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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10 15:14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蔡元培思想自由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确定主题和立意:首先,明确作文的主题是关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并确定作文的立意。可以围绕蔡元培的思想自由观,探讨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意义、影响以及现实意义。
2. 收集资料:在写作前,广泛收集关于蔡元培思想自由的相关资料,包括蔡元培的生平、著作、言论等,以便在作文中引用和论证。
3. 结构安排:合理安排作文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蔡元培及其思想自由观;正文部分从多个角度阐述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意义、影响和现实意义;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强调蔡元培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4. 论证方法:在作文中,采用多种论证方法,如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因果论证等,以增强说服力。可以结合历史事件、人物言论、现实案例等,对蔡元培思想自由进行深入剖析。
5.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和语义不清的情况。在描述蔡元培思想自由时,要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
6. 举例说明:在论述蔡元培思想自由时,可以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例如,可以提及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
种树者
必培其根
种德者
必养其心
150年前的今天
在浙江绍兴
一位大家出世了
蔡元培
民主主义革命家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出生在绍兴城里
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
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
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
可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按理说
他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
可时代不允许
他作为一个读书人
兼济苍生的情怀不允许
点翰林后几年
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
这次变法很快被顽固势力扼杀了
他难以忍受这样的刺激
毅然告别官场南下
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留德时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随后
他行走万里
远赴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
他既有科举考试的完整经历
深厚的旧学根基
又有长期在德、法
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
可谓“学贯中西”
1916年在法国与华法教育会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蔡元培。(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校友会公众号)
1916年底
蔡元培应邀回国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
他进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就是有名的八个字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
第一步是请人
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
胡适、周作人、王世杰
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重要人物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的合影(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
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
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
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
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
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
依然拖着一条长辫
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
上课时甚至身边还有一个“仆人”
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
教师之间
有不同观点可以唱对台戏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
受到举世景仰是实至名归
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
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
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
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
其间
为了坚持他的办学理念
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
在他的精心呵护下
北京大学这颗树苗
才能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
坚韧不拔,茁壮成长
北大之所以是北大
是千万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
始于蔡元培一手塑造的
北大精神
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岁月变迁
时光荏苒
如今的北大
早已成为
世界的一流学府之一
永远记得
他对学生的肺腑之言:
①自己尊重自己、化孤独为共同、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有计划的运动;
②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③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他也曾痛心疾首:
混文凭,
是自误!
正是这种对教育事业的热情
对学生无比地关爱
让世人至今缅怀敬仰
就如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云山苍苍终可跃,
江水泱泱任我行。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来源/新华社,综合人民网海南之窗、王家声《文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新闻网
编辑/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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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9月重返北大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说起新文化运动,蔡元培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陈独秀在《蔡孑民(即蔡元培)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就曾这样说道,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的故事,要从1917年初说起。这一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现在看起来,这份差事不错,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份苦差。彼时的北京大学,“仿佛一座衙门”,教授大多是一些前清文人,讲的是孔孟,教的是八股,一部分学生也以“举人”、“进士”自居,以谋求升官发财为乐。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各行其是、极端自由散漫,打麻将、捧坤角、逛妓院等非常盛行,在这方面,甚至有了与当时参众两院并驾齐驱的趋势,因而有“两院一堂”的讥评。
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之后,便着手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立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蔡元培开始整顿教师队伍,广延名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而他着重包容和网罗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程度进步思想的名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
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陈独秀,他于1917年初来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学长。他一来,就把《新青年》杂志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出版,随后,又同李大钊共同主编了战斗性很强的、影响很广的《每周评论》,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班新派人物的支持,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旧文化,蔡元培也不是全部排斥。根据“兼容并包”的原则,他也留用和聘请了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刘师培和辜鸿铭。这两人虽然政治守旧,但是都学有所长。刘师培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有很深的国学根底;而辜鸿铭精通英语,是一位能把“四书”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的大家。蔡元培让刘师培讲授经史,让辜鸿铭讲授英国文学。
聘请刘师培、辜鸿铭任教,体现了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认识。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也无需讳言,陈独秀等主持者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激烈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过程中,不免意气用事和存在情绪化的倾向,故其自身言行之有违科学与民主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其时代意义显然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而彰显了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蔡元培的思想主张,就是要求真正尊重思想自由,它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一脉相通,为其时的新文化运动提示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可惜的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的开展,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对此进行了反扑,形成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其中以林纾与蔡元培的交锋最为激烈。
林纾,字琴南,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曾在北京大学做教习。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桐城派出身的林纾非常厌恶。1919年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妖梦》的文言小说,除咒骂陈独秀、胡适外,还大肆攻击北京大学(以“白话学堂”影射之)和蔡元培(以 “元绪”影射之),说有一个叫郑思康(即思念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之意)的陕西人,梦见“白话学堂”内有一“毙孔 堂”,而“元绪” 对毁圣灭伦的言论“点首称赏不已”:又说梦见天上下来一个敢吃月亮的神道,“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林纾在小说的末尾说:“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喉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育也。”
随后,林纾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以积弱归罪孔子”,“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骂他们是“人头畜鸣”;诬蔑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蔡元培当即写了回信,予以辩解。在信中,蔡元培坚持了他一贯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回信虽然有力地回击了林纾的污蔑,但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据当时报纸记载,议员张元奇曾拿着《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到教育部,说这些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总长予以制裁。后来,张元奇又在国会弹劾蔡元培,要求他从北京大学离职。当时有人曾劝蔡元培辞退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以缓和来自守旧势力的压力,蔡元培拍案而起,大声斥责:“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毫不相干”。
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时间悄然来到1919年5月4日。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游行,向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使馆示威。在万分激愤的心情下,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悍然逮捕了三十一名爱国学生和一名市民。
这场运动如今被称为“五四运动”。由于被捕的爱国学生多来自北京大学,在5月4日晚,北大学生举行大会,抗议政府当局的镇压,表示要全体赴警局交涉。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蔡元培害怕斗争进一步扩大,便劝告学生们不要继续开会,由他出面与政府交涉。但爱国学生们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们当即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决定自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
虽然学生们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但是蔡元培仍是去营救被捕学生。据说,有人总结蔡元培一生,曾有两次落泪,其中一次便是“五四运动”中蔡营救的被捕学生获释后,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迎接。蔡劝学生们不要哭,应当高兴,话未说完自己也留下了眼泪。有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蔡先生是那样的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颜,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过蔡元培等人的极力斡旋,北洋政府同意释放爱国学生,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已释放的学生“应 即由法庭依法办理”;第二,“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显然这两句话指向的就是北京大学及蔡元培。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还内定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取代蔡元培,社会上也开始流传着徐树铮要炮轰北大、暗杀蔡元培的说法等。无奈之下,蔡元培只能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不过,虽然蔡元培走了,但是北京大学广大师生一直在进行着护校迎蔡的斗争。无奈之下,北洋政府只得在1919年9月,请蔡元培回北京大学主持校务。回校不久,蔡元培便在《新青年》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
1921年的蔡元培(中)
对于蔡元培的一生,梁漱溟曾评价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可以说,没有蔡元培,新文化运动将无法成为燎原之势。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特贡献与思想个性而言,梁漱溟的评价可谓非常贴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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