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大埔观后感》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7 05: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大埔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赞美大埔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是探讨大埔的发展现状、文化特色等。主题明确有助于整篇文章的思路清晰。
2.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观后感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大埔的基本情况，主体部分围绕主题展开论述，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感悟。
3. 内容充实：在主体部分，要充分展示你对大埔的认识和感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自然风光：描述大埔的山水、气候、动植物等自然景观，突出其独特之处。
b. 人文历史：介绍大埔的历史文化、名人典故、传统节日等，展现大埔的文化底蕴。
c. 发展现状：分析大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展示大埔的发展成果。
d. 个人感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谈对大埔的认识和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a. 语言流畅：尽量使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避免冗长、啰嗦的表达。
b. 修辞手法：适当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文采。
c. 逻辑清晰：

绝密交通站见证隐蔽战线历史

来源:南方日报

馆内复原的电料行历史场景。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

观众正在对着屏幕做指定手势，阅读红色交通线的历史故事。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内，大片独具侨味的骑楼星罗棋布。游客从中山纪念亭出发，能依次“打卡”南生百货大楼、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大清邮局等地标，感受这座百载商埠的繁荣历史。

上世纪初，借侨资之风，汕头骑楼兴起，商埠林立。一时间，汕头从一个海边渔村发展成一座新兴港口城市，众多商贾名流往来于此。

在繁荣商业的掩护下，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在1930年秋冬建立。汕头交通中站作为重要枢纽，成功护送了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200多名中共党员和重要物资、文件情报经此进入中央苏区，为中共中央安全转移起到关键作用。

如今，这座秘密交通站经过精心修缮，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起一座汕头红色交通站旧址陈列馆，以珍贵的实物和史料，向往来游人述说当年地下工作的惊心动魄。

奋斗之路

“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

海滨之北，小公园以西，鳞次栉比的骑楼街中，一座位于海平路97号的三层小楼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门梁上，写有“华富电料公司”六个大字的铜招牌映入眼帘，这里便是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当年，地下交通员以此为接头据点，秘密完成了各项组织任务。

步入馆中，只见一个巨大的沙盘坐落在展厅中央。在红色五星的标记下，这条中央交通线跃然眼前，香港华南交通总站、汕头交通站、大埔交通站、闽西交通大站等直属交通站清晰可见。

1930年秋冬，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绵延数千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随之开辟，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

“这条交通线曾经是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也是大革命时期南方地区唯一未被破坏的红色生命线。”汕头红色交通站旧址陈列馆馆长张如强说。

作为重要枢纽，汕头交通站在最初选址时曾历经多重波折。上世纪30年代初，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率人到汕头，在镇邦街7号首先建起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对内则是绝密交通站。而后，周恩来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三人再往汕头，以客商身份，在海平路开设一家华富电料行，作为备用站。

“因为这‘两手准备’，才让这条交通线没有被意外暴露。”张如强告诉记者，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他所知晓的交通站都被迫停止使用，其中就包括中法药房汕头分号。至此，华富电料行地下交通站随即正式开始运作。

如今，在陈列馆每层楼的东侧，都复原了电料行当年的历史场景。一楼是普通的商行铺面，柜台前立着一尊掌柜铜像，作敲算盘模样，身后货架上则密密麻麻摞满了售卖的电子管、灯泡等电料物品。

曾任交通站站长的顾玉良在口述中回忆道，最初罗贵昆之所以利用其亲戚关系租下这座小楼，开设以专营批发代销的电料行，目的是用商店名义来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

在讲解员罗伟纯的指引下，记者在展柜里看到了数件体型庞大、零部件繁复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收音机。“这些都是从各地‘淘’回的同时期老物件。当年，汕头交通站就是负责采购这些严禁运输的设备，并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运至中央苏区。苏区建立兵工厂、印刷厂等工厂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大部分来自汕头交通站。”罗伟纯说。

如此重要的交通站，为何设在汕头？张如强分析，当时的汕头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南洋华侨和客商往来非常平常，因此党内同志只要经过乔装打扮，便不易被发觉。

“此外，汕头水路交通便利，上海和香港到汕头的客船几乎同时抵达，人员上岸后即可乘坐火车去往潮安，再搭船进入大埔，安全性较高。”张如强说。

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曾经此进入中央苏区

“汕头交通站只能同所在地的党委东江特委书记一人联系，不能和其他负责人发生关系……不准外人住站，经过的干部也不带到交通站交接，由交通站派人到约定地点会见……”

三楼展厅内，一块独立展板上写满了当时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严格规定。罗伟纯介绍，汕头交通站作为直属中央交通局的秘密站，与同一交通线上的大埔中站、闽西大站等任务不同，就连闽西交通大站主任李沛群起初也不知道汕头交通站的存在。

护送干部是当时交通站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考证，汕头交通站曾护送200多名中共党员进入中央苏区。在一面大屏幕上，陈列馆将这批中共党员的资料以可视化的形式整合呈现，观众对着屏幕做指定手势，便能详细阅读其生平故事。

记者注意到，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刘伯承等重要领导干部均在护送名单中。曾任香港华南交通总站站长的饶卫华在1980年回忆：“周恩来同志进入苏区的时间是1931年12月左右，他是直接由上海来到汕头，留大胡子，戴眼镜，护送他的交通员是肖桂昌……”

李沛群在《周恩来同志进入闽西苏区的经过情况》中介绍，抵达汕头的次日，周恩来与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一同登上开往潮安的火车。上车后，他发觉二等车厢只有三人，顿觉不对劲，便马上走进三等车厢，与其他旅客挤在一起。

当检票员来查票时，周恩来迅速记起此人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他请示过工作，忙把头上的帽子拉低，扭头看向窗外；肖桂昌则机智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并把车票交给那名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座，随即要他们去隔邻的二等车厢坐。肖桂昌当面答应，但仍坐着不动。

抵达潮安后，周恩来一行又乘坐电船前往大埔，向苏区前进，直至年底抵达瑞金。次日，周恩来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这段历史记忆“打捞”自多位亲历者的口述。相较于实物展品，馆内陈列了更多珍贵信件的影印版及回忆录，以第一视角还原“卢伟良护送叶剑英”“李沛群护送邓颖超”等同样惊心动魄的经过：如叶剑英是梅县人，认识他的人多，又正被国民党通缉，所以他并没有照常走潮州、大埔一带，而是从汕头改道澄海，再经饶平等地进入闽西；邓颖超则乔装成到内地寻亲的妇女，头上盘髻，交通员自称是其“表弟”……

“由于当时交通线和交通站是绝密的，几乎没有留下直接的档案资料，只能通过寻访当事人的回忆、领导干部的答询信件等，来尽可能还原这段历史。”张如强告诉记者，学界关于红色交通线的口述史研究仍在持续，未来或有更多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

革命群众支持地下工作

在当年人来人往的商埠，要经常传递情报并不容易，如同演绎现实版的“谍中谍”。顾玉良回忆，平时交通员传递情报，有时甚至以打麻将作为掩护。

透过三楼展厅的一扇内窗，可以看到四人围桌正在打麻将的复原场景。其中一位是商人模样，打扮时髦。“有个资本家同我们关系很好，他每到店铺就跟陈彭年打麻将，谈生意经。”李沛群记得，通过商人出面办理报关、托运等手续更安全，所以交通员们都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往下，二楼洽谈室内，拿烟斗的塑像是陈彭年，他在跟交通员商量工作。屋子布置得很豪华，高档的桑枝桌椅中间放着桑枝圆桌，上面放着潮汕工夫茶具和德国造的“竹坚笼”汽油灯。房间两边放着高脚桑枝椅和高脚茶几，托着高雅的烟灰缸和棋盘。

“陈彭年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化妆有经验，要我们服装也得讲究。另外，我们还置办了一些家具，买了较像样的办公桌，摆上算盘和文房四宝，才像上海帮商人。”顾玉良曾回忆。

常常在危险中传递情报和物资，交通员有着一套严密的工作规则和方法。藏有夹层的瓷罐、带暗器的铁拐杖、改装过的老式滤水器……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展品，都是交通员执行任务时可能用到的工具，暗藏玄机。

由于常年在交通线上奔波，交通员们磨练出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有的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或线装书的反面，有时把文件写在衣服上，穿在身上；他们生活艰苦，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带到香港、上海。

山高水长路多艰。1931年夏天，曾任大埔交通站站长的曾昌明和肖桂昌到苏区提款，在漳州，聂荣臻给了他们价值约五千元的金条。天热路远，为了躲过敌人的稽查，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把金条、银元捆缠在身上，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当最终将这批金条安全带到目的地时，众人的皮肤已经化脓成疮、伤痕累累。

活跃在这条交通线上的，除了地下工作者，还有许多革命群众。交通站在沿途设立饭店、客栈等联络点和仓库，要用挑担、小船运送物资，这些都离不开乡亲和船工。

位于梅州大埔县青溪镇的棣萼楼，就是当年沿途的中转站和秘密仓库。“二楼是当年存放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的旧库房，木板上还遗留有弹孔，现在都保存完好。”青溪镇党政办相关负责人钟家骥说。

在群众的掩护下，这座小楼未曾遭到敌人破坏。有时为了抢运物资，参加担货的群众多达上百人，他们天黑时出发，天亮前返回。有的革命群众被叛徒出卖关入牢房，甚至被杀害，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吓倒。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交通线没有被发现和摧毁，绝非偶然。”在张如强看来，正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沃土之中的，这条红色交通线才能发展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央苏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蹲点手记

一段藏着动人情怀的城市记忆

如今已焕然一新的海平路97号，曾经只是汕头老市区一处不起眼的危房。市民们来来往往，留下的印象也不过是“一家普通的电料行”。然而，历史不会被轻易忘记，在城市发展中，对这份红色记忆的打捞更是弥足珍贵。

