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唐瑶观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02 10:4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唐瑶观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了解唐瑶背景"： - 研究唐瑶的相关资料，包括她的生平、作品、时代背景等，以便对她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2. "明确观后感主题"： - 确定你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如对唐瑶的敬佩、对作品的评价、对某个具体情节的感悟等。
3. "结构安排"： - "开头"：简要介绍唐瑶及其作品，引起读者的兴趣。 - "主体"：围绕主题展开论述，可以分几个小部分，如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对情节结构的评价、对主题思想的解读等。 - "结尾"：总结全文，重申你的观点，并可以提出一些个人感悟或对未来的展望。
4. "论述内容"： - "人物分析"：描述唐瑶在作品中的形象，分析其性格特点、行为动机等。 - "情节结构"：评价作品的情节安排、冲突设置、高潮与结局等。 - "主题思想"：探讨作品所传达的核心思想，如人性、爱情、社会现象等。 - "艺术特色"：分析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语言风格、象征意义、文化内涵等。
5. "语言表达"： - 使用准确、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表达

陈寅恪：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几年前和朋友一起去了趟敦煌。

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到达了敦煌--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小城。

当我看到敦煌莫高窟时，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

我久久的徘徊在莫高窟外，感受着它的古朴与苍凉。感受着它受到的欺凌与侮辱。

即使经历了肆虐的荒漠风沙、强盗的贪婪、时光的沧海桑田、依然不能磨灭敦煌的博大与精深。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讲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

《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春秋时，此地因“地产好瓜”而得名瓜州。战国时属于大月氏国。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析酒泉郡置敦煌郡，辖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等6个县，郡治敦煌。是为敦煌设治之始。敦煌郡据有阳关、玉门关，与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并称河西四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丝路重镇和通往西方的3条线路的交汇点，并以此奠定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公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联合敦煌、酒泉、凉兴、建康、祁连、晋昌六郡，推举当时任北凉敦煌太守的李郲为凉公，建西凉国，定都敦煌。5年后迁都酒泉。

唐代安史之乱后，河西防御空虚，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乘机占领河西走廊，建中二年(781)攻陷沙州。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联络居住在沙州的粟特人和退浑人等，驱逐吐蕃守将，收复沙州。接着乘胜东进，攻克瓜州，以沙州、瓜州为根据地，积极治兵修甲，壮大军力。从850年开始，张议潮率军向吐蕃贵族发起大规模进攻，一连攻克伊州(今新疆哈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今甘肃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贵德)、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851年11月，唐王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地区军事、行政和财政。咸通二年(861)攻克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866)冬攻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接着挥师东进，与吐蕃大战于州(今陕西彬县)、宁州(今甘肃宁县)，吐蕃被迫退出河陇。至此，断绝100余年的东西交通又畅通无阻。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

1900年6月17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旋即进入天津租界，与义和团展开激战……，软弱的清政府望风而逃，国弱民贱的中华民族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有谁还会留意到敦煌——那个远悬于塞外的孤城？可是，外国人却盯上了它，盯上了它所涵纳的无数宝藏，可惜这些人，是不带枪炮的掠夺者，是邪恶程度丝毫不逊于八国联军的文化殖民者，他们掀开覆盖于新疆的那层薄薄黄沙，件件珍宝悉数呈现眼前，他们将之全部掠夺殆尽后，依旧填充不满贪婪的欲壑，他们又将凶狠的目光投向了甘肃，投向了敦煌，投向了莫高窟。

莫高窟带着它那数不清的财富，寂寞地陷在荒沙大漠中，它被政府遗忘了，甚至被当地的居民遗忘了。它像一只正在静静地吃着青草的小羊，对一切邪恶和毁灭茫然无知，毫不意识到狼群正向它步步进逼。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道士——王圆篆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是当时的莫高窟的看守者，无意中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千古罪人。王圆篆，湖北麻城人，年少时逃避灾荒，四处奔波，后来流落到西北，在酒泉的巡防军中当过一名士卒，退伍后出家，修炼成一名道士。1898年他云游到莫高窟，安顿下来，并发誓要在莫高窟建一座道教的太清宫，并筹划将几个洞窟打通，改建为一座道观太清宫。也许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理想”，加上他的无知，藏经洞的无数珍宝才会被那些狼狠狠夺去。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凿，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出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园篆，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是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

就好比街上捡废纸的不识得名画名帖一般，王圆篆对这些无价之宝的价值浑然不知。一群高智商的歹徒蜂拥而至，无能的王圆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

提到敦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叫斯坦因的人。有人把他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评价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给斯坦因的一生赋予了传奇色彩。

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教徒，可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却让他专门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们认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是开启犹太居住区之门的钥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儿子开辟自由之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们精心的选择的确很有远见，这对斯坦因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在莱比锡和维世纳上大学时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21岁时取得了大学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在学生时代就已表现出非凡的才华。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探险、测绘和考古事业。他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
Eco1eNationaledesLanguesOrientale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1899年成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后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资助生。在北京期间曾参与使馆区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活动。1900年返河内任远东学院教授。此后五年，潜心汉籍目录版本之检索及南海史地研究。所著论文陆续发表于河内远东学报(BEFEO，1901年创刊)，成绩为汉学界所注意。这是其汉学研究发韧时期。1905年，斯坦因（SirAurelstein）中亚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传人欧洲后，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1906年8月底到达中国新疆喀什，直到1908年5月，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盗掘。

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他只完成了一次考古任务，却有出人意料的收获。在众多的盗窃者中以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在已经提及的各国考察、探险队中，只有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这一支探险队中有佛教徒，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大谷光瑞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1谷光尊的长子，是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前往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考察，经西安回国。

第二次探险（1908－1909）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主要发掘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这次考察活动是收获最大的一次，《新西域记》有详细记录。在吐鲁番与楼兰有重大发现，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于楼兰的。其间还得到斯文·赫定在日本提供的考察信息的帮助。

