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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公柳”诗是杨昌濬写的？不要再理直气壮了！

□个三

近160年前，湖南湘阴人左宗棠（1812—1885年）奉朝廷之命率兵西征，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左宗棠从潼关西进，为解决战线长造成的军需品运输困难，大抵参酌秦始皇筑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的规制，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沿路植树，横穿陕甘，再分两路进入新疆。左宗棠书札有记：“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光绪六年（1880年），左奏稿曰：“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此即人们所说的“左柳”或“左公柳”。世传有清杨昌濬写的相关“左公柳”七言绝句，广为传诵。

一、有关“左公柳”诗的不同“版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个相对比较负面的人物，1983年初秋，王震在京城住处约见全国政协委员、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时说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并即兴吟诵了“左公柳”诗：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次谈话，左景伊曾撰文刊于《光明日报》，其主题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王震即兴吟诵的“左公柳”诗，不仅为诸多史学论著所援引，并于1993年被收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左宗棠的历史形象也由负面转为正面，如今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王震当时将一套有自己签名与注批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本《左宗棠年谱》赠左景伊，并向左景伊出示了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其吟诵的“左公柳”即引自此书，也是目前此诗传世极广的一个“版本”。

▲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封面

▲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扉页

▲《左文襄公在西北》中有关“左公柳“诗的记述

2003年，甘肃兰州市史志办邓明在《档案》上发表《“左公柳”诗的来龙去脉》一文，其引用了杨昌濬的儿子杨鸿度、杨瀚檑、杨显桢校对、刊行的《五好山房诗钞》，该书刻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四卷，按年收编，起自咸丰二年（1852年），迄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卷四”光绪五年（1879年）下，收录《嘉峪关七绝二首》，其二曰：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嘉峪关七绝二首》其二即“左公柳”诗，与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版本相对照，第一句出现了“大将”与“上相”、“尚未”与“未肯”的区别。徐佳、陈松青所撰《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从《五好山房诗钞》刊载“左公柳”的最早“版本”，以及相关称呼、用词是否合适合理、适宜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是诗作原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文史界较广泛认同。

▲“五好山房”《先祖遗集》

▲《五好山房诗钞》有关“左公柳”诗

以上“左公柳”诗两个“版本”是目前流传比较广、或者是被文史人认为最主要的“版本”，此外，在《清朝野史大观》、《湘雅摭残》等清末民初笔记、诗选中，还有许多不同流传“版本”，有些无标题，有些有标题，有标题的也存在诸多不同版本，如《恭诵左公西行甘棠》、《西征诗》、《赠左宗棠》、《杨昌濬赠左宗棠》等，因这些“版本”的时间均晚于《五好山房诗钞》，故不被文史人所采信或认可。譬如在岳麓书社1987年根据湖南图书馆藏稿本标点排印的《湘雅摭残》中，收录杨昌濬诗作六首，头一首即是“左公柳”七绝，曰：“秦陇道上，绿柳阴浓，皆左文襄西征时所植，世人名曰‘左柳’”。杨昌浚有诗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其他“左公柳”诗的“版本”，与《五好山房》“版本”存在的诸多不同字、词，笔者试整理并开列如下：

上相——大将

筹边——征西、戍边、西征、畴边、锄边；

未肯还——尚未还、人未还、奏凯还；

湖湘——湘江、潇湘；

子弟——弟子；

满——遍；

新栽——遍栽、亲栽、能栽；

引得——赢得、迎得、惹得；

二、《粟香四笔》刷新“左公柳”诗“版本”时间与作者

《粟香四笔》，刊行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夏四月，比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五好山房诗钞》早了14年。作者是金武祥（1841—1924年），江苏江阴人，字溎生，号粟香，一生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及民国。因在科场上屡战屡败，未能中举，便致力于著述和刻书，于文献搜辑尤为用力，成就卓然，给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著作。他校刊的《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等地方文献，共60多种。所著有《粟香随笔》一笔至五笔共40卷，有诗名，留存的诗歌有1000多首，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出自金武祥的笔下。