最初唤醒这份红色记忆的，是原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秦梓高。不久前，记者辗转寻访到这位91岁的老专家。当提起这段历史时，他的言语里满是感慨和激动。

1981年，他调入汕头市党史办工作，开展“红色交通线汕头秘密交通站”专题研究。由于当年地下交通保密，既没有档案资料，又没有文献记载，连时任闽西南交通站站长的李沛群也无法想起汕头秘密交通站的具体地址，这令秦梓高的研究和寻址工作一度受阻。

他开始一路沿着红色交通线重走，跋山涉水，收集珍贵的一手资料，抢救性地完成这段口述史。回想起那段艰辛路途，他仍感叹当年交通员们的坚强毅力：“只有亲身走过才能感受到交通员当时的任务艰巨。”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夏，秦梓高前往上海访问时偶然发现一份上海党史办的期刊，上面刊发了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前往苏区时在汕头经历惊险一夜的报道，这才为汕头秘密交通站的重见天日打开一道豁口。

他最终寻访到当年汕头交通站的创办者之一——顾玉良，促成顾老回到汕头，指认出准确的站址，并还原了交通站原来的内部场景，才有了今天对外开放的这座陈列馆。

不同于其他革命遗址，汕头中站旧址吸引了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到修缮活化中：项目之初，便有本地乡贤听闻消息，匿名捐赠600万元，作为旧址的修缮资金；陈列馆建成后，众多民间收藏爱好者、汕头市民自发捐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物件，丰富了馆内的文物陈列；馆长张如强则多次带着专家团队奔赴北京、上海等地，寻找同时期的见证物，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交通站的内景……正是无数人的深切情怀，才令这段本不为人知的历史成为汕头乃至全国人民共同的红色记忆。

陈列馆的落成、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在游览小公园开埠区时多了一个好去处。而以红色交通线为主题的潮剧作品，经过广东潮剧院艺术家们的精彩演绎，也用艺术之美让观众们感受到革命先辈们的钢铁意志和崇高信仰。

据悉，由珠江电影集团出品、讲述1931年汕头秘密交通站故事的电影《暴风》目前正在紧张筹备，预计将于今年5月初在汕头开拍。通过影视作品等现代艺术形式，秘密交通站和红色交通线的故事将走进更多人的心中，他们亦会走进这座看似平平无奇的电料行旧址，探寻父辈的感人故事。

曾经，众多为党和国家奋斗终身的革命先辈通过这座小小的交通站，奔向救国救民之路；今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亦将这份红色记忆珍藏，铭记革命先辈尝过的艰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不懈奋斗。

圆梦故事

汕头市金砂中学高级教师刘瑞瑾：

以文学艺术手段讲述秘密交通站历史

2015年，一部讲述红色交通线上隐秘历史的纪实小说《秘密交通站》横空出世，首次以小说形式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5年后，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潮剧登上广东省艺术节的舞台，获多项大奖。

这是小说作者、汕头市金砂中学高级教师刘瑞瑾在写作之初想都不敢想的事。刘瑞瑾是语文老师，闲时喜欢写写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父亲在2010年接触了汕头秘密交通站的历史。

“当时父亲拿到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撰的内部史料《红色交通线》，他觉得这是个值得书写的题材。”刘瑞瑾说，因为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曾参与地下革命工作，知道这项工作的危险性，便想让更多群众了解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

刘父彼时已逾80岁高龄。时光不等人，父女俩齐上阵，立即着手搜集资料。当时这条交通线的亲历者几乎都已作古，他们便辗转上海、苏州多地，寻访亲历者后代。

“因为秘密工作的特殊性，从资料里只能得到简单记录。至于交通员们具体如何开展工作？他们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于是父女俩想方设法，采访了一批在上世纪40年代亲历过秘密工作的老革命者，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

然而2013年，还未动笔，父亲便去世了。“我必须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刘瑞瑾说，平复情绪后，她花了一年多时间，终成近十万字小说《秘密交通站》。

“进入到创作状态时，我内心真切地被共产党员的故事所打动。我有种使命感，很想把这些惊心动魄又感人肺腑的故事写出来。”回忆起写作过程，刘瑞瑾动情地说。

“书中许多情节都来源于我们采访中获取的真实故事。”最让她感动的是，有的共产党员虽受严刑拷打，仍对秘密工作守口如瓶，直至牺牲。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却默默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小说甫一问世，便引发各方关注。去年，广东潮剧院找到刘瑞瑾，希望以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形式，来讲述这段光荣历史。

在此之前，刘瑞瑾没有写过潮剧剧本。她请教广东潮剧院的艺术家，学习潮剧音韵，跟导演团队一起，边排边演边改。改编后的同名潮剧，着重表现了女共产党员陈凤娇忠于革命事业而不惜慷慨赴死的故事。

“没想到潮剧能把现代红色故事展现地这么好！”刘瑞瑾说，去年观看完首演，她内心只有一个词——“惊艳”。“特别是女主角张怡凰，展现了女共产党员有血有肉的一面。她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角色，既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也有潮汕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

在2020年的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上，刘瑞瑾凭借该剧获得“优秀编剧奖”。目前，她也在寻求电影、纪录片等更多艺术手段的改编，让这段历史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更多人所知。

南方日报记者 黄堃媛 徐子茗 张思毅 摄影 南方日报记者 姚志豪

特赦1959观后感想

在这2025年的春天，我追完了一部颇有意义的红色史剧——《特赦1959。起初看剧名还以为讲的是《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在抚顺管理所的故事，但这个末代皇帝只在剧后露了一脸，整体讲述的还是共产党在北京功德林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改造的过程。

《特赦1959》是一部集中反映国民党战犯在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的电视剧。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主旨思想有许多地方令人感动。从学习党史的角度来看，这部电视剧蕴含着我们党的先进性、理想信念和许多的工作方法，以及独具优势的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

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人民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将领成为我军的战俘。他们曾经以我党为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几乎个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等待他们的理应是正义的审判以及罪行的清算，这也成为取得全国胜利后的一件要事。接受改造的战犯们心怀疑虑、惶恐不安，受到迫害的人民群众和战士们则对战犯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政权心存侥幸、伺机反扑，来自不同阵营的国际社会心态迥异、翘首观望。我们党作出了“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决定，这一牵动各方敏感神经的战犯政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体现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和非凡胆识。首先，说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以贯之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时期也要争取一切能够得到支持的势力；其次，彰显了我们党宽大处理的政策，以及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和志存高远的宏伟气魄；最后，反映了我们党的成熟和自信，我们不但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获得胜利，而且在战犯思想改造新的斗争中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的近代史，广大人民遭受了清政府统治的腐朽无能、外国列强的欺侮、军阀割据的民不聊生、日本侵华罪行的惨绝人寰，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孔千疮、积贫积弱，但社会各界呈现出建设新中国巨大的热情和活力。剧中的小花讲述了自己从旧社会天桥卖艺到成为新中国文工团演员的变化，心里充满了感党恩、报党恩的真情实感。老北京小胡同的市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他们移风易俗、学习文化、积极工作，日常言行洋溢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拥护。战犯管理所里人人踊跃报名奔赴朝鲜战场和参加西南等地剿匪，从士兵到所长、政委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无一不是怀着坚定的信念和对党的忠诚，忘我地工作。连接受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叶立三坦言，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个个心系国家、争先做贡献，他们身上蕴含着不一样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国民党队伍里是找不到的。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新中国美好的希望和未来，昭示着新中国注定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欣欣向荣。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批战犯大多系国民党的要害人物，从经历来看，有的像杜聿明一样是带兵打仗的将领，也有像康泽一样是从事政治工作的骨干，还有像沈醉一样是为人不齿的特务，更有欺压百姓、骄横跋扈的军阀。从出身来说，有毕业于黄埔系、奉命杀害瞿秋白的宋希濂，有资历很深、上将军衔的四川军阀王陵基，有当过小作坊学徒、后来在国民党内部混得风生水起的王耀武等，更有才华出众、留学德国的叶立三等。他们中不少人在抗日战争中拼死血战，如杜聿明、王耀武等立下了不小的战功，但大多数人是非常敌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从出身、经历、教育背景和信仰等方面综合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新中国的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刚刚成为战俘的叶立三伺机逃跑的侥幸心理，到黄维拒写自传、不刮胡子和不接受思想教育顽抗到底的对立情绪，再到战犯们自认为终有一审、难免一死的普遍认识，战犯管理所充斥着各种怪诞的想法、奇异的心态和行为，决定了改造工作是有别于刀光剑影的新的战斗。战犯管理所所长和政委一班人，运用共产党人掌握理论的先进性和真理性，靠着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以宽广的胸怀和严明的纪律，对战犯们进行了灵魂重塑、思想再造般的教育。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关注物质条件改善也注重思想观念改造，既敢于思想交锋又善于因势利导，在一次次的较量中彰显着我们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仰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值得一提的是，其时朝鲜战争爆发，外部势力在我国东北边境陈有重兵，对新生的共和国虎视眈眈，我志愿军战士高唱保家卫国、跨过了鸭绿江，投身异常艰苦和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鉴于敌我双方的实力和差距，对于战争走势和结局，战犯们普遍认为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志愿军不可能取胜。围绕战争胜负，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开始了讨论，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复杂的心态，部分战犯甚至幻想美国人打进来，国民党就可以反攻大陆。随着战事的推进，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场的颓势，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妄和傲慢。这一战况，也出乎许多战犯的意料和期盼，以至于黄维无法接受而昏厥过去。以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使他们对我党军事理论和人民军队有了新的认知，也对一直以来为什么他们用美式武器装备到牙齿但在解放战争总是一败涂地找到了一些答案。那就是我们党掌握着更先进的符合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意志。