第三次探险（1910－1912、1911一1914）是在前二次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派橘瑞超随大谷光瑞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亚探险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西域的最新情况和知识，为以后的考察活动作充分准备。

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发掘，1911年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大谷光瑞也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很是着急，便决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一个日本人在敦煌正在寻找另一个在罗布泊一带的日本人的消息，并带有书信，橘瑞超看到信后知道正是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便急忙向敦煌赶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与在那里的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1912年，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两人在敦煌活动了一些时间，由于此时藏经洞早已是一个空洞，加上大谷光瑞又一再要他们回国，同时他们二人的工作作风与习惯、个性等均不是十分合作，因此分道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的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在吐鲁番工作，到1913年2月离开吐鲁番，经焉蓍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梨，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三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考察活动，与其它各国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俄登堡等考察团不同，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更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他们所发掘的东西由于没有很好的记录，也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加上很大程度上是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因此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对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后改称京都帝室博物馆、恩赐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收集品展览。1915年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批收集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年至1916年之间运到旅顺，后寄存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曾编有简目，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中。此外，又有大量收集品运回日本京都。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从大连运回的两个装有收集品的木箱，后捐赠龙谷大学图书馆。留在旅顺的部分大多仍保存在旅顺博物馆。其中敦煌写本六百余件，于1954年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

十月革命时，500余名白俄士兵被关押在莫高窟，他们将疯狂的情绪全部发泄在洞中的壁画和雕塑上，将这些国宝恣意毁坏。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宗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押运，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这两个被他称做“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致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次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没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直到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恶运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藏经洞宝藏在它被发现后的第９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怎样一个苦难旅程。学部的调令由刚刚调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负责。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负责招待押送官的人与门外抽取卷子的人实际上就是同伙。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到定西，一路都有经卷丢失，盗窃的人多采用类似的手法。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经卷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八千多件。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另一部分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

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就连这些佛经也被清朝的官员们撕裂得首尾不全，伤痕累累，这是一个民族最为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的耻辱史上自己写上的一笔。

在清政府运走藏经洞文物时，有专银支配，当时也答应给王道士一些银钱，作为修补佛窟之费，但是王道士迟迟没有等到这笔款子的到来，心中也一直挂念着此事，在等待没有希望的时候，于是决定上书朝廷催款，书有《催募经款草丹》。只可惜，他不知道1911年之后清政府早已下台，同时他可不知道当初给他的银两早已被腐败的官员们挥霍掉了，那有他的份。不过他的催款书也一直没有发出去，估计他也无处投寄，只好搁置书箱。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在三清宫下寺的一木箱子中发现了王道士当年的草丹，为梅红纸墨书，现藏敦煌研究院。

全文如下：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敬叩，伏俯叩恳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坏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折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请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

文化大盗——华尔纳

一战前各国在中国西北的探险与考察活动盛极一时，由于战争而中断，使得中国西北暂时得以片刻的宁静，列强所划破的裂痕也得到自然的治疗，但是心灵深处的伤痛是要等到很久以后才更加痛疼。一战的硝烟刚过，因为战争而一跃成为西方列强大国的美国，虽然错过之前的中亚探险，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于是，1923年便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福，再加上翻译员王秘书和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华尔纳（LangdonWarner，1881-1955），美国探险家。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拉斐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远征队的成员，到过俄属中亚细亚。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修养，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华尔纳也曾前往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堡等地参观过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科兹洛夫等人盗取的中国西北的文物，并与一些当时西域美术方面著名的中国美术专家和汉学家有过接触与交往，也读过他们的书，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他的专业关系，以及他曾来中国北京商谈美国人在中国建立考古学校事宜，因此这一切促使他特别想到中国西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愿望。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也正在物色人物，准备前往中国西北从事古物搜集，当然华尔纳成了最佳人选。

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到达北京，找了一个叫王近仁的翻译，并由于政治原因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为他们在中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考察团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后才正式开始考察，第一个目的地是黑城遗址，即额济纳，早在此前俄国人科兹洛夫已来过此地，并有大量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十分珍贵的文物，包括在一个塔内发现的古写本图书馆。因此华纳的考察收获不大。于是前往敦煌，中途杰恩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1924年1月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之后，藏经洞中的国之重宝早已瓜分得一干二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决定进行壁画剥离和彩塑的搬迁方式，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当时他用特制的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人为地造成破坏。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加上他也缺乏助手，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莫高窟的伤，还有我们的心伤却永远无法弥合

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为50000件，我们留在国内的仅为15000件，流散在海外的为35000件。其中：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2000件；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队建设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6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发所12000件；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等10000件；其它的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藏经油绘画作品1000余件主要在印度、英国和法国。敦煌壁画26平方米，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敦煌雕塑4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这些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徙海外。

张大千

张大千，汉族（1899—1983）出生于四川省内江的一个艺术世家，12岁时已经能画出较好的山水花鸟画，1914年继二哥张善孖之后东渡日本在京都学习印染，其间“格致兼攻”不废国画。1919年从日本返回上海，拜师名家曾熙、李瑞门下，学习诗文、书法。绘画承袭清代四僧、四王、梅清、金农、华喦等的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南张北溥”两家之一，1933年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1年有感于四川广元等地的唐代造像毁于公路建设，因此率子张心智、婿萧建初并著名画家谢稚柳等数人西行至敦煌，探寻莫高窟。通过对国外资料、国内报道与敦煌石窟的对比观察，遍及莫高窟400多个洞窟，给309个洞窟作了编号。遍卖所藏明清字画，筹备开支，组织人力铲沙清窟，制办画具，招请画师等。

