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顾颉刚读书笔记》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1 23: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顾颉刚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围绕顾颉刚的读书笔记展开，可以是对其读书方法的评价、对其学术成就的探讨，或者是对其思想观点的解读等。
2.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读书笔记作文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顾颉刚及其读书笔记的背景；正文部分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论证；结尾部分总结全文，点明中心思想。
3. 内容丰富：在正文部分，要充分展示自己对顾颉刚读书笔记的理解和感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读书方法：分析顾颉刚的读书方法，如他如何选书、如何做笔记、如何运用知识等。
b. 学术成就：探讨顾颉刚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如他在历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c. 思想观点：解读顾颉刚的思想观点，如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观等。
d. 读书心得：结合自己的实际阅读经历，谈谈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中获得的心得体会。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使用口语化、模糊不清的词汇，尽量用简洁

掌故丛谈｜“但问耕耘”顾颉刚

□周维强

顾颉刚，摄于1954年。

翻看顾颉刚先生的文和书，会看到有些著述，顾颉刚先生当时撰写或校点了，并没有发表，隔了数年甚至六十多年后才刊布，不觉起了好奇之心，稍稍留意起这样的篇目到底有多少。

有据可查的第一篇是《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写这篇是在1919年1月下旬，颉刚先生27岁，正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念书。这篇文章原来是为《新潮》的“思想问题专号”写的，这期专号没有出刊，文章也就没有发表。1984年1月这篇文章刊发于《中国哲学》第十一辑。此时，颉刚先生已在1980年12月25日去世了。

《〈庄子内外杂篇〉之著作者》写于1920年3月中旬，6年后这篇论文的后半部才以《〈庄子外杂篇〉之著录考》为名，收入1926年6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

1921年1月，颉刚先生校点完毕《四部正伪》《古今伪书考》，钞录《诸子辨》，发起编辑《辨伪丛刊》，准备把这三种书作为《辨伪丛刊》第一集出版。但当年6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里，则说：“《辨伪丛刊》事，现在固是做得不少，但没有善本校正，终不宜付刊。”宋濂的《诸子辨》，直到1926年7月，才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浦江傅氏刻《宋文宪公集》本和京师图书馆所藏明刊《宋学士全集》本作校点，7月底始由朴社出版。

1925年10月至11月，撰著《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传说》，叙述这一年里自己新发现或别人相告的三件唐代孟姜女故事。文章没能写完。这篇未完成的文章，后来刊布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三辑。

1928年11月24日在中山大学史学系“三百年来思想史”课上讲《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魏应麒、石兆棠记录。这份记录稿1990年12月才刊布于《中国文化》第三期。

顾颉刚手稿。

1930年2月初，胡适致信顾颉刚，讨论顾颉刚的关于《易传》的讲义，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一年的11至12月，顾颉刚写答信，万余字，因病没有写完。这封没有写完成的信，也可以视作是以书信的方式而作的论文。《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年号以《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为篇名给予发表。这期杂志出版时已是1990年12月了。

1943年春天，颉刚先生打算把在中央大学所讲课“春秋战国史”写成论文，故从学生刘起釪那儿借来听课笔记，但不久夫人殷履安去世，然后又“扰攘纷纭，不复能事笔墨。虽在箧中，迄未能加条理”。直到晚年才把这份笔记改题为《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这部著作的出版已是到了颉刚身后的1988年3月，巴蜀书社印行；同年6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再版。

1944年1月25日，颉刚先生应中央训练团之邀，作了《清初学者的政治思想》的讲演。这篇讲稿至1991年1月1日始刊发于台湾《国文天地》第六卷第八期。

1950年2月至6月，颉刚先生在上海的海光图书馆写成12万字长文《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这篇长文原拟在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不料被退稿。顾颉刚在7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乱世文章不值钱’，自是铁律。予能作出此文，总是自己成绩，今日虽欲换美金数百而不得，而他日之价值必非数千美金所可及也。”这篇长文30年后得以公开，各章陆续发表的所作的篇名和所刊杂志分别是：《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1951年7月1日《文史哲》第一卷第二期），《〈禹贡〉中的昆仑》（1981年11月《历史地理》创刊号），《昆仑和河源的实定》（1983年11月《历史地理》第三辑），《邹衍及其后继者世界观——神州和昆仑》（《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水经〉中的河源》（1985年5月《文史集林》第一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1985年9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

