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正确归因演讲稿》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2 02:15

写作核心提示：

题目：关于撰写正确归因演讲稿应注意的事项
尊敬的各位听众：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在撰写关于正确归因的演讲稿时，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正确归因不仅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我认知、改善人际关系的重要技能。以下是一些撰写此类演讲稿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明确演讲目的
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演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启发、激励，还是为了批判、反思？明确目的有助于我们确定演讲的主题、结构和内容。
二、确定受众群体
了解你的听众是谁，他们的背景、兴趣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可以帮助你选择合适的案例、语言和表达方式，确保演讲内容贴近听众，引起共鸣。
三、深入剖析归因理论
正确归因的演讲稿需要深入剖析归因理论，包括基本归因错误、情境归因、自我归因等。通过对理论的讲解，使听众对归因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四、选择典型案例
为了使演讲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心理学实验、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等。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听众理解归因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五、强调正确归因的重要性
在演讲中，要强调正确归因的重要性，如提高自我认知、改善人际关系、促进团队合作等。让听众认识到正确归因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六、阐述正确归因的方法
在演讲

遇事时合理归因才有助于成长

听闻昨天中午隔壁班的男生没有遵守学校分批吃饭的要求，提前出教室找地方洗头发去了。这件事，惹的班主任大发雷霆。因为前不久，大家都对郑重的给学生们说明过分批吃饭的要求。

他们为什么要提前出教室？原因是因为要洗头发。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饭后回宿舍洗头？因为上周午休期间他们在宿舍多次说话，回宿舍午休被暂停。于是，为了兼顾洗头和吃饭，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考虑到法不责众，因此，他们决定一起行动。大不了挨顿批评，又不掉块肉，得住实惠才是关键，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心声。

上午课前，我提及此事，有些男生指责我的课代表没有跟他们一起行动，说他不合群，没有集体意识。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让我看到了他们错误的认识。

我回顾了一下开头说的背景，开始对此事进行剖析。我说，你们说人家不合群，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人家是在坚持原则，遵守规定？莫非你们人多，就一定有理吗？十个人抢银行和一个人去抢，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违法犯罪吗？搞不好就会被突突了。国法哪里管你是人多还是人少？

回过头看，难道午休期间的违纪都是全员参与了吗？我看不见得吧。搞不好，有些同学还是被其他人牵连了。人家其实是无辜的。

说到这里时，一个男生在下面对旁边的女生唠叨：说一遍就可以了，为啥非要一直说，烦人不烦人？

被我听到后，我直接质问他：做了还不让别人说？何况你们的行为已经给班级摸黑了，人家跟着遭殃了，还不让人家说说？如何才能堵住大家的悠悠之口？我想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做好自己吧。如果我们做好了自己的本分，那些无中生有的同学，才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

学生们听罢纷纷点头，那些违纪的男生低着头不再说话了。

最后，我总结到，在宿舍违纪是错，为了洗头而触犯分批吃饭的规定是再错，错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埋怨别人不该多嘴，这是三错，总之是错上加错，一错而再错。

希望涉及到的同学，以后能够在遇到问题时学会合理归因，不要总是找客观原因，要善于从自身寻找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你们以后更好的成长。

基本归因错误——迫不及待地进行归因，而不去探索其他可能性

第一章 演讲和交通拥堵：基本归因错误入门

在我们的时代，根据人格特质而不是情境因素解释个体行为的习惯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固执的解释模式被认定是误解人格的重要原因。它既是社会危机的症状，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

——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伊克海泽（Gustav Ichheiser）

环境让我们如此这般行动，因此在评判他人行为时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打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探险家索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

你是否一直觉得比你开车慢的都是笨蛋，而比你开车快的都是疯子？

——脱口秀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

堵车一点也不好玩。不仅浪费时间、汽油，你还要被迫吸入汽车尾气；不仅枯燥乏味，还会因此迟到。如果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更加悲惨，因为你会被困在上面，直到下一个出口。临近出口，你也不知道应该下高速，还是等待交通变得顺畅。绝大多数人身处拥挤的人群时都会变得烦躁不安，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拥堵的路上。

所以，当你看到没有耐心的混蛋把车开到应急车道，然后超过身边的每辆车时，你有可能会发怒，因为他显然认为交通法规对他无可奈何。他以为他是哪根葱啊，对吧？如此盲目自大。

