪陵方言，还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欢我自称为“洋鬼子”，对于我和亚当相互撒谎，并对其他新来的志愿者撒谎这事儿觉得非常好玩儿。几个月之前的秋天，我们曾经告诉过王朝素，她可以按正价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诺林的面条钱，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让那两个人知道被骗的事儿。

“那多不礼貌哦，”她非常惊讶地说道，“她们刚刚来，我们不应该欺负人家。”

“谁知道呢？”我说道，“就两个洋鬼子!她们有的是钱——她们两个家里都很有钱。”

“你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下次我也要骗你一下!”我们之间总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她会如何狠狠地骗一骗我们这些洋鬼子。

她的厨艺很好，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间或，王朝素会大声说道：“难吃死了!”而我总会让她确信，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并大声说道：“慢慢吃!”

吃过年饭，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他的爸爸在看电视，而他的爷爷正坐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把几张红色和白色的薄纸认认真真地剪成长条，再把它做成坟飘。这种坟飘先用白纸做一个细长的圆筒，中间扎一圈红纸条，底下垂着细细的白色纸飘。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们一家人要赶回远在白涛的老家，把这些坟飘挂到先人的坟头上。

“我们要去给我父亲挂坟飘，”黄能说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过世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应该时时地挂在黄能他们嘴边，因为共产党镇压了他的父亲，他们才获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个人一样，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嘲讽语气。我问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多大。

“我十岁。”

“很小啊。”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他说道，“十岁的人啊，什么都不懂。”

他裁切白纸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车从他孙子的脚边溜过，小孩一边追逐着玩具车，一边尖声大笑。

“你们的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对吧？”黄能问道。

“差不多吧。圣诞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给先人扫墓？”

“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人多数都不知道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坟墓就不在我的家乡，而是远在加利福尼亚，路程相当于从这里走到上海那么远。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德国，还有些远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那么多国家呀!”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情况。”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坟墓都祭扫一遍。那要花好多钱哦!”

“肯定要花很多钱。我的老家离欧洲很远。”

“哦，”他说道，“明天我们就只去白涛，坐公共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看电视。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我们坐在那里聊了一阵天、开了一阵玩笑，冯小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书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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