在近三年的时间中，临摹壁画200多幅，其中小者数尺，大者数丈纸摹本及20多幅用绢摹绘的壁画，和榆林窟壁画摹本10余幅（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在帮助常书鸿先生筹建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于1943年秋末返回四川成都，借居于昭觉寺整理所临摹的壁画，并于1944年分别在成都、重庆等地举办敦煌艺术展。1950年应邀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个展，其中亦有敦煌壁画的临摹品。继此在日本、阿根廷、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举办画展频得好评。晚年绘画风格突变，山水画以青绿泼墨为主，气势宏大，山水、人物画得敦煌壁画之心法，用谢稚柳先生的话说：“大千的人物画本来画的很好，自到敦煌后，他认为唐代的人物画，那种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出版有《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画集》。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同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

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直属中央教育部，常书鸿任所长，共招聘员工18名，李浴、史岩、董希文、苏莹辉、潘絜兹等先后赴莫高窟工作。在工作、生活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临摹壁画等。他们是莫高窟人的先驱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铺就了一块基石。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6月曾一度被撤消，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1946年5月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1948年从属教育部。

常书鸿

1904年4月6日，常书鸿——这位几乎在20世纪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师、敦煌艺术的坚决捍卫者，诞生在了秀丽的西子湖畔．常书鸿先生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学染织,他不沉迷与西湖温柔美妙的四季风景,却醉心于西欧美术。1927年，他怀着鸿冥之志，远渡重洋去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和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了赴巴黎深造的法国国家奖学金。

1932年秋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原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在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画室学习。在校期间4次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展，入选作品12部，3次获金奖，2次获银奖，2次获荣誉奖。1935年常先生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展出50多幅作品。40年代又在重庆举办画展，徐悲鸿先生为画展写的前言上称常书鸿先生为“艺坛之雄”，“展出作品‘类皆精品’”。应该说常书鸿先生的油画作品的功力，代表了他们那一代艺术家所取得的杰出水品。1936年常先生回国后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等职务。1944年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敦煌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先生在巴黎的成功，掩饰不住这位东方游子献身中华民族艺术的赤子之情。一天，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边驻足浏览，无意中发现了一部由1907年伯希和在中国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图片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十分惊异，爱不释手。接着，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大量被掠夺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幅唐代绢画，他深深感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因为等待他的是“蕴藏着千百年前敦煌民族艺术的宝库”。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邂逅，彻底改变了常书鸿先生的生命轨迹。他放弃了巴黎优裕的生活，来到大漠深处的莫高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艺术。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之神。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常先生：“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黄永玉先生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常书鸿当年在政协开会，每次讲的就是敦煌，以至朋友们有句笑言，叫做“书鸿讲话万里长，先是巴黎后敦煌”。当年年轻的常书鸿，在巴黎读到了敦煌，便一个人万里归来，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敦煌，因为伟大的敦煌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敦煌艺术理应有更长久的生命。

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礼佛图》被奸商盗卖，围绕这件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呼吁要加强文物保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劫掠和破坏，向国民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筹备和成立。回国数年的常书鸿先生，才得以有了敦煌之行。这年冬天，他只身前往兰州，担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主持制定了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1943年初，常书鸿先生一行六人由兰州动身，“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心情非常激动，犹如步入仙境，深深的拜倒在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的脚下。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法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按常书鸿先生自己的话说：“从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无尽的长夜，望眼欲穿的乡愁。还有曾经共同奋斗的同事的不断离去后，给坚持在这里的人们留下的忧愁和思念。最让常书鸿先生悲怆欲绝的是，他的妻子陈芝秀因受不了敦煌的艰苦生活，抛夫弃子悄然离去。就在这个最严峻的时刻，常先生怀着保护艺术宝库的强烈责任感，毅然留了下来。他想起了当时去敦煌时三位友人的赠言。梁思成说：“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徐悲鸿说：“要学习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把敦煌民族艺术宝窟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张大千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此时，他又想到第254窟中《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壁画。挚友的殷切希望，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念。“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首打油诗，就是常书鸿先生当时的心灵写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及“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常老，成了他工作不息的鞭策。

常先生在人生的探索中，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他清醒地选择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脉络，学习继承它，在学习借鉴西方艺术精华之际，从一个“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成为一个“为人类而艺术”的严肃的艺术家。为了保护、学习、继承、弘扬中华民族艺术瑰宝，舍弃优厚的教授生活，拼搏一生，构成了常书鸿先生的人生价值观。

常老曾动情的说：“到敦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我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常先生是杭州人，二十三岁时远赴法国求学，至终乡音不改。先生晚年时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没想到这一席话竟真成了常老魂系敦煌的遗愿。常老没有提出要落叶归根，正如常沙娜先生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在常书鸿先生的故居中，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简单的炊具……这些就是常老的全部家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巴黎的花花世界来到这荒凉的大漠戈壁，为侍奉敦煌艺术，无私奉献，甘做苦行僧。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艺术胸襟真是难以想象和承受。原来文弱书生竟也可历练成如此铁骨铮铮。

“敦煌是许多人非常向往的地方，也是许多人非常害怕的地方。说向往，特别是艺术家，这里有千年延续不断的古代艺术精品，说害怕，敦煌地处大漠，更可怕的是那里的寂寞。对于“寂寞”，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由寂寞产生的枯燥和无味是难以忍受的，更不用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在寂寞之中了；也有些人认为寂寞是一种精神财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诱发出潜在的力量，去思考许多问题，争取在人的一生中走出一段段辉煌的历程；常先生正是属于后一种人。先生常说：“人活着，就要有点精神，我的许多精神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寂寞。”艰苦奋斗同样是敦煌的精神。敦煌的艰苦工作和艰苦生活是人所共知的，有苦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它：是逃避还是面对现实，是苦中求乐还是跌到在苦海中。当然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敦煌人确实在改变人性的同时，代代相传至今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奉献着。”。几代敦煌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信条：“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后来，这句话更升华为：“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魂！”是常书鸿先生用自己的人生带出了这样一批又一批甘愿奉献的队伍。

段文杰

段文杰，四川绵阳人，擅长中国画、石窟艺术研究。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

1945年，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重庆展出，点燃了段文杰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他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踏上了如同当年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征途，这一去便是五十个春秋。