如果你向这个混蛋大喊大叫，狂按喇叭，也许这位“感觉良好”的先生会明白你的意思并回到等候队伍之中。如果你看到这个家伙从后面过来，在愤怒至极的情况下，你甚至会把车开到应急车道堵住他。

彼得·罗（Peter Rowe）每天往返于家和公司之间。有一天，他被堵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他写信给《纽约时报》的编辑描述自己“看到应急车道有车呼啸而过是多么令人气愤”。彼得·罗决定把车开到应急车道，迫使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车辆也和其他车辆一样缓慢移动。他继续写道，“多么强大的力量”，还描述了身边的卡车司机为自己匡扶正义的行为鼓掌。《纽约时报》的编辑为这封信加了标题《占用应急车道者作茧自缚》。真棒啊！

想要惩治占用应急车道者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在俄罗斯一个名叫“二十二字箴言”（22 Words）的博客上，有一则视频的标题是《司机为摆脱堵车而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视频中的司机在应急车道行驶，但没有注意到应急车道终点的护栏，就撞了上去。汽车被卡在护栏中间，轮胎则半悬在空中。在视频中，俄罗斯通勤者强烈谴责这位司机。当我请会说俄语的朋友们帮助翻译时，他们因为要翻译很多脏话而有些不安。

上传这则视频的博主写道：“看到这辆车动弹不得，简直太爽了！”其他人评论道，“我能笑一整天”，或者“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回应动弹不得的摩托车司机或占用应急车道的汽车司机，但是无论是采取行动制止，还是进行道德谴责，你都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占道司机违反了法规，而且傲慢自大，但也有可能是情境因素导致了他们占道行驶，或许他们是有紧急情况。如果占道司机确有恰当的理由这么做呢？

例如，在一次家庭旅行中，我的父亲就曾占道行驶，引得不少司机对他狂按喇叭。但那是因为汽车燃料即将耗尽，而我们还被堵在田纳西州走走停停且车挨车的州际公路上。我的兄长、姊妹和当时年幼的我，都有点害怕。

油箱马上就要空了，父亲决定冒险进入应急车道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我们经过的汽车的司机都向我们按喇叭表示不爽，高大的半挂汽车试图转向进入应急车道阻止我们，幸亏父亲转向及时，没有发生碰撞，但我的母亲因此惊声尖叫。我的姊妹现在回想起来还羞愧难当。父亲当时的决定是与其避免和他人起争端，再次回到拥堵的车流之中，还不如冒险一搏，就算被困住也值得。最终我们及时到达了加油站。

一般情况下，旁观者很难确切地知道司机做出极端行为的原因。不管其他司机看上去如何愚笨，不愿意去考虑紧急情况出现的概率，就是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只要赋予未知的紧急情况出现的概率是10%而不是零，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认知偏差。

以我家的情况为例，油量耗尽达不到州县法律或社会规范所认可的紧急情况，但是考虑到那个年代还没有移动电话，让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令父亲非常忧虑。当然，我父母应该一早就加满油箱，但这是另一回事。综上所述，父亲占道行驶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傲慢自大或是个混蛋。（顺便提一句，我父亲的本性与此恰好相反。）

基于我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现在很难再对占道行驶的司机发火，他们仅仅是在堵车时偶然从我身边经过，也许某个占道行驶的司机确实是十足的混蛋，但也许是发生了其他事让他不得不这么做。

基本归因错误

基本归因错误旨在解释个体行为中经常出现的认知倾向，在西方文化中更为常见。基本归因错误有两个共现成分。第一，我们过快且过高估计个人因素的因果作用，这些个人因素包括个体特质、态度、感受、偏好、动机、能力以及缺点。比如，认为占道行驶的都是傲慢自大的混蛋。这种行为解释被称为内部归因或性格归因（也称“本性归因”）。第二，我们会忽视或低估情境因素，如特定的环境对行为可能施加的影响。例如，占道行驶也有可能是因为急着下高速加油。这种基于当时环境的解释被称为外部归因或情境归因。用社会心理学的行话来说，归因等同于解释。

简单来说，之所以出现基本归因错误，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进行归因，而不去探索其他可能性。我们一上来就将原因限制在若干人格特质中，然后感到心满意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占道行驶这个例子所表明的，这种让人心满意足的归因有时源自个体间的愤怒，有时也会维持个体间的愤怒，甚至导致个体间的愤怒（参见第七章）。

