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小说读后感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1 15: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2000年小说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读后感主题，是围绕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写作手法等方面展开，还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情感共鸣等方面入手。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小说的背景、作者和主要内容；主体部分详细阐述自己的感受、观点和评价；结尾部分总结全文，点明自己的观点。
3. 逻辑严谨：在阐述观点时，要注意逻辑性，确保论述有理有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情节分析：对小说的情节进行梳理，分析其发展脉络、高潮和结局，探讨情节安排的合理性。
b. 人物分析：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进行评价，分析其性格特点、成长历程和人物关系，探讨人物塑造的合理性。
c. 主题探讨：挖掘小说的主题思想，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阐述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d. 写作手法分析：探讨小说的写作手法，如叙述方式、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分析其艺术效果。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以下是一些建议：
a. 使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避免口语化

《目光》：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的生命书写

手术中的陶勇 资料图片

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经历生活激变与生命顿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时，与好友李润共同推出随笔集《目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讨论人生、重审生命，从而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作者心向光明，通过思索生命意义、人性价值、职业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为人生“赋义”，以真诚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从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捧出心灵，呼唤良知与爱，召唤每个人寻回对生活的初心、对光明的憧憬、对信念的持守。

《目光》字里行间显豁出一个光明的心灵世界。作品带着生命的体温，展现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价值的“反伤痕”书写，反衬出面对世界“撒娇”的“疼痛文学”的狭隘与肤浅。曾经的“伤痕文学”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反思历史，呼应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命题，以理性的姿态省察个人命运，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今天所谓拥抱“后现代”、去深度化的浅俗性流行写作当中的“新伤痕”书写，则是“娇惯的心灵”以精神后撤的姿态，在大时代里营构无限放大自我的“小时代”，顾影自怜，渲染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复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书写者将个人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脱嵌”，把“意义”流放到生命的废墟，放弃对“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对生命韧性的磨炼，用空洞的抒情、虚无的腔调来为个人犬儒主义的生活姿态张目。《目光》与这样的写作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是文笔上的，更是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态度上的。

自始至终陶勇没有沉溺于创伤性事件之中，而是诚恳地对生命中关键性节点、启示性片段进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言，“苦难是美德的机会”。特殊经历给了美德现身的契机，也彰显出将自我从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来寻求超越之道的个体心灵质量，以及这种心灵境界与时代的进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时之遭际的进取姿态，在于面对生活的重击不退缩，不因暂时性的生命处境、偶发性状况而否定职业选择的意义、恒久的人生价值，而是从生死场上走一遭的经历当中，正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明确“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坚信要从有限和短暂当中寻求无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终点处悬想一个最完满的结果作为人生展开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论化为“过程论”，珍惜生命，把人生意义的寻得和确证放在过程展开的每一个时刻去实现——“人在这世上走一遭，过程远远重于结果，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陶勇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对“意义”的追寻，对于“价值”的成就。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无数贤哲已经证明，探求“意义”的冲动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强大的内驱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这样的驱动力发动人生引擎，将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宽阔的境地。陶勇深信问道、闻道、求道、守道，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宽厚。他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哲学的兴趣：“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的碎片，在更高处去理解生命、看待医学。

尽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层面达到了最强的穿透力，然而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且也确实提升了生命的境界，这从《目光》的生命之思与抒情之诗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随笔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简练、明晓的小诗，或呼应或强化正文内容，一同涂抹出斑斓、缤纷的心灵色彩，以抒情的笔调向世人表露出一个点亮心灯前行的人与世界遭遇时灵魂的回声。从这回声里可以再一次听到陶勇的自白——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生命与道的深刻关联——生命不是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显示出独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着行囊/也要看遍乌云散尽后的美丽……生命是一场旅行/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这意义就是从医者认清“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去托举这种期待；这意义就是以“苍生大医”为最高的自我期许；这意义就是不放弃——“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作者坚定地在书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业，我热爱它，它也能带给我愉悦和价值感。”他将人生的意义、医学与自我的生命贯通起来，三者形成彼此支撑的三维坐标，从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逻辑重音放在“意义”上，他就彻底地把那种将生命工具化，以物质的占有、享乐的获得、巨利的牟取为生命尺度的价值观驱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视，或者说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据、标尺去看，显示出《目光》的价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质世界的声色上流连，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拥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发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质而发起的有限游戏，他倾心于因精神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是为了终结而开始的，恰恰是为了延续而展开的，它“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在陶勇看来，医学正是这样一场无限游戏。实际上，为医学而奉献的人生也是无限游戏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获得无限延长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对“无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扩充和发展，由此不断接近“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高远。作者的“目光”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思维钳制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心灵对于价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财富追求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将金钱与幸福画上等号，发自内心地肯定从利他当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昭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启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无意于向读者说教，他的“信”皆来自他的生活实感和生命经验。因此，作者的评判和“所信”对于读者来说就格外具有说服力。

《目光》所彰显的进取的生命姿态，还在于作者“用心”看见，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温润的情感浸润理性平和的叙述，娓娓道来，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诉诸激切的倾诉呼喊，却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实是多向度的“看见”。个体既见自我，也见众生、见天地。作为医生，陶勇以仁医之爱看见病人的病苦，看见他们生的坚强和热爱生命的勇气。他专攻专业难度高的葡萄膜炎领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那1%的世界带去光明，他恪守与医学所定之约，一约既定，万山难阻。他对小岳岳这样病情复杂的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精心治疗，为了1%的可能性竭尽全力。他为从小罹患眼部肿瘤的天赐及其父亲同病魔搏斗的韧劲与达观的生命态度所动容，他喜爱因白血病而导致严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阳光可爱。他为病人付出，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爱，更从他们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启迪。当陶勇一度成为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生命热力化为他自身重建心灵的精神资源。于是，“看见”成为双向的照见，目光点亮了人与我的心灵之光。注视他人与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陶勇见病人、见众生的目光建构了正向的对人我关系、医患关系的认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对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将他人的生命存在、他们面对病症的生活反应作为认识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参照。或者说，因为“看见”，更着力省察自身，获得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培养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医精诚的境界——如果医生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患者的心灵病苦的话，那么希望和爱就会离我们更近。

《目光》如同这样一种目光，清澈、坚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温情地审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把无穷的远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们视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视自己的生命来路与命运，从生活的考验里更加确定信仰与爱对于生命的意义，决定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写下“活着”这首属于医者的生命之诗。（作者：叶李，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现代汉语词典》：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吕先生精心研究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1959年10月，初稿完成。1960年年中以后，试印本分8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广为送审，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单位在西单，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要编好一本词典，就得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杜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