初到敦煌的数十年，他被敦煌莫高窟精美绝伦的壁画所折服，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代表作和专题资料380多幅，约140多平方米。而这些并没有使段文杰满足，"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说法时时刺痛着他的心，作为一个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者，不改变这种局面将是一种遗憾甚至耻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院长。此时，他对敦煌艺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仅限于壁画临摹的被动局面，转向了以学术研究和科学保护为重点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大力倡导下，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阶段，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0年10月8日，盛况空前的第二届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藏经洞发现90周年纪念会在敦煌莫高窟隆重召开，来自我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207人出席了大会。其中敦煌研究院27人，这次会议发布论文97篇，其中中国学者发表74篇，仅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就发表19篇，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敦煌学者，特别是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敦煌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在这里面，段文杰关于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敦煌壁画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博得国内外学者的赞赏。在他的奋斗和全国敦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落后局面不但彻底结束，而且跃居世界前列。

樊锦诗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一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形，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与江南的旖旎，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到戈壁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曾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毕业时，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当时《人民文学》有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喝的洋墨水，回来当教授，他居然把教授放弃了，把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我又看了精美的壁画，所以我有了深深的印象。”

实习结束时，她是拖着病躯回到北京的，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回忆起当年的这一举动，樊锦诗哈哈一笑：“那还有啥可说的呢？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女大学生，碰上一个思想纯粹的年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扛起铺盖卷儿，义无返顾地上路。”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首先交通就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的情景，他们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一辆过路车，让其顺路捎带一截。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一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很坦诚：“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当时我只是名个子不高，敏感而细腻的女孩子。”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的时候，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她平静下来后，又想，反正还年轻，还能在这里呆一辈子？有机会再调出去不迟嘛。

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的执着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已经在这里呆了漫长的20多年，无法想像，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又是什么力量，把研究所的其他五六十名职工吸引到了这里？”

3年后，“文革”开始，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文革”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走的话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因为丈夫支持，她留下了，直到青丝变成华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她笑着回忆道：“在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挺酷的。”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先生妥协。”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应该说是我先生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粘粘糊糊没走，是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

那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也创了一番事业，创办了一个专业，还负责系里的一些工作。“可是最后他把这些全都丢了，大概也是为了我吧。”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我先生是少有的好丈夫！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她认为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走了，肯定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彭金章回忆说，“大儿子出生在1968年底，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就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用品，什么奶嘴、奶瓶、奶粉，什么小孩衣服、尿布等。我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准备了红枣、小米，鸡蛋等等，很多东西，也到了武汉，等着她过来呢。”

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工作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个屁股什么都没穿。

过完产假后，樊锦诗照常上班，孩子没人照顾，就把他锁在屋子里。“屎尿什么的都弄在一起了，有时嘴上都抹着屎，他妈妈回来以后，还在那里笑呢。”彭金章说。

他们有两个孩子，老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农村，5岁时，樊锦诗把他接到敦煌，两年后又把他送到上海的姐姐家。但孩子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亲戚家并不适应。她只好把孩子送到武汉，后来孩子又随父亲到了兰州。由于从小缺乏母爱，又内向倔强，这让他在兰州一中始终与同学没法好好相处。樊锦诗时常在心里念叨：“对不起呀，孩子们，妈妈守着莫高窟，你们只能守着孤独。”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她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现在的敦煌，连种蔬菜的农民都会感觉到旅游的重要性。”敦煌市旅游局局长龚瑛强调旅游业已经深刻触及到了敦煌的每个角落。而樊锦诗与敦煌市民“希望游客越多越好”的想法恰恰相反。

樊锦诗非常矛盾，“我觉得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给他们看。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多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樊锦诗的担心是有确凿根据的。“我们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有的地方就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研究院曾做过测验，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会加速壁画产生酥碱、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文物保护越做越难，樊锦诗经常会踯躅在一个个精美的洞窟外，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怎么样才能保护好莫高窟？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多功能、具有国际水准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樊锦诗认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提案，就是为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最合理的有续利用。”敦煌莫高窟目前还使用传统的由讲解员直接带游客进入洞窟参观的导游方式，这给本已十分脆弱的壁画、彩塑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将由影视演播厅、洞窟虚拟漫游厅、展示陈列厅等设施组成，在未进入洞窟之前，游客首先可以直接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到敦煌莫高窟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地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了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为了汇融着千年文明的492个洞窟，樊锦诗的一生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她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人才引进，学术交流，设施建设，人事统筹等等让她一刻也不得闲。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常的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吞咽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大大满足了。

樊锦诗是个渴望平凡与温馨的女人，内心深处有着单纯的梦想，在交际场上，她往往左支右绌。“不怕你见笑，以前，我连搓手指这个动作表示给人送钱都不知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叫处世哲学，人情练达即文章。”

为了莫高窟及其研究机构的发展，她在激烈的心理碰撞中，逼着自己学会“适应”。如今，她不仅知道“搓手指”这个动作的含义，还懂得了抓大放小、能屈能伸。她无奈地请客吃饭，陪自己讨厌的人聊天。她说，这样做必须以对莫高窟有益无害为前提。

她这41年，一直回味咀嚼着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莫高窟里跃动着的震撼人心的民族创造力和自信心，来自于一个人和一项事业长期血脉相连患难与共的情怀，更来自于莫高窟的先期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等一大批赤胆忠心的学者、艺术家鞠躬尽瘁的榜样力量。在大漠边陲，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呵护下，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满目疮痍的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安稳幸福的60年。今天，它早已巍峨耸立，游人如织。

在这60年的守护中，一个坚持了41年的女学者，也将拖着她疲倦的身躯，走向幕后。在僻远恶劣的大西北度过了青春年华，她打算退休后叶落归根，重回故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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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暠：西凉屯田兴国之路缘何影响深远？