由于基本归因错误与个体间的愤怒、被怠慢的感知和被不公平地对待有关联，所以在诸多人际冲突中都能看到基本归因错误，包括围堵占道行驶的司机、工作中发生的冲突甚至是世界大战。绝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我们造成负面结果，或让我们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那么参与这一行动的个体也一定有负面的人格特质或意图。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伊克海泽认为这种认知习惯可能是“既是社会危机的症状，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基本归因错误也适用于解释中性和积极的行为，但是我们更有可能用它对消极的、未曾预料到的行为做出解释。

当然，做出消极行为的个体有时确实会有消极的人格特质或意图——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那么简单，数十年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绝大部分人不是这么想的。

请记住，解释不是找借口。即使存在大量情境因素并可用以解释行为，要不要谴责行动者也不是心理学家说了算的。我告诉学生，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准确解释他人的行为，但是如果你感到被不公平地对待，那么你就要决定是否去谴责那个人。

谁是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概念的第一人？

几个世纪以来，不只是著名的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许多人都认识到人们会忽视情境因素。特别是，许多人一直因负面结果而受到惩罚或批评，但负面结果又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知道做出评价的人忽视了出现在自己情境中的某些东西。虽然因紧急事件而合法占用应急车道，但这些司机仍被狂按喇叭以示警告，甚至被围堵，他们感到不公平。他们能否从相关经历中发现人类认知的一些普遍现象，这是一个难以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自己做实验研究。

社会心理学先驱库尔特·莱文（Kurt Lewin）一直有理有据地批判过度用个人因素解释行为和结果。到了1931年，莱文注意到心理学家开始转变解释方式，即心理学开始更多地顾及行为发生的环境和特定情境。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错误地归因于性情的认知偏差呢？古斯塔夫·伊克海泽有史以来第一次详细刻画了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归因错误。

古斯塔夫·伊克海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克海泽在波兰失去家人之后，于1940年来到美国。战争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克海泽的写作。《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的作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帕特里克·马龙（Patrick Malone）在一本介绍基本归因错误简要历史的书中称，包括伊克海泽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表明社会情境是人类行动奇特而又强大的决定因素”，人们被“自己的时代监禁”，而不是“主宰自己的命运”。吉尔伯特和马龙的这一观点很大一部分和士兵服从和顺从的天性有关。

伊克海泽还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忽略情境的力量，在试图理解彼此时忽视强大的社会力量。伊克海泽认为经常忽视情境的力量会助长社会危机，特别是社会不公，以及对作为情境力量的受害者的弱势群体的误解和虐待。

令人惊讶的是，伊克海泽在社会心理学界并不出名，即使他的许多观点预示和影响了当代的经典研究。尽管他的观点与归因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相关，但毕竟这两个理论可能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重要也最持久的理论框架，而他的观点的提出时间早于这两个理论。诸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伊克海泽不为人所知，但是引起我关注的是，批评家犯下了基本归因错误，错误地评价了伊克海泽。

在伊克海泽的传记中，弗洛伊德·鲁德明（Floyd Rudmin）和他的同事评价包括伊克海泽的上述观点在内的许多重要贡献由于历史环境原因而没有被认识到。不仅如此，伊克海泽还被忽视情境因素的人强烈批评。尤其是，批评者指责伊克海泽于1970年出版的文集，该文集收录的是伊克海泽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作品。伊克海泽1970年出版的文集没有引用当代人的类似的研究成果，因此批评者谴责伊克海泽学术作风低劣，将他人的观点窃为己有。实际上，伊克海泽的观点的形成早于那些当代成果，鲁德明认为该是那些当代研究者引用伊克海泽的论著。

这部文集确实引用了他早年出版的著作，所以我不确定为什么批评者认为论据不够充分。或许是因为早年的作品是用德语写的，而且难以获得。也有可能是伊克海泽没有参考经验研究、相关的学术报告或更为重要的出版物。鲁德明认为紧跟前沿研究成果的学界惯例会被诸多周遭环境因素阻碍，例如二战期间伊克海泽逃离家乡时，遗失了研究笔记和书籍。此外，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伊克海泽生活在精神病疗养医院，贫苦度日。缺少学术联系让他难以收集数据，也难以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更不用说出版研究成果了。