从战犯的改造过程可以掌握许多历史真相，有的让人沉思，有的叫人想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词作。这些战犯曾经叱咤风云、大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的亲历和记忆应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任过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花100万银元买了古董，珍藏了起来，直到有一天捐给人民政府后，经鉴定全部为赝品，他怎么也没想到骗子和身边人居然合伙骗他。有一件事情一直让天津守卫长官陈长捷耿耿于怀，平津战役期间，据守北平的傅作义一方面与我党进行和平起义的谈判，一方面要求陈长捷固守天津到被攻占，被俘后陈长捷认为傅作义欺骗了他。军统特务、昆明站长沈醉在逃跑台湾无望的情况下，对外宣布了投诚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接受了投诚请求的同时，下令对包括沈醉在内的保密局特务实施了抓捕，最后以战俘的身份交给了人民政府，沈醉对龙云的做法多次诟病。杜聿明指挥淮海战役时，身患多种疾病，连路走不了，是用担架抬到战场上的，是蒋介石逼着他上战场的，这样的精神状态如何取得战争胜利。在总结多次战斗时，国民党上层之间，中央军和地方军间都在尔虞我诈、心思各异、各自为战、拥兵自重，遇到联合作战联而不合，遇到救援请求虚以应付、按兵不动、只求自保，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一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的乌合之众，怎么指望这样的军队取得胜利。正如李仙洲的部队虽兵多将广，一夜之间却全成了俘虏，其他战犯戏谑说：就是5万头猪让去抓，也不是很容易抓完的。李仙洲也是无言以对，或许不便说出其中的深刻原因。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心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立伊始，选拔管理所所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任职条件是政策水平高、语言表达能力精准。因为工作对象一个个背景复杂、城府很深、诡计多端、甚至反动透顶，想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其难度可想而知。就连管理所的战士都说，对这些罪大恶极的家伙，有的甚至是杀害了自己的亲人，“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这份工作让他们非常无奈。刚一开始包括所长在内的战士们都不喜欢这一工作，首先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不通，认为这些“十恶不赦”的敌人不仅没有接受正义的审判，反而吃穿用度比战士们还要好。这也说明了站位的差异，不能像党中央和毛主席从政治层面和大局出发看待问题。他们没有看到战犯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好在党的干部、战士最听党的话，逐渐提高觉悟的他们不发牢骚、也不闹回部队的意见，而是静下心来跟这些战犯“斗智斗勇”了。国民党战犯大致分为二类，第一类带兵打仗的，思想进步较快，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第二类做特务的，思想转变较慢，有周养浩、徐远举等。当然也有不属于这两类且硬刚到底的黄维，从拿东西投砸采访他的战地记者，到拒绝刮胡子和执意研究永动机，说明了其思想的顽固。当然，这部剧出于文学作品创作和剧情需要，虚构了陈瑞章、刘安国、叶立三和蔡守元等几个人物，从他们的身上集中反映了国民党战犯的思想变化和心理状态。从一开始的谈话就是思想的交锋，到写自传的内心世界斗争，再到抓政治学习和讨论，以及参加新中国的劳动和自发组成的劳动小组，最后组织到全国各地参观新中国的成就和变化，让他们从学习和劳动中彻底与旧观念、旧思想告别，放弃骑在老百姓头上当官作老爷的邪恶念头，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劳动改造，从思想深处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之材。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必须坚持和发展好这一优良传统。

　　剧中多数人物是按真实史料演绎的，如抗日将领杜聿明、国民党将领王耀武、黄维等，也有网上查到的以“罗盘将军”张淦为原型的蔡守元，以王耀武爱将韩浚为原型的叶立三等。这些国民党的高官大将的名字在近代史上略有耳闻，不过讲到具体事件、为人性格等却不甚了之，幸而有了这部剧的呈现，让我对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及共产党为何能稳固江山有了更近的认识。

这批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战犯最开始转入北京功德林关押时个个极力抗拒，人人趾高气昂，不屑一顾，一副傲娇小皇帝的模样，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了他们似的。但经过共产党与他们十年的博弈，把我们刻骨仇恨的敌人变成各展所能，各尽其才的新中国建设者，我从内心深处是那样敬佩我们的党，我为生在伟大的新中国，成长在新时代而感到无上荣光。

　　说起这部剧，首先要讲到的是国民党师长叶立三要求吃红烧肉的情节。他要求改善管理所伙食，饱餐一顿红烧肉，否则便指责功德林虐待“战犯”。其实这是他故意刁难所长王英光，那时国家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功德林中“学员”每月伙食费十元，其他管理人员每月才四元，学员们有白面馒头已然不错矣，还上哪儿去弄红烧肉呢，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当所长带他到管理员食堂并告诉他自己是所长属于团级干部，也和战士们一样进餐，没有“小灶”时，他这才明白共产党人的用餐标准，后来也就逐渐转变自己的学习态度与政治立场。功德林学员比管理员伙食好，伤病学员有“病号餐”，政委贺春年还得自掏腰包送礼物。功德林管理所的这些细节经常触动我，让我想起溥仪改造时也有类似一幕，大概彼时伪满洲国的皇帝与国民党将领们怎么也想不到如今坐拥天下的共产党人的生活标准和作风竟是如此不可思议吧！

　　剧中还有一个情节特别收服人心。这批国民党战犯被关押以后，其家人流亡台湾、香港的四处皆有，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为了让这些战犯安心改造，好好学习，管理所就帮助他们四处探寻，联系失散的家眷。经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家书抵万金”的消息，他们的家眷如：杜律明的夫人有了确信消息，蔡守元妻女已逝，陈瑞章夫人也在四处打探消息。战犯管理所首先接待的是陈瑞章的夫人，根据中央周总理指示这首次接待工作一定得做好，国际国内大陆两岸，特别是对台湾将会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对战犯改造更是影响甚大。当陈夫人和管理所把蒋介石对待家属的做法告诉他们，自己再把共产党为其治病、寻亲、改造乃至为陈夫人在京安排工作等联系起来时，他们才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自私、无情、阴狠的真面目，也为自己曾愚忠于蒋家王朝而悔恨不已。

　　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角色应属蔡守元，他一腔滑稽的湖南口音首先吸引了我。在剧中老蔡就是一个活泼还带几分可爱的老头儿。但他得知妻女惨死，加之特务徐远举揭发他抗战时期给日本提供物资和签订秘密协议，受不了双重打击的他开始意志消沉，装疯卖傻，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麻痹自己。管理所医护和管理人员经过分析商定认为蔡守元是因不堪事实而产生了心理疾病，于是“将计就计”，各方人员上演了一出治疗好戏。故意着火事件让老蔡露出了尾巴，直面问题后说出了自己的压力，最后坦白了真实材料。实力派演员的演技真实生动，有血有肉，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老蔡”的弗兰话成了整部剧的一大笑点；黄维的傲娇神气脸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小皇帝；有爱搬弄是非，一“话聊”别人就遭殃的刘安国；还有“洁癖君”叶立三等等。为了弄清“老蔡”何许人，我还在网上搜索了一番才得知：其原型是张淦，广西人，国名党中将，北伐、抗日名将，喜以占卜鼓舞士气，一生参与大小战役无数，是桂系元老级将领，未待特赦便病逝于功德林……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曾经十恶不赦的顽固分子，到了共产党这里却能特赦。望观历朝历代哪有对待战争罪犯既有思想上说服改造，又有读书看报学习改造，还有参与新时代的实践改造的？从“管理所伙食标准”，“寻找失散家眷”以及“治疗杜律明、陈瑞章、蔡守元”等，让我再一次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意。敬服我党宽大无边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政策，这一套套前无古人的系统教化，就这样春风化雨般地影响着曾经的历史罪犯，让他们改恶从善，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我想战犯管理工作之所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第一：是因为它很确实很困难，与“战犯”这个特殊群体打交道要学会因材施教，对内心脆弱的学员谈话要换位思考，对反动学员更要懂得方式方法；第二：除了日常的斗智斗勇，还得方方面面考虑到处理各种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它们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突然觉得这种建国之初的教育改造理念对我们当下的教育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管理所的学员就像是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注重心灵的教化与启悟。而今的学生个性与思想兼具，一言不合就爱对老师进行灵魂的拷问，只有园丁多加修炼，掌握因材施教的方法，精心地培土、灌溉、追肥。

这几天来，央视推出电视历史剧《特赦1959》好评如潮，我看得如醉如痴。并在周边生活群和手机微信群里大力推荐，让更多的人来观看这部解放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对原国民党军高层战犯进行改造的电视故事片。

说来惭愧，每当这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也是我最忙的时候，我很难踏踏实实坐下来把一整集电视剧从头看到尾。但当我看《特赦》中的情节“拍案叫绝”。《特赦》中对国民党战犯关押的功德林看守所所长，剧中介绍“是家在北京的老北京人，在晋察冀是罗瑞卿的部下”。这段内容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剧中的内容如果是真的，不是虚构的，这一内容就会触到了我的专业领域，我应该知道、也必须知道才对，否则就是“不专业”。

罗瑞卿在晋察冀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1939年10月，他一度来到过晋察冀。1939年的11月初，正是雁宿崖战斗打响的时候，罗瑞卿一行人从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来到易县狼牙山一分区，来找杨成武索要缴获日军的战利品。此出处见《陈伯钧日记》，那时许多来自延安的领导干部在到达晋察冀之后，都习惯找杨成武“发点小财”。

当时，正值十一月七日前夕，一分区正在南管头村举办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会场上布置有两年来在历次战斗中缴获日军的各种战利品展览。结果，所有战利品被罗瑞卿这帮来自延安的领导干部们索要一空，从望远镜、军刀、大衣、皮带，小到糖果、仁丹、牙膏、牙刷，都被当作至宝，收藏起来。