一、乱世崛起：时代风云与李暠初显

1.1 十六国乱世的纷争局势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 使西晋王朝元气大伤，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少数民族部落趁机崛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中国北方陷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分裂与战乱之中。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政权如走马灯般交替更迭 。这些政权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相互攻伐，战争频繁。正如《晋书・载记》所描述：“自刘渊倡乱，二帝播迁，朝廷不以纪纲为意，时天下大乱，豪杰并起。”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百姓流离失所，生产停滞，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然而，乱世也往往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李暠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踏上了属于他的征程。

1.2 李广后裔的身世传承

李暠，这位出生于陇西成纪的豪杰，身上流淌着西汉飞将军李广的热血，是李广的第十六代孙 。李广，在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他以高超的骑射技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令匈奴闻风丧胆，被尊称为 “飞将军”。其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如 “李广射石” 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他的神勇。李广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品质，成为了李暠家族世代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种家族荣耀，如同明灯，照亮了李暠的成长之路，激励着他从小胸怀大志，立志要像祖先一样，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家族的熏陶下，李暠自幼勤奋好学，对经史子集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广泛涉猎各种书籍，还特别注重对兵法的研究，为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家族传承的忠诚、勇敢等品质，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塑造了他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

1.3 北魏仕途的磨砺积累

北魏道武帝时期，李暠出任宁朔将军、敦煌太守，这一职位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起点。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李暠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到任后，他迅速投入到地方治理和军事防御工作中。

在地方治理方面，李暠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亲民的为政理念。他积极与当地百姓沟通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他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使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他还加强了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他的治理下，敦煌地区呈现出 “政清民和” 的良好局面，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在军事防御方面，李暠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他积极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边防巡逻，严密防范外敌的入侵。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他总能果断决策，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了敦煌地区的安全稳定。例如，在一次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冲突中，李暠亲自率领军队，巧妙运用战术，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敦煌的安全。

这段在北魏的仕途经历，对李暠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磨砺。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指挥能力，还赢得了当地百姓和士人的支持与信任，为他日后开创西凉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魏书・李暠传》所记载：“暠在敦煌，政清民和，边境安宁，为世所称。” 这短短数语，充分肯定了李暠在敦煌任职期间的卓越表现。

二、建国之途：机遇把握与挑战应对

2.1 北凉局势变动带来的契机

北凉天玺元年（399 年），段业称凉王，这一事件成为了河西地区政治格局变动的重要导火索。段业虽登上王位，但其统治内部矛盾重重。北凉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段业本人缺乏足够的威望和权谋，难以有效掌控局势，导致北凉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北凉晋昌太守唐瑶敏锐地察觉到了机会，他毅然背叛段业，移檄 “六郡”，这一举动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唐瑶推举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兼任护羌校尉。这一推举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李暠在敦煌太守任上积累的卓越威望和深厚实力。李暠在敦煌的治理成效显著，他的政治才能和军事谋略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士人的广泛认可与赞誉。

李暠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果断决策，顺势发兵。他率领军队迅速攻下玉门以西诸城，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果敢的行动力。在这场军事行动中，李暠的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他成功控制了西域，为西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资治通鉴》所记载：“晋昌太守唐瑶叛，移檄六郡，推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暠乃赦其境内，建元庚子，追尊祖弇为凉景公，父昶为凉简公。” 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西凉政权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李暠也从一个地方官员转变为一国之君，开启了他在十六国时期的传奇篇章。

2.2 西凉政权建立初期的困境

西凉政权建立之初，虽然拥有了一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但面临的困境却如同重重山峦，阻碍着其发展。从军事角度来看，北凉政权对西凉虎视眈眈，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发动军事进攻，试图将西凉扼杀在摇篮之中。北凉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据优势，他们频繁侵扰西凉边境，给西凉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西凉军队则因数量有限，且装备落后，在与北凉军队的对抗中常常处于劣势。每次北凉军队来袭，西凉军队都不得不全力以赴，艰难应对，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经济方面，西凉境内数经战乱，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大片土地荒芜，农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陷入停滞，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同时，商业活动也因战乱而受到极大限制，经济交流不畅，财政收入锐减。这使得西凉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军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的各项发展需求。百姓生活困苦，温饱难以保障，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人才方面，长期的战乱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许多有才能的人或为躲避战乱而远走他乡，或在战乱中丧生。西凉政权缺乏有经验、有能力的官员和谋士来辅佐李暠治理国家。在政治决策、行政管理、军事谋划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境。这使得西凉在面对复杂的局势和问题时，常常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

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境，李暠深知若想在乱世中立足并实现西凉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

三、政治智慧：内外策略巩固统治

3.1 联合河西大族的内部治理

在政治治理方面，李暠深知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河西地区，若想稳固西凉政权，必须借助当地强大的势力。河西大族，作为在河西地区长期发展且根基深厚的群体，拥有庞大的家族势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他们在当地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控制着地方的经济命脉，并且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这些大族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的话语权，其态度和立场往往能够影响地方的政治局势。

为了获得河西大族的支持，李暠采取了一系列极具策略性的举措。在政治权力分配上，他给予河西大族重要的官职，让他们能够参与到西凉政权的核心决策层。据《晋书・李暠传》记载，李暠任命敦煌宋氏的宋繇为从事中郎，索氏家族的索仙为左长史，张氏家族的张邈为右长史等 。通过这种方式，李暠将河西大族纳入到政权体系中，使他们与西凉政权的利益紧密相连。

在经济方面，李暠对河西大族采取了优惠政策。他承认大族们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特权，例如减免部分赋税等。这不仅保障了大族们的经济利益，也使得他们在经济上更加支持西凉政权的统治。

在文化层面，李暠与河西大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河西大族大多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李暠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倡导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来治理国家。这种文化上的契合，进一步拉近了李暠与河西大族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李暠依靠河西大族加强统治的策略，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在政治上，这一策略迅速稳定了西凉政权的内部局势。河西大族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帮助李暠平息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势力，使得政权得以顺利建立并巩固。在经济上，河西大族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西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活动，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文化方面，李暠与河西大族共同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西凉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升了整个地区的文化水平，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李暠与河西大族的合作，是西凉政权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立足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合作不仅实现了双方的利益共赢，也为西凉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臣服东晋的外部战略考量