伊克海泽重点研究了我们是如何错误解读他人日常行为的，也就是人们过度关注个体的人格特质，而忽视情境因素，这就是基本归因错误。然而，和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不同，伊克海泽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犯基本归因错误时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这一谬误。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通常认为人们之所以犯基本归因错误是因为他们不完美的认知过程或自我保护的人格动机，而伊克海泽则将基本归因错误刻画成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认知偏差。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否定社会或文化在基本归因错误或其他认知偏差上的影响，其实不然。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归因错误要显著多于东方文化，这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社会心理学家通常将文化置于背景中，或者将其描述为调节因素而非核心原因。伊克海泽则将文化置于首位。他一直认为人们犯基本归因错误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他们被困于发扬个体理想化特征的文化之中。我们被养育成相信自己不是周遭环境的牺牲品，或者被养育成相信自己比真实情况更能掌控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文化是无处不在的情境因素，任何细致思考为什么人们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行事和思考的人都需要将其考虑在内。不考虑相关的文化因素就会犯下基本归因错误。我欣赏伊克海泽在解释基本归因错误时极力避免出现基本归因错误的做法。

然而，在我看来，伊克海泽在批评社会系统对错误判断的影响这方面走得太远。伊克海泽认为人们并非傲慢自大，而是文化使得人们傲慢自大。当然，这最有可能的是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文化是罪魁祸首——即使某个文化或社会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出现相同的认知偏差，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表现得傲慢自大。很久以前，我们习惯于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任何反对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最后真相大白，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无知。尼采将这种集体性错误判断称为“传承下来的愚昧”。

后伊克海泽时代的学者

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在1958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感知者只能看到行为和行动者，无法看到二者所处的情境，因此会不可避免地低估情境的因果作用。海德有一句著名的口号：“行为吞没情境。”虽然伊克海泽认为这一认知偏差是“错误理解的基本源头之一”，但是真正将其命名为“基本归因错误”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1977年，罗斯在其著名的文章《直觉心理学家和他的缺点》（“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中首次创造这一术语。此外，与伊克海泽相比，罗斯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讨论更为人所熟知的原因是，到了1977年，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基本归因错误的存在。这些研究形成了研究记录，伊克海泽没有提供相关记录，但罗斯提供了。社会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门依赖研究的学科了。

一言以蔽之

1967年，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和维克多·哈里斯（Victor Harris）完成了关于基本归因错误的第一项研究。在此项研究中，他们要求实验参与者阅读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有着特定观点的辩论演讲稿，并告诉实验参与者，演讲稿作者被强迫采纳这些观点（辩论小组顾问提供了这些内容）。尽管如此，在这一条件下，实验参与者总体上仍将演讲内容归因于演讲稿作者的信念或个人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作者写下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人民生活富裕，那么实验参与者大多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作者相信这一点。真的是这样吗？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只是实验参与者没有考虑到作者是被强迫采纳了这一观点。

逻辑的缺失

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帕特里克·马龙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研究基本归因错误的原因和结果的论文，该论文被广泛引用，在文中他们强调人们犯下基本归因错误是因为缺少逻辑。他们认为基本归因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违背了归因理论的“基本准则”和“逻辑规范”。然而，吉尔伯特和马龙没有引述基本归因错误所违背的任何形式的逻辑原则。事实上，其中一个原则是A能推出B并不意味着B也能推出A。仅仅基于A能推出B，就得出B也能推出A，这种错误有时被称为“逆向推理错误”。

例如，所有蚂蚁都是昆虫，但不是所有昆虫都是蚂蚁。换句话说，它是一只蚂蚁（A）可以推出它是一只昆虫（B），但是，它是一只昆虫（B）无法必然地推出它是一只蚂蚁（A）。因为除了蚂蚁之外，还有许多种不同的昆虫。

下述内容与理解归因过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假定A表示吃药，如吃阿托伐他汀，而B表示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服用阿托伐他汀可以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也就是A能推出B（不考虑药物副作用）。然而，即使我们假定阿托伐他汀能够百分之百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难道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就能够推出此人服用了阿托伐他汀吗？当然不能，这不是必然的。许多人没有服用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他们的血液胆固醇水平也降低了。服用药物不是降低胆固醇水平的唯一方法。改变饮食结构、增加锻炼，或者戒烟限酒，都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而且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变化也有可能是随机波动。