这就是杨成武从没有、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雁宿崖、黄土岭战场的重要证据。

解放战争，被留在晋察冀军区的罗瑞卿一直都在军队里任职，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东线战场的第二野战军政委（司令员肖克）、华北二兵团改编的十九兵团政委。他从未做过地方党政工作，更不用说情报及肃反（红军时期除外）工作了。所以有幸能被称为是“晋察冀罗瑞卿的老部下”，就只能是晋察冀军队干部。

我查遍罗瑞卿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干部，只有一个人符合“晋察冀罗瑞卿的老部下”，这个人就是张明河。他跟罗瑞卿一样，在延安就是罗瑞卿抗大工作的老下级，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在东线战场担任过旅副政委、旅政委、军一级的政治部主任，所在部队隶属于二兵团，即前身是晋察冀野战军，所以实实在在是罗瑞卿的老部下。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建立，就被罗瑞卿“忽悠”留在了北京的公安系统。此外没找到第二个人。

但在解放的初期张明河当时的地位很高，军级干部，去担任一个“功德林监狱看守所所长”的团一级干部的职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说张明河也的确没有担任过这个“功德林监狱看守所所长”的职务。

除非这个人不是晋察冀的军队系统，而是隶属于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系统或肃反系统。

电视剧中的“所长”，属文艺创作出来的人物，很难与某一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相挂钩，但在真实的历史中，的确有一个一直管理功德林的公安部干部，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姚伦，1914年3月13日出生，但不是电视剧中所说的老北京人，是黑龙江双城人。姚伦1935年4月，二十一岁的姚伦在北平参加“民先”组织，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西安参加了东北军学兵队。1936年“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后因负伤转入地方工作。也就是说，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姚伦再没有做过军队工作，这是与《特赦》剧情不符的地方。

1938年5月至1940年8月，姚伦在山西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40年6月，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在中央社会部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后，担任西北公学组织干事，从事干部审查和反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被组织派往蒙古乌兰巴托开展工作。后调回晋察冀公安管理部、晋察冀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任审讯科科长。

姚伦自1946年开始从事公安预审和战犯管理工作，参加了对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国民党战犯的审讯改造工作，并于1952年11月赴朝鲜参加对美国战俘的审讯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还参与了历次战犯特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劳动并遭诬陷而受审查，后予平反。1974年5月至1983年7月，任公安部预审局局长。1983年7月至1986年3月，任公安部顾问。2004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起码在三年内战即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姚伦的确跟罗瑞卿、张明河一样，是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干部，在晋察冀工作了三年，所以，如果把罗瑞卿、张明河、姚伦称作“晋察冀干部”，原则上没有错误，

由此看来，姚伦才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所长人物的第一原型。但他从未在军队做过领导工作，所以从不穿军装，也不具军人素质，从来是便衣，没有上过战场的人，语气自然平易近人，这是与电视剧不同的地方。

在这部电视剧的介绍中：“张铎饰演的王英光是战犯管理所所长，我军团一级干部中的精英人物。”在剧中的情节中，借国民党被押战犯的口中，也一再强调所长和政委都是“团级干部”，这恐怕与事实或史实不符。这个看押国民党高层军官的小部队在河北井陉的时候，隶属于华北军区保卫部，很可能的确是团级规模，但到了北京，进了功德林，直属于公安部的领导，管理级别应当相应提高，称之为“处”，高于原来的团级规模。

战争年代到解放初期的干部职务级别体制，科长属团一级干部，处长属师一级干部，局长属军一级干部，大体上如此，但也有例外的时候。1949年担任东北野战军组建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李福泽，实际职务是军参谋长，副军职，1955年少将。但跟随东北野战军南下之后，在广州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军级干部的处长。

到了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的年代，由于地方党政机关到处都在滥提拔干部，干部的职务泛滥，级别贬值，于是科长与营级干部对等，处长与团级干部对等，局长与师级干部对等，这对于理解功德林管理体制造成了误差。

功德林管理处，与公安部预审局预审处属同一个机构，应该属军队系统的师一级机构编制。如果定位在团级机构，明显低了。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的姚伦属师级干部，没有问题。局长一般是老红军干部，电视剧中的“杨局长”也有类似的人物原型，就是来自战争年代晋冀鲁豫社会部部长、后来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1947年发生在晋冀鲁豫的“高树勋部队阴谋叛变案”，就是他一手处置的。晋冀鲁豫军区合并到晋察冀军区、组建为华北军区后，杨奇清改任华北军区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仍然分管对被俘国民党军官的监管工作。所以电视剧《特赦》把功德林的最高领导人定位在“杨局长”身上，可谓对这一历史细节把握得十分准确。

还有一个电视剧中的细节，解放初期定位在“团级干部”的所长及政委，1956年授校级干部的军衔时，不会被授予大校军衔，只能会授予上校军衔。大校属“正师级”，在正团级与正师级之间，还挡着两个门槛，就是“准师级”和“副师级”，你在和平年代要想从正团级干部“连升三级”，一步跨进大校的正师级干部行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抗战前夕毕业的大学生，一参加八路军都被任命为营一级干部，比如晋察冀的张迺更，地道北京人，跟姚伦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37年参加革命，1949年早已经是正师级干部——师政委、军秘书长。

更出色的还有冀中的熊大缜，清华大学毕业，一参加八路军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团一级干部。提升得快，易招人所嫉，被一起工作的八路军政委诬告为“国民党特务”后关押刑讯，没问到任何口供后又被迫害致死。

电视剧《特赦》中的“所长”，如果真如电视剧中所说，有着大学学历，抗战之前就参加革命，1949年的时候为师级干部毫不奇怪。电视剧中把他列为“团级干部”，明显是太低了，但1955年或56年授衔大校是恰当的。

当然，事实上姚伦属公安部的文职干部，从没有被授予过军衔，因此无法与史实对证。

有意思的是，在姚伦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最初在延安被调到社会部工作，是看上了他的“东三省”背景，他是被定向培养为“苏联特务”而训练的。1942年，训练合格的姚伦准备就绪，随即被派往他的家乡东北。当年从延安到东北，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飞机、火车或汽车，一律凭双腿步行。

从延安出来，先到贺龙的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即雁北军分区，然后等待机会，步行穿过太行地区进入晋察冀，然后从晋察冀再到冀东，这才能秘密潜入东北。我最为关注的其实不是那一次姚伦的东行，而是跟他一起东行的一位社会部派遣干部，此人叫邢相生，但不是搞“特务”活动，而是专门搞“反特”的肃反活动。

我介绍过，社会部两大职能：当特务或抓特务，当特务被称作“情报干部”，抓特务被称作“肃反干部”。

我们家与这位一直搞肃反工作的邢相生有不解之缘。

在我少时的家庭记忆中，文革前那些年，每逢春节，照例在上午会有一位身穿中式棉衣、头戴解放帽的中年男人，来我家拜年。他是那种老式“江湖式”的拜年方式，双手抱拳，胸前一拱，与前来上门拜年的其他人有很大区别。

他来后，照例与我的祖父寒暄几句，无非是身体怎么样？生活有什么困难？有问题可直接去找他等等。祖父有病，他出面安排住院，还安排疗养，我们家很多年一直住独门小院，常年吃经济补助，都有赖于这个人的关照。

以后听母亲讲才得知，这个人叫“邢相生”，当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副局长，两年后局长冯基平调任陕西任省委书记，他接任局长职务。母亲说，他当处长的时候，我父亲在他手下当副处长。这才是当时的真实景象：没有情报与肃反工作专业技能的军队干部，只能给专业干部当副手。

最后说一句，电视剧中挑选的这位“所长”，与真实的姚伦在相貌上、气质上都十分接近，剧中的表演也十分出色，文采里透着英武，军装掩不住儒气，赞一个。

功德林，原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座破旧庙宇，曾被用作向孤贫免费发放粥食的粥厂。清朝末年，这里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此后历经扩建，解放前夕，监狱已经占地近百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监狱直属公安部管辖，“功德林”也成为“北京战犯管理处”的代称。

从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开始，这里陆续入住过数百名“学员”。他们之中，不乏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勇士，抗战中的宿将功臣，甚至我党执行错误路线时负气迷失的冲动青年……。与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一样，百年同心路上也并非全是鲜花与旌旗。70多年前，这些学员们正是从功德林这个起点，开始了自己曲折、传奇的同心路。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最终都战胜了过去的自己，踏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光明坦途。

电视剧中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在安徽芜湖外景地拍摄的。剧组选中了芜湖古城中一处有百年历史、已经废弃的模范监狱，按历史记载复制还原了“功德林”风貌，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而真实的“功德林”，则是新中国建立之初，设立在首都北京的战犯管理所，俗称“功德林一号”。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至1960年3月，有100多名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先后被送进功德林，使之成为成为收押改造战犯的一处监狱。当时此处关押的战犯限定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争罪犯的专门场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功德林”逐年变得更热闹起来。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民党战犯采取不审不判、不歧视人格，集中改造的方针，将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的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陆续集中到北京“功德林”。这里一时国军“将星”云集，军衔最高的当属王陵基，他是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四川省主席、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长官。

战犯当中，人们孰知的名字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等。

随着这些人的到来，就连淮海战役被俘级别最高的原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头等战犯杜聿明也从单间中搬了出来，住进了集体宿舍。

杜聿明看着院子中的那些黄埔同学和同僚，心中感慨万千，这些人过去天南海北，各据一方，想见一面都很难，如今竟然被人民解放军一网打尽，“团聚”在了“功德林”。

由于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都是长期为蒋介石集团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实力人物，因此他们的反动思想也根深蒂固，改造难度很大。他们认为既然是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该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的思想让他们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管理所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清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中，关押于“功德林的”多数战犯都是真名实姓真实存在的，但也有虚构的几位：

