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汪曾祺受戒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9 23:1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汪曾祺受戒读书笔记的作文，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作文主题，是关于汪曾祺受戒的经历，还是关于他在读书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明确主题有助于组织文章结构和内容。
2. 了解汪曾祺：在写作之前，对汪曾祺的生平、作品和受戒经历进行深入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旨和情感。
3. 选取素材：从汪曾祺的受戒经历和读书过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素材，如他受戒时的感悟、读书时的体会、与他人的交流等。
4. 结构安排：作文结构要清晰，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汪曾祺及其受戒经历；正文部分详细阐述读书笔记中的重点内容；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5.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生动性，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同时，注意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6. 观点明确：在作文中，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汪曾祺的受戒经历和读书过程进行评价。观点要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
7. 引用资料：在作文中，如需引用汪曾祺的作品或他人评价，要注意注明出处，避免抄袭。
8. 体现个人特色

汪曾祺短篇小说赏析：《受戒》汪曾祺

【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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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赏析

- 鸡鸭名家

- 受戒

- 徙

- 昙花、鹤和鬼火

- 詹大胖子

- 茶干

- 八月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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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如果把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去阅读，会发现它们宛如《清明上河图》，每一篇小说所演绎的场景就像图画的一个片段，这一处的人物会在那一处出现；某一特定的环境亦始终在，等着不同的人去上演属于自己的故事。

汪曾祺小说中的风俗民情描绘随处可见，这些描绘已经远远超过了氛围营造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展示一下地方特色，它们有时变身为小说情节，有时就是故事内容本身。可以说风俗直接参与了小说形式和内容的构建。

汪曾祺在某篇小说的叙事中，常常会提到自己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场景，似乎可以在互文中互证小说的真实性，这也是他的小说创作淡化虚构性，具有散文化特点的一个表现。

鲁迅的《祝福》以鲁镇新年的民俗“祝福”为题目，小说内容也围绕“祝福”展开。从某种角度看，通过迎福祭祖、买卖婚姻、地狱传说、捐门槛等民俗细节，宗法观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一步一步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巧云在遭人侮辱后却引出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大淖的人们都来看望，“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因为在这里，人们看待男女关系的原则是“情愿”。

汪曾祺和鲁迅的作品风格迥异，鲁迅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先生，他认为小说的“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写小说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民间手艺人是汪曾祺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主角。从鸡鸭名家余老五、陆长庚到锡匠、卖馄饨的秦老吉、踩高跷的瓦匠陈四、卖茶干的连万顺……秦老吉担心，“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我们能感受到汪曾祺对这些传统手艺和手艺人身上的品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逐渐消逝的深深遗憾。但是作者不同于士大夫们一味地守护传统，他知道前进的必然，“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汪曾祺非常赞成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他自己也曾说过：“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比如《大淖记事》里写巧云被侮辱后第二天早上的乱糟糟的、断断续续的、飘飘忽忽的思想，就是意识流。《昙花、鹤和鬼火》也带有意识流的片段。

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他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增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故事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有机”因素。他执意减弱、消除“戏剧化”设计，使叙述呈现如日常生活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随意轻便的叙述中，让情致、寄托也自然地融贯其间。文字则简洁、节制、质朴，但也不缺乏幽默和典雅。

（汪曾祺）写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间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不但完全没有现代派的痕迹，甚至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如此摈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儿被概括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正当整个文坛以极大的热情和焦虑重新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汪曾祺似乎从现代回到传统，或者说从小说回到故事。与其说这是有意的拉开距离，毋宁说这是由于他对自己语言能力的高度自信甚至自负。剥落所谓“创作”的一切技巧或讨巧，才能将语言的质地最大程度地显露出来。