因此我们不能凭借观察到他人的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就推断这是药物的作用。物理学中的大量例子更为直接地说明了这种推理是错误的。

回到更为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和基本归因错误问题。让我们假定A表示态度（attitude），B表示行为（behavior）（巧合的是二者的首字母即是如此）。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旦被问及个人感觉，心中持有的强烈态度就会让我们将其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以支持它或和它相一致的方式行动，就像我们在一场辩论演讲中采纳某个观点。这就是A能推出B。然而，即使我们假定有A，B就能百分之百地出现，难道B就能推出A吗？当然，这不是必然的。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同一行为（B）。除了态度（A）之外，还有来自权威人士的指引（类似琼斯和哈里斯实验中的辩论顾问）、同辈压力、政治压力、经济或事业动机，或是为了取悦特定观众等因素（即使只有一个观众在意你的感受）。其他非态度因素也是有可能的，包括压力、挑衅或我们的文化。

在同辈压力方面，真实生活和社会科学中有大量关于从众压力的例子，青少年和涉世未深的成年人所做所想的并不能反映他们的个人观点。从众压力是一个情境因素，但在推断个人观点时经常被忽视。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证实强大的从众压力会让我们说出自己不相信的观点，他是这类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阿希的经典研究中，几位实验参与者（由工作人员扮演）在告知其他实验参与者错误的线条长度后，让他们判断线条究竟有多长。绝大部分实验参与者在多轮实验中至少有一次顺从群体的判断而给出错误答案的表现。如果仅仅观察实验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工作人员假扮的群体成员的行为），他们看上去不是漫不经心就是愚蠢，或者毫不关心实验任务，眼睛有问题。但事实上这是情境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从众压力，或社会规范。绝大多数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一致而保持一致，即使他们说的话和他们自己的想法、感受完全不同。

事业动机是另一个常见的会影响行为的情境因素。有多少人为了获得或保住工作而人云亦云？有多少政客仅仅为了取悦选民或他们的党派而支持某些决议？在娱乐圈，电影评论家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认可而撰写正面评论文章，而不是因为真的看好这部电影。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宣传造势，在纸媒和电视广告中引用这些评论文章。有些电影评论家为了保持风头而不得不撰写热情洋溢的评论，甚至著名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受这一压力。

我认识的一位教师在面谈中同意履行某些职责，于是他就去履行了。但是当提起为什么要同意时，他只是简单地解释因为要获得这项工作。（当然，还有很多教职员工真的同意去做某事。）除了从众压力和事业压力，还有数不清的例子表明人们心口不一。

因此，我们如果只看到B，例如支持某一立场的演讲、文章或电影评论，那么就不能推断出演讲者或作家持有这个立场，尤其是在存在一些非态度因素的情况下。我怀疑绝大多数基本归因错误源于这一逻辑错误，也就是将A推出B转换为B出现时A也会出现。内在的因素可以导致行为的表达，但是行为表达不一定反映看似明显的内在因素。

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

行为、人们表达感受的言语不一定如实反映人们的感受或态度，这一解释行为的真相让许多人惴惴不安。研修社会心理学的学生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沮丧，尤其是他们想用这种方式解释认知偏差时。其他人会基于他人的种族身份、性别或性取向去歧视他人，但不持有偏见态度。这就是真相，即使有人仅因为我们的群体身份就大声贬低我们，他们仍有可能不对我们抱有偏见。

在上映于2012年的电影《壁花少年》（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 ower）中，布拉德和帕特里克两人是同性恋人，曾经有一段浪漫的故事，但是布拉德仍轻蔑地称帕特里克为“基佬”（faggot）。那时候，布拉德和足球队的男性朋友勾肩搭背，为了融入足球队而诋毁帕特里克。这就是典型的同辈压力。研究人员已经记录了在大量情境中男性社会规范所起到的直接又立竿见影的作用，尤其是对同性恋者的鄙夷。

仅仅因为他人的群体身份就歧视或不公平地对待他人，这是不可原谅的，是一种糟糕的行为。虽然歧视或不公平地对待确实是一种糟糕的行为，但不一定能反映出对该人群怀有偏见。制度性种族歧视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例子（当然，这不是要为其开脱罪名）。