如剧中原国民党保密局华北行动处中将处长刘安国、国军中将军长陈瑞章、国军中将兵团司令蔡守元和留学过德国的少将师长叶立三等。甚至包括剧中男主角、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也是虚构的人物。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可以特赦一批。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10月2日，他们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关于特赦战犯的提议。首批特赦国内战犯33名，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杨伯涛、卢浚泉等人。

部分战犯获特赦后，党和政府依然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

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中共中央先后分7批共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1986年8月，功德林监狱被拆除，原址变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地。如今，旁边的几栋居民楼仍叫“功德林小区”，但除了新民胡同外残留的一段斑驳围墙，昔日模范监狱的旧貌已无迹可循。

1956年1月，寒风凛冽，但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却人进人出，颇为热闹。

功德林，位于功德林1号，旧址为功德林禅寺，建于清代。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功德林里修建了京师习艺所，专门用来收容犯人，令其学习技艺。由此，功德林成了一个劳改机关。

到了民国年间，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拨款8万多元，在原本就已成规模的功德林劳改所基础上，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劳改监狱。1928年，国民党政府把这所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称“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在这里，有大批共产党人被关押和杀害。李大钊同志就是被杀害于功德林。

北平和平解放后，功德林被中央公安部接管，后来成为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场所。

在1956年1月之前，国民党的战犯分别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从1955年年末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陆续续不停有国民党战犯转到了功德林，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原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中将区长徐远举，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而原来就已在功德林关押的，也都是一些当初“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黄维、文强、邱行湘、宋瑞珂……

到了1956年1月，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已经接近200人。

而这小200号人，可以说是国民党战犯中“骨干中的骨干”。所以当初有人戏称：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很多国民党战犯初进功德林都很惶恐，因为他们觉得，是要被“集中处决”了。

但也有些国民党战犯最初还是蛮“笃定”的。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功德林里关押的唯一有上将军衔的人。当初他在四川被收押时，当地群众一致要求对他处以极刑，结果他被调进了北京功德林。在到了北京去功德林的路上，路过天安门城楼，王陵基还对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后来还说了一句话：

“我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但在1951年年初，全国掀起的“镇压反革命”高潮，又让这批战犯胆战心惊，且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继续关押，会不会被共产党集中处决，“以儆效尤”；但如果被放出去，是不是更有可能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揪出来，一样是性命不保。

王陵基是最老资格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看到也要喊他“老师”。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四川解放时被俘。

不过，他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早在他们被关进功德林之初，周恩来总理就已经做了专门关照：

“不要动那些国民党战犯。”

之后又给出了一个明确方针：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不仅给了他们盼头，而且自1956年1月开始，在功德林里的战犯，被允许自由民主选举“学习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劳动，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为“同学”……

很多国民党战犯心中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不过，这近200号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一起，是不可能没有故事的。

文强初进功德林的时候，特别“拽”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17岁拜见过孙中山，24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他的姑母是文七妹，应邀参加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是黄埔军校四期生，林彪那个班的班长。

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找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时被误解，一怒之下退党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为戴笠麾下“军统”的干将，一度官拜国民党保密局级北方区中将区长。

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他与杜聿明一起被俘，被押送至功德林。

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在进入功德林后，文强之所以态度那么强硬，倒也不全是因为自恃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那些关系，而是他觉得自己历史关系很复杂，问题又很严重，还是军统的高级特务，所以有生之年没有理由能活着走出功德林了。

既然如此，文强索性破罐子破摔，头皮硬到底了。

但有意思的是，文强除了不肯写悔过书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很配合战犯管理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主动。

他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全都坦白交代，在劳动和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完成得最快和最好的那一批人。不仅如此，他还拟定了功德林的监狱狱规，并且带头遵守执行。

1959年10月1日，文强等一批国民党战犯被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大典，（那时候文强等人已经被转移到了新修建的秦城监狱）。虽然嘴上说是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带好他，但在观看了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后，文强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

“形势逼人焉有误，喜情如醉耳边驰。”

入功德林不到十年，文强其实心思已经有了转变。

杜聿明刚入功德林的时候，其实是做好自杀准备的。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堪称名将。在解放战争中，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在辽沈战役中殚精竭虑，在淮海战役中一再愚忠，最后当断不断，被活捉成了俘虏。

杜聿明，1904年出生，陕西人。

在被俘虏的时候，杜聿明就有过自杀行为，但没有成功。在进入功德林之初的例行检查中，他被发现在棉裤的左裤腿处暗缝了60多片安眠药——那是足以致命的剂量。

在之后和他的谈话中，杜聿明态度很好，总是表示愿意接受人民的制裁，却不愿谈及自己自杀的企图和动机。直到多次谈话后，他才袒露心迹：

他自认是中共中央当时直接点名的最重要战犯之一，别的国民党战犯被关入功德林可能是条活路，但他肯定会被枪决。他觉得与其被绑赴刑场，不如自行了断。

至于安眠药的来源，是当初他在山东被俘关押的时候，多次向解放军军医以失眠为由要来安眠药，积少成多，慢慢“攒”出来的。

经过教育，杜聿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真正让他从心里开始发生转变的，还是因为他自己一身病得到了救治。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期间就有严重的胃溃疡，但因为战事吃紧，一直没有时间就医，入狱以后病情更加严重。此外，他还有肺结核，肾结核，以及脊椎炎。这些毛病让他一度非常悲观，认为即便自己恢复自由，也是“废人”一个。

有一次，在杜聿明洗澡的时候，管理人员发现他臀部肿大，一问，早已非常严重，晚上睡觉都痛得睡不着。管理人员立刻送他去医院检查，经诊断是肺结核引起的骨结核。

相关医护人员立刻对杜聿明进行了治疗，为了让他晚上能睡得好，针对他的骨结核和脊椎炎，还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石膏床。此外，为了让杜聿明早日康复，他每天还会得到专门的牛奶、鸡蛋和营养丰富的饮食供应。

这一切让杜聿明非常感动，他说：

“其实我在1947年就申请过去美国治疗，但因为在上海有一次对记者的谈话让蒋介石不满意了，就一直没让我去……”

另一件触动杜聿明的事，是抗美援朝。

杜聿明是第一批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最早接受了美式培训，他也是中国第一支装甲师200师的师长。深知美军实力和机械化战争威力的杜聿明，一开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极不看好，但整个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大大震撼了杜聿明，他自己后来的原话是：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在功德林的诸多战犯中，黄维应该是最不合作的一个了。

黄维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12兵团的司令长官，整个兵团也被称为“黄维兵团”。1948年12月中旬，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后全歼，黄维也成了俘虏。

初入功德林，黄维只认定一个道理：“成王败寇”。他认为共产党嘴巴上说得再好听也是假的，无非就是让他坐牢而已。

所以，黄维是所有战犯中态度最差的，功德林发生的唯一一次战犯打架事件，就是黄维引发的。

当时战犯们被要求一起组织学习，那一天的讨论题目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问题。学习小组组长是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也是最早被关到功德林的一批战犯。

董益三在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时候，一向喜欢唱反调的黄维就说，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因为这句话，黄维被组长和组员要求写检查，但他写的却是一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句话被同组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梁培璜发现，大怒之下告诉了组长董益三。按沈醉的回忆，董益三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自恃军衔和资历都比董益三强的黄维哪受得了这委屈，双方顿时就扭打起来。

黄维原本以为这次打架事件自己肯定会遭受处分，但他固然受到了批评，却发现董益三因为先动手打人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让黄维感到“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此后，虽然黄维在功德林里依旧处处“刁难”管理人员，但有一点他却只能服服帖帖：自己身体垮了。

黄维进功德林的时候，身上有五种结核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附睾结核。功德林管理人员立刻就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职工医院复兴医院去精心治疗。

当时治疗黄维结核病需要的青霉素和链霉素，都被英美国家封锁进口了，公安部是专门派人去香港和澳门帮他买回来的。为了让他的营养得到保证，每餐都是特灶，鸡蛋、牛奶和肉类每顿都有，连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断过。

黄维这些病陆陆续续拖了4年多才痊愈，他自己也知道，“好几次差不多都完蛋了”，他还知道，自己的家产“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这笔客观的医疗费用”，“若在过去，即便我是国民党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另一个触动黄维的，就是他和其他战犯一样，被允许去全国各地参观。

黄维去了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去了武汉长江大桥，感受了天安门前百万群众的欢度国庆大游行，看到了街上跑的国产“解放”牌汽车。黄维尤其记得，当时一向谨慎小心的杜聿明忍不住从人群中挤出来，钻进驾驶室，把车开了好几百米，在场所有人都鼓掌叫好。

在南京，黄维看到中山陵被维护得很好，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共产党对于孙先生还是尊重的，对历史也是尊重的。”

在功德林，当然少不了很多有意思的段子。

这帮将军平日都有勤务兵伺候，养尊处优，一开始到了战犯管理所，很多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

王陵基刚进来就四处问人一个问题：“挤出来的牙膏怎么能收回去？”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一长条。而牙膏是配额供应的，结果那一个月王陵基基本都没怎么用牙膏。他还不会刮胡子，经常把自己刮得满脸是血，最后是杜聿明每天帮他刮的。

在功德林上演过不少“还魂记”，因为解放战争期间，出于宣传目的，不少被俘和投降的国民党将领，都被蒋介石授意宣布为“自杀殉国”。原国民党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在功德林看到了曾被要求死守洛阳的少将邱行湘，大吃一惊，以为白天见到了鬼——邱行湘原来已经被蒋介石宣布“成仁”成“烈士”了。

功德林外观全貌：中央有一座八角塔楼，周围有八条呈放射型的通道，被称为“胡同”，每条通道各有两排相对的牢房。这八条通道最初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排列的，解放后改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排列。

刚进功德林的时候，很多将军都心怀疑虑，处处小心谨慎，不敢乱说话，每次轮到杜聿明发言，他总是背诵《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发言或书刊上的话语，不加自己任何态度，四平八稳，无懈可击。