许多人都说汪曾祺幽默，当然是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祺的身上不是很精确，他只是“会心”，他也能让读者“会心”，那是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幽默有时候是很歹毒的，它十分地辛辣，一棍子能夯断你的骨头；“会心”却不是这样，会心没有恶意，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没有绞尽脑汁的刻意。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汪曾祺不是鲁迅，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乱世”这个大背景偏偏没兴趣。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小国寡民”的精致人生：安逸，富足，祥和，美好。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美”和“诗意”一直是汪曾祺的一个兴奋点。他在意的是乱世之中的“天上人间”。……汪曾祺有一个很大的本领，他描写的对象可以七荤八素、不干不净，但是，他能写得又干净又透明，好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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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鸭名家

【我的书评】

汪曾祺的散文语言像是诗歌一般，简短有力并且充满了一种韵律感，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那个瘦瘦小小，目光精利，一小撮山羊胡子，头老是微微扬起，眼角带着一点嘲讽痕迹的，行动敏捷，不像是六十开外的人。

余老五成天没有什么事情，老看他在街上逛来逛去，到哪里都提了他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坐下来就聊，一聊一半天。而且好喝酒，一天两顿，一顿四两。而且好管闲事。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他也要挤上来插嘴。而且声音奇大。这条街上茶馆酒肆里随时听得见他的喊叫一样的说话声音。不论是哪两家闹纠纷，吃“讲茶”评理，都有他一份。就凭他的大嗓门，别人只好退避三舍，叫他一个人说！

余老五这两天可显得重要极了，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他话很少，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的。他的神情很奇怪，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他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

吃饭睡觉都不能马虎一刻，前前后后半个多月！他也很少真正睡觉。总是躺在屋角一张小床上抽烟，或者闭目假寐，不时就着壶嘴喝一口茶，哑哑地说一句话。一样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没有，就凭他这个人，一个精细准确而又复杂多方的“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蛋炕好了，放在一张一张木架上，那就是“床”。床上垫着棉花。放上去，不多久，就“出”了：小鸡一个一个啄破蛋壳，啾啾叫起来。这些小鸡似乎非常急于用自己的声音宣告也证实自己已经活了。啾啾啾啾，叫成一片，热闹极了。听到这声音，老板心里就开了花。而余老五的眼皮一麻搭，已经沉沉睡去了。小鸡子在街上卖的时候，正是余老五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得接连睡几天。

小鸡小鸭都放在浅扁的竹笼里卖。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小鸡小鸭都很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傻气而固执。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窜窜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捉在手里，那点轻微的挣扎搔挠，使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

这一个半个时辰是最吃紧的时候，半个多月的功夫就要在这一会儿见分晓。余老五也疲倦到了极点，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塌陷了，连颜色都变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疯狂。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恼怒，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很奇怪，他这时倒不走近火炕一步，只是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木床、棉絮，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吧？”摇摇头。——“起了吧？”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儿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这是神圣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们赶紧一窝蜂似的取出来，简直是才放上床，小鸡就啾啾啾啾纷纷出来了。

余老五高高大大，方肩膀，方下巴，到处方。陆长庚瘦瘦小小，小头，小脸。八字眉。小小的眼睛，不停地眨动。嘴唇秀小微薄而柔软。他是一个农民，举止言词都像一个农民，安分、卑屈。他的眼睛比一般农民要少一点惊惶，但带着更深的绝望。他不像余老五那样有酒有饭，有寄托，有保障。他是个倒霉人。他的脸小，可是脸上的纹路比余老五杂乱，写出更多的人生。他有太多没有说出来的俏皮笑话，太多没有浪费的风情，他没有爱抚，没有安慰，没有吐气扬眉，没有……

他是窑庄一带的能人，是这一带茶坊酒肆、豆棚瓜架的一个点缀，一个谈话的题目。可是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不成功。日子越过越穷，他也就变得自暴自弃，变得懒散了。他好喝酒，好赌钱，像一个不得意的才子一样，潦倒了。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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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

明子小小声说：“要——！”“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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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徙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

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这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点睛之笔，其余的，不过是敷陈其事。从语气看，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他们知道，毕业出去的学生，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毕业生中有一些是乘风破浪，做了一番事业的；有的离校后就成为泯然众人，为衣食奔走了一生；有的，死掉了。