顾颉刚和夫人殷履安，摄于1937年4月。

1951年3月至8月，翻译《尚书·周诰》八篇，每篇均作了校、释、译、论，总题《〈尚书·周诰〉校释译论》。40年后长文中的各篇章始分别发表于中华书局编辑的《文史》诸辑：第三十三辑（1990年）、第四十辑（1994年）、第四十二辑（1997年）、第四十四辑（1998年）、第四十六辑（1999年）。

1953年5月7日至8日写《中国古代的城市》，在苏州工专建筑科作演讲。1983年这篇演讲稿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第3期和第5期。

1955年8月至9月，写《〈史记〉序》没写完。顾颉刚8月19日的日记里称“此序直是一篇‘《史记》通论’了”。其中的第五章标题改作《现在的〈史记〉是司马迁的原书吗》，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

以上这些搜集到的篇目，还不是全部。这些过了多少年后才刊布的著述，有的是原先给某个杂志写的，后来杂志没有出版也就不得发表；有的是当时写了，自己还不满意，所以就收着准备修改再发表；有的是被退稿，但自信足够有价值而保留着；有的因故没有写完；有的不明是什么原因，写了而没有立刻拿出去发表。这些篇目，都是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古代史问题，没有立刻发表，顾颉刚好像也没怎么着急，真是沉得住气。我们看他在日记记录被巴黎大学的汉学杂志退稿后的表达：“他日之价值必非数千美金所可及也。”真是对自己的著述充满了信心。

顾颉刚没有急不可耐地想方设法要发表自己的著述，这不是说他不重视自己著述的发表。顾颉刚很看重出版社、杂志的举办，比如同人要解散朴社，顾颉刚强烈以为不可，自己想办法把朴社继续办下来，石破天惊的《古史辨》第一册，就是在他自己办的朴社出版的。这可以说明他对发表著述这件事的看重。顾颉刚对自己写下的著述，始终都作了很好的自我保存，无论发表的还是未刊行的，数十年来南来北往东行西去，都保存得妥妥帖帖，几乎很少有遗失的。这也是表明顾颉刚对自己著述的珍惜珍视。因为未刊行的手稿都妥善保存着，所以隔了数十年，即使在颉刚先生身后，也还能够被整理者看到而得以发表。当然，这个前提也是顾先生的著述有发表的价值，顾先生的后辈也珍视顾先生的未刊稿。

顾颉刚1954年后的北京寓所。

顾颉刚做研究，写文章，我的感觉是首先本着自己的兴趣，是自己喜欢做这个事，而不是首先受功名利禄的欲望的驱动。李石岑1924年元旦作致吴稚晖信《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信里说“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这恐怕也说明顾颉刚的“为学问而学问”在京沪等地的学术、教育和出版的圈子里，也是有了名气了。李石岑，湖南人，留学日本东京高师，哲学家，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并在大学兼教。李石岑把这封信又寄给顾颉刚，嘱作答书。颉刚先生1月29日写回信说：“先生许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谦。……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顾颉刚认为自己是当得起“为学问而学问”的，所以绝不推辞李石岑给予的表彰。李石岑较顾劼刚早出生1年，当时33岁。顾颉刚1924年4月22日写信给王国维的信里也说：“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之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胡适一直很关心顾颉刚，1928年8月写信给劼刚，担心劼刚“因骄傲致树敌”，8月20日顾颉刚写给胡适的信里说道：“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觉得肩上重的很，现在预算到今年年底可以还清了，从此我也不要多金了。至于名位，我没有兴趣，我自审现在也不配居此名位，……这研究的境地……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我，我便用整月整年的功夫研究我心中蓄积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功的读书，增加我的常识。如果有人毁坏我，……我也不管。我深信如果我能构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过种种毁坏的损失。”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理学家、太常寺卿唐鉴手书“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赠与曾国藩。曾国藩时年三十，任翰林院检讨，后来国藩记入日记，稍加改动：“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顾颉刚是有这份定力的。这源于颉刚先生是以读书问学为乐事，深得个中的趣味，而不是只为了谋个衣食饭碗。衣食重要，所以顾颉刚也屡次说及，上引写给胡适的信里有及，1947年11月27日写给胡适的信里又有说及，说大中国图书局营业甚佳，自己“也成了一个小股东”“深感到经济基础不稳定，无论办事或治学总是没有根的，所以很想藉此打好我的经济基础，再来埋头读书”。但著述做学问，首先还是要本着自己有趣味，自己喜欢来做，而不是太多受功利的驱使。发表著述也是重要的，收获也是要紧的，但首先还是要能“耕耘”好。此或许可以理解作李石岑许颉刚先生“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的本义？