有一次有人问王耀武崇拜《三国演义》里的谁，他崇拜关羽关云长，没多久就惊恐地跑回来找人解释：“我不崇拜关云长，崇拜诸葛亮。”后来一问，原来王耀武怕说崇拜关云长，被人说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直到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王耀武才安心下来。

当然，也不是处处都对战犯们客气的。

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中将区长徐远举，是当年“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幕后黑手，杀过大量共产党员。在功德林，徐远举居然有一次向管理人员提出要“取消哨兵”，“进出监狱自由”，被管理人员痛斥：

“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徐远举哑口无言，后来写了大量反省材料。

徐远举。文革中，黄维等军级干部被转移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等一批原国民党特务被留在了秦城监狱，造反派不断要求徐远举写揭发一些共产党老干部的材料，对此徐远举非常反感，在整个过程中坚持客观，对污蔑和造谣他人有过多次抵制，此举得到很多人的好评。1973年，徐远举在狱中病逝，没有等到特赦。

除了政治学习，不少将军还在功德林真正地“学习”。

在辽沈战役中死守锦州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在功德林醉心学习高等数学，每天都在闲暇时间研究，他的愿望是出狱后去大学做一名数学老师；黄维一有时间就开始研究他的“永动机”，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在他的坚持下，他的设计稿还真被送到过中国科学院，直到得到被完全否定的后，黄维才死了心。

功德林里也出现过一些热闹场面，比如杀猪。

国民党将领大多看不起乃至痛恨有“猪将军”之称的原国民党上将刘峙，所以他们把杀猪称为“围剿刘峙”行动。有一次杀猪，由宋希濂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一共由八位将军参与，结果还让猪跑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后被形容为“出动了4个兵团，八位将军，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越到后来，这批战犯的态度也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是永远，他们是有盼头的。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殊的名单公布了。

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的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俘名单，第一批共10人，分别是：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和卢浚泉。

文强没有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这也在他意料之中。但是这次特赦还是大大鼓舞了他——原来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每年都会有一批战犯被特赦，一共持续了六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战犯特赦的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第六批战犯的安置工作也做得很不好，所以特赦就暂停了。

事实上，还没被特赦的战犯都感到有点庆幸：在当时全国的那种风气里，已经特赦的部分战犯依然受到了非常多的不公平待遇，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不许冲击监狱”，他们呆在里面倒反而安全很多。所以，甚至有沈醉等一批已经被特赦的战犯，自己主动要求重回监狱。

而一些当时在功德林、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受到文革冲击，住牛棚，戴脚镣，被刑讯，遭受了比战犯还不如的待遇，一度也让仍被关押的战犯唏嘘不已，因为和原来那些管理人员感情很好，所以不少战犯还暗自流泪过。

一晃九年。

1975年，毛泽东了解到还有一批战犯在关押时，说了一句话：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当时已在病床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邓小平一起，布置了一系列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特赦全部战犯，并做好释放后的安置工作。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一时间引起轰动。

文强和黄维，都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得到释放消息的那一天，黄维热泪盈眶，失声痛哭。文强在兴奋之余，又写了一首诗：

“顽石点头实在难，几多恶梦聚心田。……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杜聿明在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黄维担任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每月工资200元；文强、王耀武、沈醉等人都先后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他人也都在地方政协和相关单位担任了工作。

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大多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1985年11月，黄维重访战犯管理所。

这个战犯管理所已经不是功德林，而是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黄维在特赦前呆的最后一个管理所。

当时黄维已经82岁高龄，是全国政协常委，享副部级待遇。他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坚决不要住给他安排的宾馆，而是要在他当初被关押的2号监室住一晚。

1989年初，台湾方面向黄维发来了访问。

黄维激动异常，做了很多准备，还列出了要去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还准备去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

但就在准备出发访台的前夜，黄维却去世了，享年85岁。

据黄维的女儿黄慧南说，父亲是因为太兴奋了，导致心脏病发作。

就在黄维去世前不久，他在给台湾老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军队是一回事，而想让这群多年的老对手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则是另一回事。

即使对这所处死过李大钊的“第二模范监狱”的过往不甚了解，但功德林里漆黑的铁门、高耸的岗楼足以让这些“党国军政大员”们回想起自己熟悉的江西上饶、贵州息烽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

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黄济人通过对其舅父、原国民党少将邱行湘等当事人的采访，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详细还原了功德林里当年的情景。

战犯们的心态千差万别，主要关心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能否继续生存。若说该杀，历来“成者王侯败者贼”，对失败者，胜利者有随意处置的权利。更何况对于这些刚刚还在战争中负隅顽抗的战犯，剥夺其生命与其说是听凭发落，不如说是罪有应得。于是，掺杂着封建士大夫的“气节”和对所谓“知遇之恩”的回报，要杀身成仁自寻短见者有之，怒目冷对号称效法苏武文天祥者有之，浑浑噩噩活一日算一日者有之……

若说不该杀，他们也算得上是一时英才，所犯的错误，是由其所属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决定的，不能完全记到个人头上。对于经历百年屈辱史的中华民族而言，也流不起再多无谓的血了。最终，共产党对俘虏不杀不辱的诚恳态度，确确实实地体现在了他们自己身上，有伤治伤，有病治病。难以置信之余，战犯们也就只好接受了自己短期内并无性命之忧的现实。

规律三餐作息，按时出操运动，竟让这些往日疲于奔命的昔日大员们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闲暇之余，他们也有了更多机会来观察这个多年视为对手的新生政权。毕竟，负责管辖这所监狱的，是他们的黄埔校友罗瑞卿；负责新中国具体施政的，是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而那位宏伟蓝图的绘就者毛泽东，与他们中有些人也算是旧识。

条件所限，他们首先能观察到的，自然是功德林的工作人员。不难发现，这是一群乐于创新的人，就在这所阴森冰冷的旧监狱里，共产党人首先从环境开始了改造，在北京的街头还冲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时，功德林里已经在卫生上下了一番大功夫，新建了洗澡间、洗衣间、公共厕所，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铺水泥地，整齐的床铺桌椅俨然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小康之家水平。这是一群善于学习的人，不光年轻的管理员战士整天拿着识字本，甚至连监狱管理规则，都参考吸收了他们这群“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只是将其中违章处罚的“扣饭数日”“罚款若干”改为了“自我批评”和“书面检查”。

他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战犯们平时吃中灶、病号吃小灶的同时，管理所从所长到勤杂工，吃的都是粗粮为主的大锅饭，“官兵平等”在这里并不只是一句口号。他们也许不清楚，认真学习细菌的“菌”字怎么写的看守战士背后，是为应对美军细菌战威胁而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半年时间里全国人民不但养成了喝开水的习惯，还清除各种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但是从管理员打开犯人被褥向苏联防疫专家证明其中没有虱子臭虫，又郑重其事地重新铺好归位的过程中不卑不亢的眼神里，他们确实读出了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与宋美龄常挂在嘴边的“我向美国友人保证”口头禅，并非一回事。

即使身在功德林，国民党“CC派”“政学派”“黄埔派”的互相倾轧，军队系统与特务组织的彼此猜忌，中央军与地方杂牌的多年宿怨仍未平息，但功德林毕竟让他们聚在一起，有机会对过去3年乃至30年的失败审视一番。虽然共产党手中究竟有什么法宝能让一个躯体用不着开刀就可以取出旧的灵魂放入新的东西，他们还有待时日去书中寻找，但难能可贵的是，推诿责任之余，他们终于达成了对自己政权失败的一个初步共识：大体上富人喜欢帮国民党，穷人喜欢帮共产党，而在旧中国，穷人远比富人多。尤其不堪回首的是，他们中间，不少人也是苦出身。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半岛燃起的硝烟同样弥漫到了功德林。自认为对战争双方都十分了解的战犯们，思绪又活络起来。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诚然，志愿军比起20年前江西的那支红军确实强大了很多，但仅凭着一口不服输的英雄气，能否承受住世界最强的钢铁火雨？心中自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收复平壤、攻克汉城、麦克阿瑟易帅，一枚枚重磅炸弹，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固有的认知防线。印证这一过程的，除了一袋袋尚有温热的炒米炒麦和《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等军事资料，还有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海峡对岸的那位“校长”“总裁”，和他的幕后老板，再也不可能打回来了。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啻一股春风，吹得功德林全体学员们心头一阵暖意。

从“战犯”到“学员”身份上的转变，源自1956年1月初实施的全国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原本分散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陆续走进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处的大门。管理处宣布，“于人民有罪的人的改造，有一个由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现在自觉改造的阶段来到了。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由你们当中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来承担，……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

其实早在1956年1月30日，就有一则新闻在功德林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读到此消息，有人就当即宣布要正式“投降”——共产党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彻底征服了原“战犯”们的心。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来了，面对81岁高龄的张难先先生“精神振作起来，民族统一大业，要靠你们出力气呵”的嘱托，学员们内心一阵翻涌。

“关起门来强制学习不可少，条件允许让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另有一番效果”。遵照高瞻远瞩的指示精神，功德林学员们得以走出铁门，目睹伟大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新中国面前睁开眼，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学员们参观的第一站是长春孟家屯，昔日的日军细菌研究基地，如今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虽然以这些学员过去的身份地位，对各种“雪佛兰”“道奇”并不陌生，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汽车还是让曾经统帅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杜聿明将军情不自禁跳入驾驶室开行了数百米。在沈阳闸阀厂，听闻资方经理对公私合营的讲解，学员们不禁为这一创举称赞不已。在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学员们从社员幸福而自信的眼神中，逐渐领悟了最近在书本中学习的、毛泽东早在大决战之前就已经告诉世人的不败法则：“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上，学员们触景生情，不禁感叹“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