李暠对外采取了臣服东晋的战略，这一决策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考量 。东晋，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正统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自西晋灭亡后，东晋延续了晋室的统治，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被广大汉族士人视为正统所在。在那个讲究正统观念的时代，得到东晋的认可，对于西凉政权来说，意味着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这有助于李暠凝聚人心，吸引更多的汉族士人和百姓的支持，增强西凉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从军事角度来看，东晋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东晋偏安江南，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军队在数量、装备和训练水平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李暠向东晋称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东晋的军事威慑力，来抵御来自周边其他政权的军事威胁。例如，当北凉对西凉发动军事进攻时，东晋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会对北凉形成一定的牵制，使得北凉不敢轻易对西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虽然东晋可能不会直接派遣军队援助西凉，但仅仅是其潜在的军事支持，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西凉的安全。

经济方面，东晋地区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拥有丰富的物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李暠臣服东晋后，西凉与东晋之间可以开展贸易往来，西凉能够从东晋引进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与东晋的贸易，西凉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资，满足国内的需求，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例如，西凉可以从东晋进口丝绸、茶叶、瓷器等奢侈品，丰富国内的市场，同时出口本地的特产，如马匹、皮毛等，增加财政收入。

李暠屡次上书东晋要求 “东伐”，这一行为并非仅仅是表面上的军事请求，而是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从政治上看，这显示了李暠对东晋的忠诚和支持，表明西凉愿意为东晋的统一事业贡献力量，进一步巩固了与东晋的政治关系。从军事上看，“东伐” 的主张可以吸引东晋的关注，让东晋认识到西凉在对抗北方其他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加对西凉的支持和援助。同时，这也为西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扩张理由，在东晋的支持下，西凉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周边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如历史学家所分析的：“李暠臣服东晋的战略，是一种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的明智选择。它不仅为西凉政权赢得了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和外部的支持，还为西凉的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这一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李暠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战略智慧，对西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屯田之策：经济基石与战略支撑

4.1 劝课农桑与屯田积谷的举措

李暠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因此将劝课农桑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为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且有效的措施。在政策上，李暠大力推行优惠政策，减免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这一举措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得他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他还积极为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解决了农民在生产初期面临的物资短缺问题。例如，对于一些贫困的农户，李暠会免费发放种子，帮助他们顺利开展春耕。对于缺乏农具的农户，政府会组织工匠打造农具，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他们。

李暠还以身作则，组织官员和士兵参与农业生产。他亲自带领官员们下田劳作，为百姓树立了榜样。这种示范带头作用，极大地激发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在李暠的倡导下，西凉地区形成了一股重视农业、积极生产的良好风气。

在屯田方面，李暠将目光投向了玉门关和阳关等地。这些地区位于西凉的边境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李暠组织军队和百姓在玉门关和阳关进行屯田，采取 “寓兵于农” 的独特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士兵们在和平时期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迅速转变为战斗力量。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增加了粮食产量。

为了确保屯田的顺利进行，李暠制定了详细的屯田计划。他合理分配土地，根据士兵和百姓的数量，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小块，分配给他们耕种。同时，他还建立了完善的灌溉系统，组织人力修建水渠，将附近的水源引入农田，确保农田能够得到充足的灌溉。例如，在玉门关附近，李暠组织士兵和百姓修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水渠，将疏勒河的水引入屯田区域，使得大片荒地得以开垦成肥沃的农田。

在屯田过程中，李暠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他引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轮作、深耕等，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产量。同时，他还鼓励士兵和百姓进行农业创新，探索适合当地环境的种植方法和农作物品种。通过这些努力，玉门关和阳关等地的屯田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为西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晋书・李暠传》所记载：“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这充分说明了李暠对屯田的重视以及屯田在他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4.2 屯田对解决西凉经济困境的作用

西凉政权建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境，而屯田政策的实施，犹如一场及时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在粮食供应方面，西凉境内因长期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短缺问题十分突出。屯田政策的推行，使得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玉门关和阳关等地的屯田成果显著，为军队和百姓提供了稳定的粮食来源。士兵们在屯田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能够将多余的粮食上缴给国家，充实了国家的粮食储备。这不仅解决了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也使得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从财政角度来看，屯田对缓解西凉的财政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日益充足，这使得西凉在粮食贸易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西凉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周边地区，换取所需的物资和财富，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屯田减少了对外部粮食的依赖，降低了因粮食进口而带来的财政支出。此外，屯田过程中，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屯田政策的实施，对西凉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西凉的经济逐渐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屯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求。同时，屯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循环。通过屯田，西凉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为其在十六国时期的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正如学者所评价的：“李暠的屯田政策，是西凉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粮食短缺和财政困难问题，还为西凉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3 人才培养与教育推动的协同

李暠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推行屯田政策的同时，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巧妙地将二者协同起来，共同为西凉的繁荣稳定服务。

在人才培养方面，李暠广设学舍，大兴教化。于庚子五年（404 年）正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他在都城及各地设立了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些学校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还配备了丰富的藏书，供学生们学习和阅读。李暠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学者担任教师，他们悉心教导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在教学内容上，既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又开设了军事、农业、法律等实用课程，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广揽贤能，李暠还下令在后花园筑 “嘉纳堂”，以表其求贤若渴之志。在敦煌的南门外党河的岸边，修建堂舍，取名 “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各方意见的地方。“靖恭堂” 不仅是一个政治场所，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里，李暠与学者、官员们探讨治国理政的方略，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同时，“靖恭堂” 也经常举办学术讲座、文化活动等，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前来交流和学习。通过这些举措，李暠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来到西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领域，为西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李暠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举措与屯田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同关系。一方面，教育培养的人才为屯田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持。经过学校培养的学生，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屯田实践中。例如，一些学生学习了农业技术和水利工程知识，他们可以在屯田过程中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改进灌溉系统，提高粮食产量。还有一些学生学习了管理知识，他们可以参与到屯田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中，提高屯田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屯田政策的实施为人才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士兵和百姓在屯田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屯田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支持，这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李暠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推动与屯田政策的协同发展，实现了人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种协同发展模式，不仅为西凉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促进了屯田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李暠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的努力，与他的屯田政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西凉的发展。这种将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和实践，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五、稳定之基：屯田政策的社会效应