缅想顾颉刚先生故事，不禁想到今日千军万马写论文的场景，有多少人挤在同一个题目的独木桥上，难保不会“英雄所见略同”，不“发表”可不就“发霉”了么？咱们还能保持劼刚先生这样的淡定和从容么？咱们还能有劼刚先生的定力么？这真是叫人为难。

顾颉刚和老友王伯祥、叶圣陶、俞平伯、章元善，摄于1975年4月。

顾颉刚1922年3月因事从北京返回老家苏州。在苏期间，接受商务印书馆聘，编纂《现代中国史教科书》，1923年1月至12月任商务印书馆职，编小学国语教科书等。全天把时间花费在编辑工作上，顾颉刚以为和自己的兴趣不合，“馆中固然待我并不苛刻，但我总觉得一天的主要时间为馆务牺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应编教科书；馆中未尝许我作专门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无本的著述：精神上既有这般苦痛，所以在这年的冬间又辞了出来。”这年的12月13日重回北京，继续做北大国学门的助教。“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惟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这些都是他后来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说的话。劼刚先生终究还是一颗“读书种子”。

1954年2月中科院聘顾颉刚为历史一所研究员，8月22日由沪抵京，入住东城的干面胡同寓所。劼刚先生后来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同年11月劼刚先生受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26日始到北海公园画舫斋得性轩办公。在1955年写的《古柯庭琐记》第一册序里，劼刚先生不禁感慨：“噫，三十年来，所经历险巇多矣，予不死于战乱，不死于谗构，又不死于忧伤，犹得读书于北海，何其幸也！”我们看到这些文字，不禁替劼刚先生感到宽慰和庆幸。

2021年8月27日-28日初稿，12月9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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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掌故丛谈｜“何有闲时”顾颉刚

□周维强

容庚1931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黄子通来，言外国会议制度办事迟缓，虽无大功，亦无大过，不至进锐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劝吾对于研究所不必过于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尝谓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余亦正坐此病，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然颉刚一去即行停顿，皆未尝养之以渐。故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

容庚，摄于上世纪20年代。

《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顾颉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25年1月10日：“顾颉刚来，借钞本《红楼梦》八至十二五册去。”

黄子通，1887年生，浙江嘉兴人，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家。容庚，1894年生，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顾颉刚，1893年生，江苏苏州人，史学家。这三人当时都是燕京大学教授，黄子通并兼文学院院长。

容庚日记。

顾颉刚1926年8月5月全家离京，8月21日抵厦门，受聘厦门大学，第二年3月19日辞去厦门大学职，就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1929年2月14日致信中大校长，请假回北平，2月24日与家人离开广州，此后未再返回中大任职，同年5月接受燕京大学之聘。

顾颉刚重返北平之后首度出现在《容庚北平日记》里的时间是1929年5月2日：“早顾颉刚来，留饭。饭后同往清华，访冯芝山【生】、杨金甫。”容、顾过从甚密，容庚1931年1月23日日记所说的顾颉刚在中山大学的工作人去而政息的事，推想其信息来源可能主要也是顾颉刚本人。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两年间做了哪些事，哪些事因顾颉刚“一去即行停顿”，且留待做近世学术史或中大校史的去考辨。此刻我想起的是顾颉刚当时兼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时替图书馆采购图书的事。

顾颉刚1927年4月抵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校长朱家骅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校中图书馆购书。顾颉刚就写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这份计划书，表达了顾颉刚对图书馆藏书的认识和对学术研究的认识。顾颉刚在计划书里说：“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坏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研究动植物的人，不但要采集翠鸟奇花，并且要采集毒蛇恶草，态度正和我们一样。”这是对图书馆藏书的范围的一个非常大的扩展，这个扩展，也是和顾颉刚对学术研究的认识相关联：“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

顾颉刚，摄于1937年3月。

计划书简要地表达了对于藏书的认识之后，具体分16个大类说明所要搜求的图书资料：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藉，著述稿本，实物的图像。