行为不一定能如实反映感受，有些学生对此非常苦恼。他们问道：“那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他人的真实感受呢？”是的，你已经明白，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人的真实感受，至少不可能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大部分人需要确信自己知道他人的所思所想。但是推测他人的所思所想，并为此给予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解释，即使有，也极为罕见，因为我们无法阅读他人的内心活动。

吉尔伯特和马龙写道：

显然，问题就是人的内在自我是隐而不见的。性格、动机、信念、欲望和意图对人们解释他人行为和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些东西却无法被真正观察到。因此，人们需要完成这一棘手的任务，将这些无形的东西从可见的东西中推测出来，可见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从可见的推出不可见的，就要冒出错的风险。

即使我们有能力阅读他人的内心活动，即使人们相信他人对自己动机和行为原因的解释，这些表述仍然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不是诚不诚实的问题。根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眨眼之间》的作者）和提摩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最熟悉的陌生人：自我认知和潜能发现之旅》（Strangers to Ourselves）的作者］的观点，有时我们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原因。因为自利偏误和神经机制无法被我们的意识捕获，而且记忆有时也极不可靠。即使有心灵感应，我们所获得的绝大部分信息也只是他人能够意识到的所思所想，而这有可能不是他们行动的真正原因。

在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有柯克和斯波克的《星际迷航：原初系列》的续作）中，顾问狄安娜·特洛伊拥有一定的心灵感应能力，所以皮卡德船长经常问她潜在的外星敌人讲的是不是真话。有时，特洛伊只能确定外星敌人相信自己说的话。

但是意识到从可见的推测出不可见的，或者解释行为和推测感受这类棘手的任务充满不确定性，不仅仅让人为此感到苦恼和担忧。这类任务的逻辑对常人来说难以驾驭，甚至卓越的社会科学教育者也难以正确把握这一观点，即A能推出B并不意味着B也能推出A。

将逻辑运用于选择语词

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社会心理学本科教科书，这本书已经改版好几次。在这本书中，他根据上文的逻辑讨论了琼斯和哈里斯的研究。迈尔斯认为一个人仅在言语上支持卡斯特罗，不能表明此人真的支持卡斯特罗。总的来说，迈尔斯这本教材内容详尽，例证丰富，语言精准，这是我多年采用这本教材的原因。但是在这本书的另一章节，迈尔斯强有力地论证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标签和社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使用的标签必然地反映了个体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不少社会心理学家提到过相似的案例，例如埃里克·希雷（Eric Shiraev）和戴维·利维（David Levy），他们写过一本跨文化心理学教材，以及研究轻度冒犯（也译“微歧视”）的著名学者德拉尔德·温·苏。］

迈尔斯写道：“是否将‘腼腆’或‘小心谨慎’、‘怯懦’或‘袖手旁观’的标签贴在安静的小孩身上，其实传达了一种判断倾向……将公共援助称为‘福利’，还是‘资助穷人’反映出我们的政治立场。”好吧，我们谈一谈对他人内心活动的阅读。迈尔斯认为，当我们解释为什么“先前的信念和价值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的想法和写作内容”，就是A推出B。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无法避免的，可个体态度和价值（A）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写作内容（B）。但是即使这是不可避免的，难道就意味着B也能推出A吗？我们所写的内容真的能反映出我们的个人态度吗？当然不能。假定B能推出A，这不仅仅是逻辑错误，也是一种基本归因错误。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会影响我们的写作内容和所说的话。

如果我和我的同事谈起那些接受公共援助的人时，说的是“资助穷人”而不是“福利”，难道就说明我有自由主义价值观吗？可能是的。（事实上我不确定迈尔斯认为那些不同的表述方式反映什么价值，但是别人谈起“资助穷人”时我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回到之前讨论琼斯和哈里斯研究的内容，我写道：“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同一行为（B）。除了态度（A）之外，还有来自权威人士的指引、同辈压力、政治压力、经济或事业动机，或是为了取悦特定观众……”这些可能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我说的是“资助穷人”而不是“福利”吗？

如果我的同事自称自由主义者，那么我可能会使用与自由主义相关的短语来取悦他，即便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仅仅因为同辈压力，我也会这么做。如果其他人不知道我的政治倾向，但知道我所属群体的政治倾向，那么他们就会根据我所使用的短语来推测我的政治倾向，显然这是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定情况，我并不是一个毫无骨气的从众者。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服从社会群体规则会影响我们的用语选择。