5.1 组织流民屯田的社会意义

在东晋十六国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地方政权割据混战，征伐无度，大量百姓流离失所，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李暠深知妥善安置流民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生产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他依据西汉 “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假予产业” 的治理之法，为流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李暠组织人力为流民搭建住所，使他们有了安身之处；同时，发放食物，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让流民感受到了西凉政权的关怀与温暖。在解决了流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后，李暠积极组织他们进行开荒屯田。他将荒芜的土地分配给流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并安排有经验的农民或官员进行技术指导，帮助流民尽快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通过组织流民屯田，李暠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效。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的稳定。流民有了稳定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不再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减少了因饥饿和贫困引发的社会犯罪行为，社会逐渐恢复了安宁。这一举措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农田面积不断增加，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为西凉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流民在屯田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为国家缴纳赋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屯田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组织流民屯田增强了西凉的人口实力。流民在西凉定居下来，成为了西凉的居民，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正如学者所评价的：“李暠组织流民屯田的举措，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治理策略。它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面临的流民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还为西凉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凉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李暠的政治智慧和爱民情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示范价值。

5.2 迁都酒泉与屯田拓展的战略

西凉建初元年（405 年）初，李暠做出了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 将都城由敦煌迁往酒泉。这一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李暠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从地理位置上看，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交通便利，有利于加强对整个河西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酒泉周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都城提供更充足的物资保障。与敦煌相比，酒泉更靠近中原地区，便于与东晋等政权进行联系和交流，有利于获取外部的支持和资源。

在迁都过程中，李暠精心组织，将原来安置在敦煌的江汉、中州的 1.3 万余户居民迁至酒泉，并组织他们开荒垦田。这一举措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它进一步扩大了西凉的统治范围。随着大量居民的迁入，酒泉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西凉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展。这些居民在酒泉开垦荒地，使得农田面积大幅增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酒泉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李暠任命其子李让为敦煌太守、西夷校尉，管理屯田事宜。李让继承了父亲的治国理念和屯田政策，积极推动敦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在敦煌继续组织军民进行屯田，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屯田工作的顺利进行。李让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创新，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提高了粮食产量。在李让的治理下，敦煌地区的屯田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李暠的迁都举措和对李让的任命，体现了他对屯田政策的高度重视和对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通过迁都酒泉和拓展屯田范围，李暠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为西凉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李暠迁都酒泉并组织移民垦田的战略决策，是西凉政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得西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为西凉在十六国时期的竞争中赢得了更有利的地位。” 这一决策充分展示了李暠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对西凉政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文学成就：文化光芒与历史印记

6.1 李暠文学作品的风格与内涵

李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文学领域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为西凉文化增添了璀璨的光芒。他的文学作品风格独特，内涵丰富，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远大抱负。

李暠的代表作《述志赋》，洋洋洒洒千余言，气势恢宏，辞采清赡。全赋共分六段，每一段都承载着李暠不同的情感与思考。开篇，李暠追述少年时的志向，表达了对颜渊安贫乐道精神的仰慕，以及对儒家经典的热爱与钻研。他 “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这种对儒家思想的崇尚，贯穿于他的一生，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奠定了基础。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李暠虽身处乱世，但心中始终怀揣着对美好品德和高尚志向的追求。

随着赋文的推进，李暠回顾了前凉的盛业，描绘了前凉时期河西地区的繁荣景象。然而，好景不长，前凉灭亡后，河西陷入了衰弱不振的局面。李暠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混乱与衰败：“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 这一段描写，不仅展现了李暠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也流露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关切。

在赋文的第四段，李暠讲述了自己于危难之际创建西凉之业的艰辛历程。他 “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总奔驷之骇辔，接摧辕于峻峰”，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李暠毫不退缩，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能，在河西地区建立起了西凉政权，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园。这一段文字，充满了豪情壮志，展现了李暠作为一代雄主的英雄气概。

第五段中，李暠抒发了思贤若渴之情。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渴望招揽天下英才，共同治理西凉。他在文中写道：“休矣时英，茂哉隽哲，庶罩网以远笼，岂徒射钩与斩袂！或脱梏而缨蕤 或后至而先列，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 这种对人才的渴望和尊重，使得西凉在他的统治下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为西凉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述志赋》的结尾，李暠瞻望未来，表达了东西奋勇出征、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景。他 “将建朱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靡商风以抗旆，拂招摇之华旌，资神兆于皇极，协五纬之所宁。赳赳干城，翼翼上弼，恣馘奔鲸，截彼丑类”，展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尽管当时的局势十分严峻，西凉面临着诸多强敌的威胁，但李暠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统一的追求，这种信念在《述志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暠的另一篇作品《槐树赋》，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西凉建国之前，河右地区没有楸、槐、柏、漆等树木。前凉张骏在位时，曾从秦陇取来种植，但后来全都死了，而酒泉宫的西北角却有一棵槐树顽强地生长了下来。李暠看到这棵槐树后，心有所感，于是作《槐树赋》以寄托情怀。在这篇赋中，李暠一方面感叹僻陋偏远之地，不是建立功业的理想地方，如 “乃叹僻陋，非建邦之里”，表达了他对西凉所处地理位置的无奈和对实现理想的艰难的感慨。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自己能像这棵槐树一样，在逆境中顽强生长，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槐树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扎根瘠壤，顽强生存，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李暠所追求的。他以槐树自比，表明自己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将坚定不移地为西凉的发展和繁荣努力奋斗。