顾颉刚写的这份计划书，5月14日在图书馆学术研究会宴席上做了演说，6月编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印行。中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作《书后》，以为顾颉刚拟定的这16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杜定友写的这篇《书后》，或者可以表示顾颉刚对图书馆藏书的看法，在大学图书馆业界得到了比较大的认同。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5月17日乘船离开广州，到上海、杭州等地采购图书，至9月下旬结束这项购书事，9月26日在上海坐船，10月13日回到广州，连头带尾将近6个月。顾颉刚对藏书的认识，在大学里获得认同，但社会上一般人还不一定了解到或者理解。顾颉刚后来在《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的卷头语里说：他这一次的沪杭购书，“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但他们和顾颉刚之间还是存了一层“隔膜”，顾颉刚“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则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顾颉刚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顾颉刚去搜集，顾颉刚因此不能完全达到自己原先的计划，所以这一次采购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得数目”，顾颉刚说：“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得），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可见知识界已经基本认同了的观念和认识，在传媒还没有充分发达、基础教育也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要传播到社会上，为社会所认同，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的。

顾颉刚这一回沪杭收书，花费5万6千余元，合计得12万册。顾颉刚1928年12月7日为中大图书馆旧书整理部写的《本部杂志书目》跋里，列举上年所购400多种杂志，说：“三十年来支配全国思想的刊物，如《万国公报》《格致益闻汇报》《湘学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庸言报》，都有了。”清末大学士王文韶家里散出的一大批旧官报，保存了光绪一朝的公文，都买来了。这些杂志、官报，都是近世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顾颉刚替中大的近代史学术奠了一个基础。容庚日记里说顾颉刚在中大的建设，人走即行停顿，但图书馆购进的这批书，则确是在的。假如有人将顾颉刚当年给中大图书馆所收图书做一个编目，再追索并举出若干学人利用这些图书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完成了哪些著述，写一篇专文或者做一本有图有文的书，想来既可以有图书馆学上的意义，也可以是饶有阅读趣味的近世学术史的著作。

顾颉刚自儆联，容庚篆书：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

顾颉刚1930年4月30日的日记里说自己“于病床上得一联曰：‘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此切中予病也”。这对联后来由容庚篆书。这联语的意思是顾颉刚提醒自己不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要收缩战线，专力做好几件事。但我们若从正面来对照顾颉刚的一生，顾颉刚毕生事业所大成，又何尝不是得力于他的“好大喜功”“贪多务得”：做古史研究，办朴社，办杂志，教书，做历史文化的通俗普及读物，历史地理、社情民俗的实地考察……每一件事都做得有声有色，比如——

朴社是1923年1月6日在上海成立的，郑振铎发起，约集顾颉刚和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沈雁冰、常乃惪等合办，社名是周予同所起。1924年9月因齐卢之战等原因，同人欲以解散时，顾颉刚独力撑持将朴社迁至北京，继续办下去，后来影响甚巨的多册《古史辨》即由朴社出版，朴社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年1936年12月才议决结束。

顾颉刚做古史，旁涉民俗学，相辅相成，又以学术而开拓出中大图书采购的新局面，《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开头固然例举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京师图书馆近年来藏书风气的改变，但踏踏实实地写下购书计划，从观念到书目做条理清晰说明的，还是顾颉刚的这份计划书。

顾颉刚这份计划书，对“个人生活之记载”这个类别，做的解说：“凡日记、笔记、手札、讣闻、哀启、寿文、挽诗、传文、节孝录等皆属此类。日记、手札等是个人最亲切的记载。寿文、挽诗等固然很多是虚伪的，但即此虚伪的状态也是一种可以研究的材料。”笔者因此想到近些年来，出版和学术界整理近世个人日记——不止是李慈铭、张荫桓这样的名人，还有颇多不著名的人，如太原乡绅刘大鹏、中级京官杨宜治等等的日记都作了付印，我们读来饶有兴味，笔者曾写《光绪年间两位举人的日记》，承编辑不弃，占了《南方周末》一个整版，就是读这些日记所获得的启发。这些日记不仅可供研究用，我们平常就是当闲书读来也可以添一些阅历的。而早在将近百年前，顾颉刚替中大图书馆收书就有了这样的透彻的认识，顾颉刚先生诚有“先见之明”。

历史学家李平心1963年4月17日写给顾颉刚的信里说，顾先生“对学术上的发明特别敏感，又不怀成见”，的是确论。顾颉刚一生勤奋，“何有闲时”，能够开辟出那么多的学术新通衢，做成这么多事，良有以也。

2021年8月19~20日，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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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