如果在提交的论文中，我写的是“资助穷人”而不是“福利”，那么情况会如何呢？如果我知道期刊的政治倾向，那么我可能使用自由主义相关的短语以提高论文发表的可能性。或许我一开始写的是“福利”，但期刊编辑强烈建议我将其修改为“资助穷人”。正所谓要么发表，要么出局，我只能遵从编辑的意见。如果其他人知道刊物的政治倾向，但不知道我的政治倾向，那么根据我所使用的短语来推测我的政治倾向，显然也是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使我们不知道另外一种原因（除了作者的个人价值偏好之外），那也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严格地说，A意味着B不足以支持A能从B中推出。

抛开政治不说，编辑常常对论文最终稿的用词选择施加影响。但是我们在根据特定的语词选择做出性格推断时，是不是极少考虑到编辑的作用？虽然作者会捍卫自己最初的用词选择，但有时作者修订终稿时不得不做出妥协。此外，编辑也会不经过作者同意就修改语词。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名为《战胜自己的焦虑》。文章的作者是独立撰稿人，他使用的语词——“战胜”冒犯了一些读者。但显然是编辑选择了这个词，而不是作者本人。根据报纸网站评论区反馈的情况，读者认为作者持有一种“非常有害”的观点，而作者考尔斯（J .L. Cowles）解释自己提交的是完全不同的标题。有些报刊保留修改作者稿件的权利。当我们苦恼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表述时，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是编辑而不是作者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性。如果作者或演讲者成长于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的环境，那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妻子生长于英式英语环境。刚来美国不久时，她是一名教学助教，当她为一堂数学课申请橡胶黑板擦时，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嘲笑。因为在美国社会，“rubber”一词意思是避孕套，而在英式英语环境，这是黑板擦的意思。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可能理解我妻子的请求。那些不理解我妻子请求的，认为她过于随意或认为她社交能力差的学生，都忽视了文化背景（和数学课情境）。

如果专家学者是在几十年前接受的训练，那么他们会发现一些专业术语的含义已发生变化，或者没有关注到问题的多样性会改变我们所使用术语的含义，那又会怎么样呢？“retarded”以前并没有消极或冒犯性含义。事实上，全球唐氏综合征基金会极力劝说读者向年长的倡议者表示最高的敬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然而当他们提及自己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家人时还是会用“心智迟钝”（mentally retarded）这个词。

那些原则上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又怎么说呢？我经常看到有人在汽车保险杠上贴“我政治不正确，我骄傲”“不好意思，你的政治正确冒犯了我”等标语，他们使用政治不正确的术语以回应社会过于强调政治正确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崇拜特朗普使用政治不正确用语，而特朗普可能是为了取悦他们故意使用的。

博主或者惊人节目主持人（shock jock）又如何呢？他们会煽动读者和听众，让他们进行激烈讨论，以提升流量或收视率。这些媒体人有可能有目的地使用一些冒犯性短语，但个人并不持有相对应的价值观。我不是想说我们不应该生气（生气与否由每个人自己决定），而是想说完整分析人们为什么这么写或这么说需要考虑到情境因素，而不能简单地假定人们所表露出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真正持有的价值观。

现实些

到目前为止（如果不是太快的话），有人会认为我小题大做。你或许会说，老兄可以了，现实些，别太过分。阅读经过编辑的文章或者收听惊人节目或许还说得通，但是把这一逻辑应用到日常交流之中就完全没有效果。因为我们必须假定基于我们所见所闻能推出他人是如何思考的，即使不可能百分之百确定。

当然我会完全赞同这一点。我们经常会冒险归因，犯下基本归因错误，基于他人的行动和言语做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最佳猜测，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我们没有无限的时间去完整地分析，以分辨出最终真理，即使这样做是可能的。而且基于特定情境，最佳猜测或许经常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需要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推测事实上就是冒着犯下基本归因错误所做的最佳猜测。在绝大多数日常社会交往中，我们不需要百分之百确信才能做出推论。事实上，“最佳猜测”中的“最佳”是相对而言的，并不严格地意味着“可能正确”。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经常确信自己完全能够从行为中推测出他人的内心活动。人们认为自己可以看懂“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一充满争议的故事，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就会在脸书上和你断绝好友关系。非常不幸的是，“我是亲眼所见”“我是亲耳所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在人际感知中，他人的内心世界从来不会被轻易地看到和听到。然而，如果有更多的信息，那么少一点确定性能让我们对进一步修正持开放态度。