▲金武祥著《粟香四笔》

▲《粟香四笔》中有关“左公柳”诗的记载

《粟香四笔》中有这样的记载：“熊少泉太守奉台檄诣九龙勘界，有诗四首。录其二云：‘鼓棹出佗城，烟波楚客情。宿云鹏际落，孤月雁边生。霜气群峰肃，霞光晓日明。伏波铜柱在，千古自峥嵘’；‘战守皆长策，和戎且息争。海山非净土，风雨杂秋声。眼底钉难拔，腰间剑欲鸣。茫茫身世感，俯仰泪纵横’。又《香港夜话》云：‘踪迹渔樵外，河山涕泪中。此间宜饮酒，天下孰英雄。鬓得几时绿，镫能今夜红。与君歌曲罢，默坐听秋风’。少泉名世池，湖南巴陵人。少泉久参关、陇军事，故诗多雄杰之气。左文襄在陕督时，令边地广植树木。少泉有诗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湘江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从《粟香四笔》这则记载看，“左公柳”诗的作者是熊少泉而非杨昌濬，诗作本身也与《五好山房诗钞》所记载的“版本”差一个字，即第三句“遍”与“新”的区别。14年时间不可谓短，由于刊行的时间早，《粟香四笔》被诗词、文史界所重视，由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争议。

三、谁是“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

《粟香四笔》中“左公柳”诗作者熊世池的出现，便让杨昌濬的作者身份受到挑战。若依《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作者徐佳、陈松青的观点，当以最早之《粟香四笔》记载为准，那作者便是熊世池；若以亲疏论，那《五好山房诗抄》则最靠谱，作者便是杨昌濬。文史人由此产生分歧。目前认同“左公柳”诗原创作者是杨昌濬无疑，且认为《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才是其诗最可靠“版本”的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杨昌濬在赴兰州帮办陕甘军务过程中写了大量诗歌，记录见闻，抒发感慨，其《五好山房诗钞》按年收集，“左公柳”诗在“卷四”光绪五年（1879年）下，有明确的纪年，且有杨昌濬原注曰：“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沿途均种杨柳，有拱把者矣”，其他“版本”则没有；

二是《五好山房诗钞》是杨昌濬的儿子们根据“五好山房”《先祖遗集》负责校对的，故绝无虚妄；

三是因左宗棠从未提及《粟香四笔》所记的熊少泉（世池），故其“久参关、陇军事”不可信，由此可见《粟香四笔》作者金祥武之记不可靠；

四是杨昌濬有诗才，不可能将人家的诗占为己有；

五是《粟香四笔》记载熊世池之诗多为集句，说明其人作诗的水平不高。笔者对以上观点是有些疑惑与怀疑的，为什么？且试述于下：

一是《粟香四笔》相关记载可不可靠？《粟香四笔》作者金武祥（1841—1924年）清末藏书家、诗人，原名则仁，字溎生，号粟香，又号菽香，别署一厈山人、水月主人等，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今江阴市）前周镇大岸村（现属璜土镇）人。金武祥的高祖金鉴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著有《尚雅堂稿》等；曾祖金捧阊，岁贡生，著有《守一斋客窗笔记》、《山水清音词》、《北绛琴心词》等；祖父金谔，嘉庆举人，署嘉定县教谕，补蒙城县训导，著有《笃慎堂烬余诗稿》、《笃慎堂烬余文稿》；父金应澍，著有《澹庵醒语》、《澹庵自娱稿》。金武祥自幼在祖父与父亲的教诲、指导下攻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同治元年（1862年），21岁的金武祥随岳父入赘于县署，相继到湘、粤等地搜访民情，研究当地文化及搜访地方文献；光绪八年（1882年），41岁的金武祥入两广总督曾国荃幕府，曾奉檄赴广西查勘边防，后任署广东赤溪直隶厅同知等职；1884年张之洞督两广时，金武祥曾与张之洞叙文献及民情民风之事。在此期间，多有善政嘉谋上陈，并有多种著述，校刊了大批书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丁忧归，从事著述和刻书，不复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寓居上海，以购、藏、编、刻书为业。他编校、刻印于光绪至民国年期间的《粟香室从书》54种，是研究江阴地方文化的丛书之一；著有《芙蓉江上草堂诗稿》十二卷、《木兰书屋词》一卷、《粟香室文稿》四卷、《粟香随笔》四十卷、《陶庐杂忆》七卷等。著《粟香室随笔》、《赤溪杂志》、《冰泉唱和集》、《陶庐杂忆》、《霞城唱和集》、《粟香行年录》、《溎生诗草》等。金武祥工诗文，其《遍游桂林山岩》曰：“未暇骖马信不诬，玉簪罗带路萦纡。桂林山水甲天下，绝妙漓江秋泛图”，其中“桂林山水甲天下”是脍炙人口的名句。由金武祥的简历可知其出于书香之家，从小饱读诗书，自20岁起即注意搜访地方文献，一生中可谓与“搜集、编校、著述”等相关工作一刻不离，著述严谨，且与曾国荃、张之洞这些“名人”有交往，并得到认同。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严肃的著述中作无妄之词？其《粟香四笔》早《五好山房诗钞》14年刊行，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二是杨昌濬“新栽杨柳三千里”中的“新”字，容易产生歧义。在杨昌濬作“左公柳”诗后一年的1880年，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旁所种之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连接不断”（见《左文襄公全集》），光是从陕西长武境界直到会宁县止，历年种活的树，共有26.4万棵，多已成“拱把之树”，是左公坚持多年达成的效果，并不太符合杨昌濬所说的“新栽”；另外，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杨昌濬任浙江巡抚，其时的浙江，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百废待举，杨昌濬带领当地百姓凿湖导河，兴修水利，发展农桑，自作诗曰：“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杨昌濬自比“白苏”，其自许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浙江“手植垂杨三万株”的杨昌濬，才到甘肃，见“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时，沿途均种杨柳，有拱把者矣”（杨诗自注），又说“新栽杨柳三千里”，总还是会令人生出些异样的感觉，若是用字考究，当然选择“遍”字更为适宜，至少可以回避一些问题。