功德林学员们早年不乏“实现民族的工业化”的梦想，当初从他们手里交出去的，是那个充其量“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的破败景象，面对眼前所见，他们不得不感叹，毛泽东那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言非虚，共产党人确实找到了拯救和建设中国的真理。

在教育人，寻找真理上的问题上，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很大方的。因为在这些老对手们从学员到战犯的华丽转身中，共产党人同样是在践行着真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罗军长，难怪在观众席上看不见你，原来你钻到银幕里去了。”打趣罗历戎的是与他原同为国民党中将军长、现同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功德林“同学”郑庭笈。1981年，全国政协礼堂放映了刚拍摄的电影《解放石家庄》。影片中的国民党军官，不再是过去刻板的丑角形象，为了保证还原历史，电影导演甚至专门带着演员来登门拜访罗历戎。政协文史专员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

从1959年第一批特赦开始，到1975年，那些原国民党高官全部成功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身份转变后的生活，已经明白“劳动光荣”的他们曾设想过当工人、农民、园丁等。最终大家却又殊途同归，带着周恩来接见第一批特赦战犯时提出的“掌握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的“四训”，走进了新的工作岗位——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史专员办公室，从事《文史资料选辑》编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向来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身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文史专员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日积月累，这些昔日穿行于枪林弹雨中的将军们不少人已是著作等身。

对于种种过往，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海峡两岸的局面。杜聿明将军就曾发表过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去努力完成。”

“我们八个，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1983年，文强代表八位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文史专员郑重表态，“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我们会各自努力。共同奋斗！”

“吾人群集黄埔，志在反帝救国。”当年，无数健儿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共谋民族崛起、祖国昌盛之计。1984年初，已在美国与子女团聚数年的前功德林学员、黄埔校友宋希濂将军，与三位老校友共同在美发布宣言，倡议“军校同学应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此倡议与国内有识之士不谋而合，多方努力之下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希濂任副会长。

度尽劫波兄弟在，最终，这些从功德林走出的学员们，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再次与共产党人“携着手，向前行”。

而功德林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遂移交北京市管辖，一度被用作接济救护站。时光荏苒，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记者寻访故地时，功德林路已改了一个寓意更加美好的名字：“新康路”。管理所旧址，除小部分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使用外，大部分已经成为居民小区。其间怡然自乐的黄发垂髫，恐怕对这里的往事十分陌生。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历史中逐渐远去的先辈们而言，此情此景，恐怕正是他们为之流血流汗、奋斗不已的初心。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三人被撤销战犯身份，他们是谁？结局如何？

国共内战时期，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将他们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

1959年到1965年，功德林的战犯经过6次大规模特赦，其中有三个人被撤销了战犯的身份，他们是谁？结局又分别如何呢？

三剑客为首，四大金刚之王

在军统特工队伍中，三剑客与四大金刚名震地下暗网，曾经给我党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其中有一个人，既是三剑客，又位列四大金刚，他便是军统著名的特务——沈醉。

沈醉，1914年出生于湖南省，青少年时期曾经学习武术，体魄强健。18岁的那一年，沈醉加入复兴社，成为一名特务。

刚刚加入组织不久，沈醉就出色地完成了多次重要的暗杀任务，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领导人颇为看重沈醉，使得沈醉在组织中的地位也节节攀升。

1938年，沈醉所在的复兴社改名为军统局，此后，沈醉便一直以“老人”的身份参与军统局的行动。

在国民党内部，沈醉一直以资历老、能力出众闻名，是人人尊敬的少将处长。沈醉出色的能力得到了戴笠的赏识，不久后，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在军统局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抗日战争时期，沈醉曾经多次参与暗杀日军高官与汉奸的行动，立下赫赫战功。

而沈醉之所以被称为“老人”，与他的行事风格有关。执行任务期间，沈醉总是手持一根拐杖，敌人皆以为拐杖是用来辅助沈醉走路的，殊不知，拐杖才是他的致命武器。军统局流传着一句话：沈醉拐杖一出手，七八个特务命没有。

多年来，沈醉深受戴笠的提携和帮助，对于自己的上司，他也保持着绝对的忠心。

戴笠坠机后，沈醉焦急不已，想要乘坐飞机亲自前往事发地。确认戴笠死亡的消息后，沈醉才放弃自己的营救计划。尽管未能保住戴笠，沈醉的忠诚却赢得了众人的赞扬，蒋介石对他也颇为欣赏。

1947年，沈醉出任云南中将游击司令，自此，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沈醉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主动弃暗投明，参与卢汉发起的云南起义。与此同时，沈醉还发布了广播，劝导属下投降。起义后，沈醉被卢汉当作战俘关押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前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此期间，沈醉努力劳动，学习新思想，表现出色，多次得到夸赞，他还学会了理发，成为国民党战俘们的高级理发师。

1960年，中央政府公布了第二批特赦名单，沈醉赫然在列。鉴于沈醉在云南起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党取消了他的战犯身份，沈醉也成为了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帮助他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

被特赦时，周总理曾经告诉沈醉：“要做一些对人民有意义的事情。”后来，沈醉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负责相关资料的整理，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沈醉决定将自己在军统多年的内幕记录下来，以供历史研究。自1961年开始，沈醉便投入到《军统内幕》的编纂，大约100万字。

《军统内幕》介绍了杨虎城将军被杀等历史，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沈醉被俘之前，已经将家人送往台湾。被取消战犯身份后，沈醉的身边只有一个女儿陪伴。香港的朋友曾经数次沈醉前去定居，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

西方媒体屡次抹黑中国的战犯改造政策，沈醉挺身而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战犯改造所见所闻》，用事实狠狠打了西方媒体的脸。

晚年的沈醉一直居住在北京，生活十分充实。1996年，沈醉因病去世，享年82岁。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第二个被取消战犯身份的，是国民党前高级将领杜建时。

杜建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高曾祖父曾经在四川担任知府一职，杜建时自小也接受良好的教育，成绩优异。

12岁的那一年，杜建时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后来，杜建时与周总理相遇，二人一起参与创建南开校友总会，以期实现自己的少年志向。遗憾的是，最终杜建时与周总理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两个人也渐行渐远。

后来，杜建时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他成绩优异，作为学生代表发表讲话，由此得到了蒋介石的垂青。

蒋介石十分重视对杜建时的培养，派遣他前往美国留学。最终，杜建时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学习了军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回国效力。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一个名叫魏德迈的美国士兵负责与中国交涉。巧合的是，魏德迈与杜建时在美国曾经是同学

在杜建时的斡旋下，蒋介石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蒋氏嫡系战斗力也大大提升。也正因如此，杜建时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建时担任天津市长。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杜建时付出了百分之百的信任，时刻嘱咐他：“设法保住出海口，以防万一。”

1949年，我军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为了躲避战火，杜建时紧急撤离。

当天晚上，杜建时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商议战况，杜建时建议带领士兵从海上逃跑，陈长捷坚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到最后一刻

杜建时拗不过，只能留下来。在此期间，蒋介石曾经两次派遣飞机接回杜建时，均被他言辞拒绝。

我军攻破天津后，杜建时命令手下放下武器，主动向我军自首。新中国成立后，杜建时作为战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1年，因为表现良好，杜建时出现在特赦名单之中。

事实上，杜建时当年是主动自首，并没有反抗，如此，战俘的身份并不合适。1983年，中央最高法院撤销了杜建时的特赦通知书，杜建时的战犯身份由此取消。

12年的改造，杜建时从不委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接受改造无可厚非。对于一切，我都坦然接受。”

战俘身份取消后，杜建时担任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89年，杜建时于北京逝世，享年83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杜建时还不忘叮嘱家人：“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安静离开的杜建时，就这样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数载坚持，重见光明

被取消战犯身份的第三个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林伟俦。林伟俦出身于黄埔军校，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林伟俦便投入北伐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林伟俦率领部下在阻击日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

1947年，林伟俦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员一职。解放战争中，林伟俦临危受命，率领六十二军赶赴天津，支援国民党军队。

彼时陈长捷曾经表示：如果我战死，由林伟俦接任我指挥。

最终，林伟俦与陈长捷双双被我军俘虏，成为战俘。新中国成立后，林伟俦一直在功德林接受改造。1961年，中央公布了国民党战犯的第三批特赦名单，林伟俦也在其中。

后来，林伟俦回到广东，在当地担任文职专员。1976年，广东政协林伟俦出任特邀委员，2年后，林伟俦又担任第四、第五届广东政协常委。他积极推动地方文史工作的发展，参与当地的建设。

得到特赦后，林伟俦一直四处奔波，为自己正名。林伟俦认为解放军攻破天津之前，自己就已经命令手下放弃抵抗，因此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

1986年，法院重新审理了林伟俦的案件，确定他所言属实。自此，中央也取消了林伟俦的战犯身份。

1980年，因亲人定居加拿大，林伟俦也向政府申请前往。林伟俦晚年也不再参与政事，遂定居于加拿大。1998年，林伟俦在加拿大因病去世，享年93岁。

自1959年，中央首次释放战犯，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内公布，我党先后释放了国民党战犯554人，其中包含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人。战犯们经过长时间的改造，成为合法公民，对于共产党宽大处理的政策，战俘们也十分感激。

不论是林伟俦等被取消战犯身份的人，亦或是改造成功的国民党将领，都拥有了新的生活。对于战犯，我党给予了绝对的尊重。

功德林的战犯管理所，已经永远成为历史。而中国在战犯处理问题上表露出来的人性光芒，将永远闪耀。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混迹于功德林战犯中，却不显山不露水，争取先进没有他，甘于堕落也没有他。

这个改造态度中不溜的人却是最后一批被党和政府所特赦。

而让他出名的却是出狱后，他首选的却是去台湾，而最后又落得个移居美国的结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他最后又是什么样的人生结局呢？