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虽然在交流过程中停止错误归因令人感到不自在或烦琐，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基于他人的行动和所说内容改进最初的假设。只要一点额外的努力，多进行一点外部训练，或想得更多一点，我们就能搁置对彼此的评判。实际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会因某个语词选择而即刻发怒，无法像往常一样理解这个词。对电影《回到未来》中的马蒂·麦克弗利来说，“小鸡”就是这么一个词（或许对许多年轻男子来说也一样）。马蒂对“小鸡”的回应让他陷入麻烦，可能是因为马蒂的防御式回应是典型的基于童年被霸凌的经历的条件反射，但是这一点也不重要，毕竟也就是斗斗嘴而已，并不是不尊重你。《纽约客》刊发了一篇标题为《斗嘴词汇》的文章，讲述了矛盾触发词“无所谓”（whatever）这一语词的力量。

哪个词会惹毛你，让你做出负面意图推断？你的朋友或同事会被某个词惹毛吗？你是否曾经意外地惹毛别人？意外总会发生，但你的本意并不是要冒犯别人。甚至精神分析学家也承认有时“雪茄就是雪茄”，没有其他象征意义。可能你来自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那个触发词，但你不知道那家伙会被这个词激怒。

但是你试着解释你没有那个意思。一旦愤怒或羞愧接踵而至，尽管你再三说明至少在那一刻你没有负面的意图，被冒犯者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对你的言行错误归因或者维持基本归因错误，推断你有负面意图。当然，我不想谴责他们。他们所感受到的也不是虚假的。你也不用后悔用了那个词。接下来我会讨论，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被冒犯之后还是会犯基本归因错误。

比如，被冒犯者有时会自言自语或者大声地说出来，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个问题经常被认为是表达方式问题，因为心烦意乱和某些内在原因导致了你说出这些话。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答案，只是寻找这些答案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如果不考虑其他可能的答案，甚至不考虑它们存在的可能性，那就犯了基本归因错误。

超越经典研究

琼斯和哈里斯的经典研究采用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以检验基本归因错误。实验参与者可能会问自己，如果演讲稿作者不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些呢？但实验参与者没有考虑到真实的答案是辩论顾问的要求。实验参与者必须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论文或演讲稿取决于写作者的个人态度，这项研究已经被看作态度归因范式，或论文范式。虽然这是一个经典且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但这项研究不足以推出坚实且广泛适用的结论。

琼斯和哈里斯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大量研究接踵而至，这些研究要求实验参与者阅读文章或演讲稿，或观看相关视频节目，内容包括讨论吸大麻是否合法，堕胎是否合法，政府资金是否应该用于艾滋病研究，大学毕业会考是否应该是综合性考试，消费者是否应该购买某一商品等。这些实验有一个条件，即实验参与者提前知道作者或演讲者被强迫采用某一立场。但数千名实验参与者（相当于绝大多数参与者）仍然将他们读到的或听到的内容归因于作者或演讲者的个人态度。

在进一步研究中，研究人员检验了琼斯和哈里斯的基本归因错误形式的局限性。例如，研究人员好奇，如果他们一开始要求实验参与者支持某一立场，类似于演讲稿作者所面临的条件，实验参与者是否有可能避免基本归因错误。然而，事实证明，实验参与者仍旧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在实验之前，警示实验参与者要避免犯基本归因错误，实验参与者知道演讲稿作者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由研究人员提供），甚至实验参与者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约束演讲稿作者的情境因素，实验参与者仍旧会犯基本归因错误。

这种类型的基本归因错误有充分的研究支持，我也已经描述了一些会出现基本归因错误的真实生活情境。在下一章，我会更加关注这种类型的基本归因错误的真实案例，讨论如何将基本归因错误应用到理解其他认知偏差和对他人的错误感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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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E is also known as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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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Bennett, Logically Fallacious: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over 300 Logical Fallacies (Sudbury, MA: eBookIt.com, 2012). 有些读者或许知道这个“肯定后件判断”谬误：A或许是B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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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 jock指一种特别的广播杂谈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故意使用公开场合少见的侮辱性的、粗俗不雅的语言吸引听众，让听众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