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颠颠倒倒。说起话满嘴之乎者也。他老婆骂他：“晚饭米都没得一颗，还你妈的之乎——者也！”

受了老婆的气，邻居的奚落，他就双手捧了一个木盘，盘中置一香炉，点了几根香，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穿着油腻的长衫，趿着破鞋，一边走，一边念，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的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哭圣人”。

他教学生，也是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每一班都有一两个他特别心爱的学生。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他讲书，眼睛首先看着这一两个学生，看他们领会了没有。改作文，改得特别仔细。听这一两个学生回讲课文，批改他们的作文课卷，是他的一大乐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负此生，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对于平常的学生，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之。对于资质顽劣，不守校规的学生，他常常痛加训斥，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有些话说得比较厉害，甚至侵及他们的家长。因为这些，校中同事不喜欢他，又有点怕他。他们为他和自己的不同处而忿忿不平，说他是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不近人情。

他的眼光呆滞，反应也很迟钝了。他的那点聪明灵气已经全部消失。他整天无所事事，一起来就到处乱走。家里人等他吃饭，每回看不见他，一找，他都在高雪的坟旁坐着。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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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昙花、鹤和鬼火

昙花真美呀！雪白雪白的。白得像玉，像通草，像天上的云。花心淡黄，淡得像没有颜色，淡得真雅。她像一个睡醒的美人，正在舒展着她的肢体，一面吹出醉人的香气。啊呀，真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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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大胖子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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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干

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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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骄阳

“火边上还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有的挂着牌子，有的脊背贴了一张大纸，写着字。都是满头大汗，您想想：这么热的天，又烤着大火，能不出汗吗？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带，挨着个抽他们。劈头盖脸！有的，一皮带下去，登时，脑袋就开了，血就下来了。——皮带上带着大铜头子哪！哎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哪能这么打呢？您要我这么打，我还真不会！这帮孩子，从哪儿学来的呢？有的还是小妞儿。他们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呢？”

汪曾祺《受戒》：“文革”创伤犹在，小说中却只有平平淡淡的滋味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标题《无为的抒情：读<受戒>》，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汪曾祺小说里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心灵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驻足栖息之地。

主笔/蒲实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飘摇不安中，读汪曾祺的小说，外面世界下坠所留下的痛苦的情感褶皱，渐渐被他柔软的文字流淌过，轻轻熨平，于喧嚣中获得方寸间的平静。与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受戒》读起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淡雅水墨风物画，移步换景，徜徉其间，行云流水，文字光滑得可以在其间溜冰，其下则有一股快乐的内在情绪流淌。

《受戒》写于1980年，发表时汪曾祺60岁，已是耳顺之年。未知短暂或持久的乱世中，身处他与世无争的文字里，不免有些疑惑。这篇文章写于“文革”结束4年之后，是他跌宕人生中断断续续写作生涯的一次重启。创伤犹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京剧团创作室的办公室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会说，又挨整了。他那时正接受审查，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审查的结果不了了之，但他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创作样板戏的副产品。他没有离开京剧团，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苦闷的日子中，他开始打小说的腹稿，《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开始成形的。小说中现实的苦闷情绪则了无痕迹，只觉得有平平淡淡的滋味。情窦初开的明海和小英子都是十来岁的年纪。明海去庵里当和尚，过了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和渡船上的小英子相遇。他们在眉清目秀的乡间风景里一起做农活，伏在水车的车杠上踩车轴上的拐子，轻唱着有音无字的山歌，靠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萤火虫和流星。情就在这山水田间与劳作中无声孕育和滋长，寺庙的清规戒律、受戒的仪式束缚不了，前途也阻碍不了。这抒情的声音似与沈从文的《边城》呼应，中间却横亘着一个长达近半世纪的史诗和革命年代。想通过追忆逝水流年的方式，来获得从历史劫难中幸存下来的慰藉？抑或，想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一种终结的感觉，与伤痛作别？又或，是桃花源般的隐逸之所？之前那个浓烈时代留下的创伤，为何要融解在不着痕迹的柔和平淡中——是一种忘却，还是开拓一种可能性？