三是熊世池是无诗才吗？有文章指《粟香四笔》记载熊世池“左公柳”诗之外三首诗多为集句，由此得出其人作诗的水平不高。果真如此么？大家知道集句诗一要作者博闻强识，二要善于活用，二者缺一不可，能为此者，能说他没有诗才？恐怕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另外，《粟香四笔》没有记述熊世池四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或是因其笔记的体裁决定的，前三首诗中多集句或化用，正好与后面“左公柳”诗中的“引得春风度玉关”相对应，因此句也正是化用唐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而来。或许《粟香四笔》相关记述的本意正在于此，是说熊世池之诗善于集句与化用。

四是熊世池欺骗了金武祥？还是《五好山房诗钞》欺骗了世人？熊世池（生卒年不详），字少泉，清岳州府巴陵县（现属岳阳县）人。咸丰十年（1860年）或之前，任广州太守；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广东候补知府；十九年（1893年）代理惠州知府；二十年（1894年）任阳江直隶厅同知；二十一年（1895年），湘抚陈宝箴开办矿务，任和尚桥与清溪总办；二十二年（1896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先后署理潮州、惠州知府，因事被褫职；宣统元年（1909年），任广东自治筹办处坐办；1915年，当选湖南国民会议议员。除以上简历外，目前笔者没有搜集到更多熊世池的简历记载，其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26年的经历是空白，中间整整隔了同治13年。据《五好山房诗钞》，杨昌濬作“左公柳”诗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即熊世池任广东候补知府（1886年）7年前，这个时间，也正是在熊世池26年的空白经历期间。这26年里的熊世池，对世人是个谜。《粟香四笔》记载其“久参关、陇军事”，在时间上讲，是完全可能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末奉谕令赴陕甘，其诸多“筹边”之事也正是发生在熊世池这26年的空白经历期内。

在人缘关系上讲，熊世池“久参关、陇军事”也是极有可能的。若论地缘关系，熊世池（清岳州府巴陵县）与左宗棠（清长沙府湘阴县），相对清长沙府湘乡县（现娄底市娄星区）的杨昌濬，其地理距离更近，也便更有地缘之亲，熊世池寻求老乡左宗棠的帮助或“投靠”之类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的相关文字中为何几乎没有提及熊世池其人？这可能与熊世池的一段特殊经历相关：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时任广州太守的熊世池曾奉檄到九龙勘定、割让地界。这对于与“投降派”李鸿章执不同意见的、“开疆拓土”的左宗棠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一方面是有才的老乡，另一方面是参与割土让地的“广州太守”，左宗棠或是爱、恨交加，权用其才，而在文字中不愿提及其人，这种情况应该也可以理解。

一个是“抬棺出征”，“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一个是行勘界割地的“民族罪人”，巨大的形象差别。同是读书人，熊世池在勘界时也曾“眼底钉难拔，腰间剑欲鸣。茫茫身世感，俯仰泪纵横”，如今感仰老乡左宗棠，对自己的相关过往应有更多感慨。《栗香四笔》记载其诗：“上将筹边未肯还，湘江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样的诗句，也更有可能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与强烈的情绪冲突里产生，熊世池的心里多么渴望这样的“春风”遍及祖国大地呀！可惜当年没有吹到香港。熊世池的这首“左公柳”诗，与《五好山房诗钞》中载杨昌濬“左公柳”诗，差别在“湘江”与“遍”字，相比杨昌濬的“湖湘”，在地缘上讲，熊世池的“湘江”更切近左宗棠的故乡，也许是熊世池意欲强调左的功绩，并借诗拉近与左的距离，而其“遍”字则强调范围与面积之广。