《大酒容赋》则体现了李暠恬淡豁达的胸怀。在那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不确定性。李暠有感于兵难频繁，时俗喧闹相争，于是创作了这篇赋。虽然《大酒容赋》的具体内容已难以完整知晓，但从其创作背景和李暠的性格特点可以推测，这篇赋表达了他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他或许希望通过饮酒作赋的方式，暂时忘却世间的烦恼和纷争，寻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脱。

6.2 文学成就对西凉文化的影响

李暠的文学创作对西凉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在西凉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李暠的文学作品为西凉文化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在那个战火纷飞、人们生活困苦的年代，文学创作往往被忽视。然而，李暠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文学的热爱，为西凉地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他的作品不仅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中流传，也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人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从而激发了对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李暠的文学创作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汇聚于西凉。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听闻李暠的文学声誉和对文化的重视，纷纷前来投奔。这些文人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思想，与西凉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进一步丰富了西凉的文化内涵。在李暠的倡导和带动下，西凉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日益活跃，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学者们在《五凉文化述论》中指出：“李暠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文化的重视，使得西凉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文人雅士，为五凉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李暠的文学作品对西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成为了西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作品，后人可以了解到当时西凉的社会风貌、政治局势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感。例如，《述志赋》中对前凉兴衰的描述以及对西凉建国历程的叙述，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李暠在作品中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西凉地区的传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强调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观念，对西凉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李暠的影响下，西凉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学校的设立和五经博士的设置，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种文化传承不仅有助于巩固西凉的统治，也为后世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暠的文学成就对西凉的文化自信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相互纷争，文化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态势。西凉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权，李暠的文学成就为西凉赢得了声誉和尊重。他的作品展示了西凉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让西凉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更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文化自信有助于凝聚人心，增强西凉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西凉人民能够凭借着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坚定地支持政权的统治，共同抵御外敌。正如学者所说：“李暠的文学成就为西凉文化注入了活力，提升了西凉的文化地位，使西凉在十六国时期的文化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西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七、历史回响：多元层面的深远意义

7.1 思想层面的追求与传承

李暠的行动与政策背后，深刻体现了他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执着追求。在那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的十六国时期，国家统一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心中的理想。李暠也不例外，他以恢复中原秩序、实现国家统一为己任，将这一伟大志向贯穿于他的政治生涯之中。

从他的政治举措来看，李暠积极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策。在政治治理上，他通过联合河西大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础，使得西凉地区实现了相对的政治稳定。这种稳定局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传承方面，李暠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倡导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来规范社会秩序。儒家思想强调 “大一统” 观念，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弘扬，有助于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李暠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追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他的事迹和理念成为了后世统治者的宝贵借鉴，激励着他们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而努力奋斗。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有志之士以李暠为榜样，秉持着统一国家的信念，在各自的时代为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思想传承，成为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动力之一，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朝着统一、稳定的方向发展。

7.2 对十六国及中国历史的贡献

李暠所建立的西凉政权，在十六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政治上，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在河西地区构建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各个政权纷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李暠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在西凉地区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选拔任用贤能之士，推行清明的政治治理，使得西凉地区的政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种稳定的政治秩序，为当地百姓提供了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也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凉政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河西地区的政治稳定，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份稳定的力量。

经济方面，李暠推行的屯田政策，对促进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屯田，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还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屯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具、生活用品等的需求增加，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李暠还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修建了许多灌溉渠道，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文化层面，李暠对文化的重视和倡导，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广设学舍，大兴教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西凉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贡献。李暠本人的文学创作，如《述志赋》《槐树赋》等作品，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他的影响下，西凉地区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李暠大力推崇儒家文化，使得儒家思想在河西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儒家思想的传播，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李暠之西凉政权，于十六国乱世之中，独树一帜。其政治之清明、经济之发展、文化之昌盛，对当时及后世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暠的西凉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后世评说：李暠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8.1 历代史学家对李暠的评价

历代史学家对李暠的评价极高，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曾深刻指出，李暠出身汉族世家，以经学文艺著称，其在西凉设学校、奖儒业的举措，对中原魏晋以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卓越。在那个中原文化因战乱而面临传承危机的时代，李暠在西凉地区大力推行文化教育事业，使得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保存和延续。这不仅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他的这一文化举措，使得儒家思想、经史典籍等在西凉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当地文化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势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背景下，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宛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百姓带来了相对的安宁。李暠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稳定了西凉的局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使西凉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一片乐土。他的治理使得西凉地区的百姓能够在战乱中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经济也开始复苏。这种在乱世中创造相对稳定环境的能力，充分体现了李暠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对李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西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政治上，李暠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选拔任用贤能之士，使得政府机构高效运转，政治清明。在经济上，他推行的屯田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产量，保障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也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上，李暠重视文化教育，广纳贤才，使得西凉的文化昌盛，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吕思勉先生的评价，全面而客观地展现了李暠及其西凉政权在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积极影响。

8.2 李暠及其屯田政策的当代启示

李暠及其屯田政策在当代仍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为我们在治国理政、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治国理政方面，李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依靠河西大族巩固统治，同时积极寻求外部支持，这种策略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在当代社会，国家治理需要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府应积极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充分发挥各阶层的优势和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强大合力。李暠在治理西凉时，注重选拔人才，任用贤能，这也提醒我们在当代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经济发展上，李暠的屯田政策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通过组织军民屯田，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农业始终是国家的根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李暠在屯田过程中，注重创新和技术推广，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产量。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我们也应鼓励创新，推动科技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李暠对文化的重视和倡导，使得西凉文化得以繁荣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在当代，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李暠广设学舍，大兴教化，培养了大批人才，这启示我们要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李暠作为十六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其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以及他所推行的屯田政策等，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通过对他的研究和学习，我们能够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推动国家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