功德林监狱的改造生活

从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陈士章便开始了他真正的牢狱生活。

而这个监牢却不像国民党监狱那样暗无天日，它既没有老虎凳，也没有皮鞭电椅，有的只是学习和偶尔的劳动。

战犯们既有读书看报的权利，还有完善的医疗服务，很多像杜聿明那样的有长期胃病的人最后都养好了。

陈士章在众多的昔日同僚主席、司令面前，有些平凡得默默无闻，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个精于观察和善于谋生的老狐狸，正是得益于他的隐藏之术，使他两度从国民党败军之中安全脱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经过血战，陈士章的25军在黄百韬兵团建制内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歼灭。

面对人民解放军铁桶一样的包围圈，面对兵败如山倒的乱兵溃阵，作为一军之长的陈士章却早有准备，他装扮成一个老农民，身穿打了大补丁的破烂衣服，挎着个破篮子，装着几个山药蛋，柱着一根树枝，也不带警卫和副官，孤身一人就混在难民中上路了。

他这乔装打扮，一路上居然躲过了解放军官兵的盘问和各地民兵的搜索，成功逃回了国民党军队中。

他的成功逃难，与他的精于计算谋划不无关系，更与他出身农村农民、从军队基层干起，长相朴实有关。

而蒋介石也被陈士章的朴实忠诚和孤身逃回来的奋勇所打动，不仅不怪罪他兵败的责任，还让他重新组建第二十五军，重新让他掌握25军的军权。

只不过他的二十五军很快就又被人民解放军二度消灭，这个光杆子司令逃到厦门时终于被我军抓获。

陈士章成长的经历、个人的特质、逃跑的过程，对他在功德林改造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让他低调隐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在于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可能会被随时拉出来清算。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在围攻新四军的队伍中，陈士章任副师长的第四十师，给突围的新四军官兵造成了重大伤亡，造成了叶挺军长等人被俘。

而因此获得蒋介石表彰的这件光荣之举，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却像一把无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在陈士章的头上。

虽然共产党人并没有怎么特意为难陈士章，但陈士章心里总是别着一股劲。

他既不敢表现的太过出色，也不敢表现的太过于落后，一举一动都在衡量，都在观察，都在揣摩。

与他的昔日同僚也不也走的太近，也不想离得太远，共同上课，共同学习，共同改造，但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按理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时间早就磨平了一切恩怨情仇，但二十几年的牢狱生活都没有怎么改变他的这种性格，这也算是功德林里的一个特例了。

奔赴台湾的辗转生活

1975年3月，中国大陆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政府特赦了。

这批最后的战犯喜大普奔，终于要离开高墙，开始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了。

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也在很多人的预想之中，陈士章，毫不犹豫地要求去台湾。

虽然大家都知道陈士章的老婆孩子在台湾，但他这种坚定的神情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让昔日的同事都较为吃惊。

最终，陈士章成为要求赴台的将领之一，而中国共产党也尊重他们去台湾的决定，并批准了他赴台的报告。

于是，这些要求赴台的国民党将领从北京动身到了香港，他们要在香港等待台湾方面的回应。

此时的台湾，早已不是当初想要反攻大陆的台湾了。

1975年4月5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台湾从此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对于这些父亲时代的国民党爱将并无多大观感，并且他时间有限，无暇他顾，还要处理蒋介石逝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所以，台湾方面对于陈士章等人的返台请求并不热心，给予的答复就是等待。

陈士章此刻真是百感交集，好不容易从共产党监狱里出来了，度过了中年到老年的二十五年光阴，可原来为之奋斗、为之斗争的党国怎么就不管自己了呢？

他现在已经七十三岁了，到了古来稀的年纪了，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五年呢。

越想越生气，想等越彷徨，只怪时不我待啊。

在香港人声两疏的地方等待了好几个月，终于传来了台湾方面的消息。

当然是坏消息，他们被拒绝入境了。

心头石头终于落了地，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一个说法，而不是漫漫无期的等待了吧。

但，与此同时，陈士章还是内心失落得无以复加，为这个党，为这个主义奋斗那么多年，坐了那么多年牢，如今年老体弱，想去与家人团聚都不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还有没有一点人伦道道，还讲不讲一点良心？

这样一想也就罢了，可是自己到底该去哪里度过余生呢？

幸好台湾还是传来好消息，陈士章得知夫人早已把孩子送到了美国，并且在美国安居下来，接下来的希望就是和孩子们先在一起吧。

想到此，陈士章这颗失落的心也慢慢也安静了下来，也渐渐落定下来了。

大洋彼岸的休闲生活

没过多久，失联二十六年的儿子终于从美国飞到了香港，要接他去美国生活。

陈士章别无选择，只有同行赴美。

看着分别二十六年的儿子，陈士章百感交集。

当年把夫人和孩子提前送到台湾，只是作了一个提前谋划，没想到，还是给自己走对了一步先手棋。

想想自己已经七十多岁的人生，大陆已无脸回去，台湾则回不去，看来，只有大洋彼岸才是自己的栖身之地了。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成为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场所，其中有200多名高级将领和干部，不乏杜聿明、黄维、文强、邱行湘、宋希濂等老蒋最信赖的惯战之将 。

这些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里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造，人民政府对他们实行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针。从1959年开始，他们被分批特赦出狱，直到1975年3月，最后一批293名战犯全部获得特赦。

在这些战犯中，有8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他们是李仙洲、范汉杰、黄维、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曾扩情和邓子超。他们在功德林里的表现和结果各不相同，有的积极改造，有的顽固抵抗，有的早期特赦，有的晚期特赦，有的甚至被枪决。

如果要评判他们谁最后的结果最好，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从他们被特赦后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最后的结局来看，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排序：

第一名：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湘潭人。他是黄埔一期最年轻的学员之一，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和长征。后来因为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在四川任省主席。1949年12月，在大渡河沙坪被俘。宋希濂在功德林里表现较好，积极配合改造，在学习和劳动中都有突出贡献。他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其他战犯提供医疗服务。1959年12月4日，他作为第一批特赦的32人之一回归社会。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早被特赦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工作。他于1986年在北京逝世。

第二名：杜聿明。

杜聿明是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他是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名将，在昆仑关大捷和远征缅甸等战役中都有重要作用。解放战争中，他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殚精竭虑，并且当断不断，最后被活捉成了俘虏。杜聿明刚入功德林的时候，有过自杀的企图，但后来被教育和医治，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功德林里表现也很好，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积极参与学习和劳动，还担任过学习委员会的主任。他也是第一批特赦的32人之一。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军事才能和声望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致力于改善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他于1981年在北京逝世。

第三名：曾扩情。

曾扩情是四川威远人，黄埔一期生中成绩第二名，只次于蒋先云。他曾经是中共四川省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后来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找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时被误解，一怒之下退党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为戴笠麾下“军统”的干将，一度官拜国民党保密局级北方区中将区长。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他与杜聿明一起被俘，被押送至功德林。曾扩情在功德林里表现也不错，积极改造，在劳动和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完成得最快和最好的那一批人。他也是第一批特赦的32人之一。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政治头脑和组织能力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工作。他于1983年在北京逝世。

第四名：周振强。

周振强是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有背景的一个。他曾经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教导总队复兴社支部负责人。淞沪抗战中，在八字桥与日军血战4个昼夜。1949年5月，周振强在浙江金华被三野俘虏，后送入功德林接受改造。周振强在功德林里表现也还可以，配合改造，在学习和劳动中都有进步。他本来不在第一批特赦的名单中，但因为周恩来总理的关照而被加上了。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人缘和影响力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工作。他于1988年在杭州逝世。

第五名：李仙洲。

李仙洲是山东德州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被俘的一个。他曾经是4军10师师长，是汀泗桥、马回岭的主力之一。抗战时任28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忻口会战、百团大战等。解放战争时任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10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后送入功德林接受改造。李仙洲在功德林里表现也不错，积极改造，在学习和劳动中都有贡献。他是第二批特赦的战犯之一。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军事经验和勇敢精神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工作。他于1988年在济南逝世。

第六名：范汉杰。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有学识的一个。他曾经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教育了许多国民党将领。抗战时任27军军长，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等。解放战争时任38集团军总司令，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后送入功德林接受改造。范汉杰在功德林里表现也还可以，配合改造，在学习和劳动中都有成绩。他是第二批特赦的战犯之一。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的一个。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等书籍的编写工作。他于1989年在北京逝世。

第七名：黄维。

黄维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一个。他曾经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擅长机械工程和永动机研究。抗战时任25军军长，参加过淞沪会战、桂南会战等。解放战争时任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送入功德林接受改造。黄维在功德林里表现最差，顽固抵抗，不认罪不悔过，在学习和劳动中都不合作，还多次制造事端和麻烦。他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出狱，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一。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个性和执着的一个。他出狱后担任了政协委员，并参与了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工作。

第八名：邓子超。

邓子超是江西石城人，黄埔一期生中最有野心和阴谋的一个。他曾经是国民党军统局的高级特务，负责刺杀我党革命先驱瞿秋白。抗战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北方区长，参与了对我党的镇压和破坏。解放战争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副局长，1949年5月在浙江被俘，后送入功德林接受改造。邓子超在功德林里表现最恶劣，顽固不化，不认罪不悔过，在学习和劳动中都故意拖延和破坏，还多次挑拨离间和挑衅斗殴。他从未被特赦出狱，而是在1951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有罪恶和悲惨的一个。

这些黄埔一期生在功德林里的改造过程中，展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选择。他们有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的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有的获得了新生，有的走向了死亡。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是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曾经与人民为敌，都曾经经历过战争的风雨。他们的不同点是在面对新中国的政策和教育时，有的能够接受和改变，有的不能够接受和改变，有的能够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有的不能够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他们的故事也反映了我党对待战犯的方针和原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求政策，既要惩罚罪行，又要教育人性，既要体现人道主义，又要维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