从情感上说，杨昌濬也存在原创“左公柳”诗的感情基础。杨昌濬是在左宗棠麾下发迹的，他对左宗棠的帮助与提携怀有感恩之情。杨在浙江巡抚任上因余杭县民葛品连妻（小白菜）与杨乃武案遭弹劾，被革职，上谕斥责其“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哓哓置办，意存回护”，左宗棠寄书给予慰藉，又于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奏起前浙江巡抚杨昌濬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杨昌濬因此于光绪四年（1878年）底抵兰州，次年暮春，杨昌濬离兰州西行，见驿道旁左军所植柳树浓阴蔽空，联想到左的知遇之恩，即景生情，遂在嘉峪关前赋七绝二首。这种记载也合情合理。

到底谁才是“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虽然在“左公柳”诗的流传过程中，或有作者本人或他人的不断“加工”，但原创作者只可能是一人，那么杨、熊二人，势必有人窃抄了另一人的诗，那么两人均存在窃抄可能，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如果硬要在熊世池与杨昌濬间作选择，笔者认为杨昌濬窃抄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杨昌濬比熊世池的地位高、名气大，位高、名大的人窃抄地位、名气不如自己的人，一般不会受到质疑，相反，则极易被发现，进而遭到世人谴责，这是常理；若考察两人为人做事风格或品行，“回护”官场、欺压民众办“小白菜与杨乃武”案的浙江巡抚杨昌濬，与屈从朝廷往香港九龙勘界的广州太守熊世池相比，前者也更有可能“店大欺客”；《五好山房诗钞》刊成于1905年，虽说是杨昌濬子辈根据“五好山房”《先祖遗集》刊成，而其时关键人物左宗棠已辞世20年，若是存在窃抄诗作的情况，这时也便没有了任何忌讳，也不怕熊世池来对证，从这点上说，《五好山房诗钞》若是在左宗棠生前刊行面世，那便可以确认“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是杨昌濬无疑，事实上却不是，那谁能保证不是杨昌濬“采集”了他人之作，然后列入自己的笔记呢？另一方面，虽然《粟香四笔》早《五好山房诗钞》14年刊行，但也只是在左宗棠辞世后6年才刊行的，对作者熊世池或也应存在同样疑问，又，《粟香四笔》是在杨昌濬去世前6年刊行的，熊世池敢于在杨昌濬生前让人刊出自己的“左公柳”诗，在这某种程度上，也可说不怕杨昌濬来与自己对质。

▲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

▲《河海昆仑录》有关“左公柳”的记述

从相关记载看，“左公柳”诗的原创作者也难以确定。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裴景福写于被远戍新疆途中的《河海昆仑录》，刊行于1906年（比《五好山房诗钞》晚1年），中有记：“杨石泉制军抚浙，挂吏议，左文襄奏请起用，赏四品顶戴，襄办陕甘军务，有句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文襄亟赏之。未几，复大用”。其所记诗虽与《五好山房诗钞》只差一字，可信度较高，若是民间对作者的传诵又有误，那裴景福的“采集”的准确性便是个疑问。民国初年张翰仪著《湘雅摭残》，在“卷三”收录杨昌浚的这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与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的记录相同，应该是源于《河海昆仑录》。《清朝野史大观》之《清朝艺苑》卷十《塞外上左文襄诗》有曰：“清左宗棠经略西域，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志归途也，而积久成阴，风景一变。有湘中游士某谒公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公大击节，优礼遇之。有才爱才，于斯愈信”。其中“湘中游士某”，似乎与熊世池缺失26年经历与处境更相近，“献诗”是为了接近老乡左宗棠，从事理逻辑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然此记中“左公柳”诗与《粟香四笔》所记诗存在较大区别，“大将”等用词也容易让人对其准确性、可靠性产生怀疑，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此也正好说明“左公柳”诗在民间流传极广，版本众多的事实，“野史”也有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野史”更能“冒犯”权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更有可能趋向真实。在《清朝野史大观》成书之前，《五好山房诗钞》已行世多年，世人皆说“左公柳”诗是杨昌濬之作，作者小横香室主人不可能不知道，若没有比较可靠的来源，从情理上说，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一首小诗的归属冒天下之大不韪。

结言：《粟香四笔》的出现，之前文史界认可的《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的“版本”权威便受到挑战，也产生了疑问，尤其是熊世池26年经历是一个谜，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前，笔者认为不能认定此诗的作者就是杨昌濬，当然也不能确定是熊世池，同时也不能认定《五好山房诗钞》中的“左公柳”诗便是该诗的原貌。