在汪曾祺年轻时所参与的20世纪中期的历史跌宕中，抒情提供的想象力曾驱动了知识启蒙，也曾感召千万人在革命中生死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就是以“抽象的抒情”来书写历史的。抒情的书写随着语言变形，在新时代发生了扭曲。汪曾祺在他的《自述》一书中回忆，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时，审问他时所使用的语言，“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虚空的对象”，人或语言成了异化的躯壳。他被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报《惶惑》。他在文章结尾写：“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情感上真实的话，在政治上出了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读《受戒》，领悟到一些静水流深的意味。明海与小英子的动情彼此无所求，有纯真的诗意。为这情，明海愿舍弃受戒时被选为沙弥尾在寺庙可期待的职业生涯。不要说寺庙的清规戒律，哪怕是禅的境界，也不及这小儿女的情。汪曾祺对荸荠庵的生活描写得极细致，来源于他年轻时曾在一所寺庙中短暂居住的观察和经历。他并不描写佛门之地的清净和禅机，倒是把和尚细小琐碎生活的世俗平常写得鲜活。念经吃斋之外，收租放债，打牌杂耍，还俗娶妻。最终，皈依的还是个“情”字。汪曾祺说，《受戒》的产生是他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快乐从哪儿来？汪先生和沈从文一样，写的是美与善，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人性，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混沌无规则，亦无目的的真情。被政治渗透扭曲的语言文字，不再能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文字如何回归它的真实？这是抒情的追求。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

在《晚饭花集》里，汪曾祺在序言中写，他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他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他的感怀寄托是与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他的感怀寄托是什么？孙郁论及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只是题材、主题等显在的东西。他的价值判断不在一般意义上的曲直忠邪里，而是暗含于人性深处不可名状的存在，“对于风气、人心、世道的感悟，非以观念为之，而存在于叙事的语态里”。他将这些深隐的东西与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里，以有情有趣的语言展现人性，实际是以拯救语言恢复民族的智性。

汪曾祺受儒家影响很深，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也是个诗人，可以发脾气，可以赌咒发誓。他曾在《自述》里写，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里，曾皙言志那一段。孔子让四位学生谈理想，问到曾皙时，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越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理想，也是汪曾祺所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这是生活境界美的极致。正是在超越功利之中，语言回到无欲求的状态，找回诗意的真实。那段狂热的历史说明，理念并非一种实在的事实，生活才是可以抓住的实在。这种生活是由无数个细小的当下瞬间所构成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平平淡淡。

最初我不太能理解汪曾祺小说里语言与意境的柔软，不批判，亦不反思，对于可能轮回的历史悲剧没有抗争的意志。后来读到他曾解释自己所谓的“随遇而安”，“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何况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清楚，“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心态，对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但他说，他自己本人的气质就不具有抗争性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更重要的则是“遇”，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遇”。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二是对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很难。“看透了世事，看淡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有裂痕，而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又读到他说，喜欢“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句诗。“意满”原来是知晓了苦难之多的领悟。因这世上苦人之多，苦难也随时可能降临于己，这眼前所能享有的一切，才如此珍贵，成为不幸之中的一点儿幸，值得感怀命运。这柔软，是对历史和苦难皆无常的领悟之后，所作的一种生命选择。

汪曾祺很小就受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以轻淡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他自认为自己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他也喜欢宋词中离别的抒情，有隐约的哀愁，这和他的气质接近。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在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中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把自我的生命视为圆满自足的存在。他说，他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这种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去抵抗历史之恶，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语言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心灵的驻足栖息之地——坚韧的也许正是亘古不变的心灵，即使人生辗转和历史的万千倾覆也无法改变。他的小说若汇入一支20世纪80年代宏大的多声部交响曲中，我想应是轻盈的竖琴声，有流水的晶莹剔透，是生命力希望的那一部分。

但希望终究只是个梦。他在《受戒》的结尾注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把这个纯真的梦想故事，留在了实在的彼岸，让也许再也回不去的、逝去不复来的过去蒙上了一层忧伤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