2023年3月11日于乾丰堂

参考注释：

1.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刊载于1983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1. 《关于“左公柳”纪实诗的考证》刊载于1999年《光明日报》

2. 邓明《左公柳诗的来龙去脉》，载2003年第2期《档案》

3. 徐佳、陈松青《杨昌濬“左公柳诗”考论》，2019年3月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2期，第36卷），

5.槠山灯影《对杨昌濬左公柳诗的最早误传》，载“思想的救赎”微信公号。

随笔——关于柳树

喜欢柳树，鹅黄雪柳，春已来到；喜欢柳树，风摆杨柳，婀娜窈窕，大类女郎；喜欢柳树，羌笛无须怨，“左公”已出玉门关。柳树是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树，农村里房前屋后、沟头堰邦、烟柳池塘；城市里大路两侧、小河堤旁，飞絮茫茫。

从小就喜欢柳树，不为别的，她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一支柳梢、一把弹弓叉给童年带来多少乐趣？每年的寒食节，柳树抽芽，柳梢声声，家家户户门前插柳，小孩儿们终于吃上盼望了一年的红皮鸡蛋，不急吃，拿在手里，寻找小伙伴，较量一番，磕磕碰碰，看看谁的硬，最后嬉笑着将碰碎的鸡蛋化作口中餐。再大一点，寻棵柳树，攀援而上，在树杈中比比看看，找到心仪的弹弓叉，劈下来，炫耀一番，回去做成弹弓，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人畜皆惊。现在我一直在怀念我的那把弹弓，我曾用它征战四方，在不断的练习下，我练就了每发必中的本领，也是儿时令我骄傲的一件事。也曾想自己种一株柳树，用了不少的办法，但最后也没有种成，不是旱死，就是被牛羊啃了，但却有一株小柳树长在了心里，随着岁月不断成长。

长大后才发现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符号，他出现在那么多诗人的笔下。“昔我往已，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三千年前的祖先们就开始将这柳树种在了国人的心上，自此以后杨柳长奏离别曲，“尚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有柳树就有离别，有伤感，但没有绝望，诗人们带着伤感送别，同时又给人相见的希望，言尽意不尽。写柳树的离别诗，最有名的当属韩翃与柳氏的一赠、一答两首杨柳诗。韩翃赠《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枝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答《杨柳枝》：“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对因“安史之乱”离别的情人用柳树来传递别情是这样唯美！经过种种波折，两人再次团聚，这段爱情故事能成为一段历史上的传奇佳话，柳树可以说“居功至伟”。翻看一下中国古诗词，里面涉及柳树的诗词是那样多？就连强盗对黑话也都有柳树的份，“佛前莲花开三朵，春来杨柳裁几枝”。可见柳树这个文化符号是多么地深入中国的人心。

谈到柳树就不能错过一座城市，那座“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也有人叫他“柳城“，看古人的诗词里写他的诗几乎都有柳树的身影，“济南春好爱新晴，楼外秋千柳外莺。”“草芽随意绿，柳眼向人青。”“东风解得丹青意，画出垂杨间杏花。”老济南城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里的“垂杨”不是杨树，而是柳树，在中国古代柳树的名称就是“杨柳”，古诗词里的杨柳、垂杨都是说的柳树，没有杨树什么事。现在济南城虽然还有不少的柳树，但是没有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别样风情，也就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当年的残影。在不断的城市扩张中，我们能留下独有的一树风情还是真难！将城市建造的千篇一律，处处是购物中心和不断冒起的高层楼房，这真的是我们的未来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灵魂，只知道去模仿他人的成功，倒不如多研究一下自己的历史，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城市面貌，岂不是更好，传统文化不断复兴的今天，为何不可以复兴出一座诗的城市。把四面荷花三面柳的特色再次发扬,或许更美好。

听说日本有一座小山美秀博物馆，他的设计理念就是《桃花源记》的意境，“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把传说中的桃源美景重现。该座博物馆据说非常的美丽，尤其是在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有大量的游客前往参观，当然也不乏中国人去欣赏诗意美景。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成也就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博物馆设计。在我们穷尽心力地去模仿别人的时候，别人却在用我们的过去建造自己，又是不是一个讽刺呢？好吧，继续说柳树。

国人的性格是什么？有人说羊性，有人说狼性。我倒觉得中国人的性格既不像羊一样软弱可欺，更不像狼一样凶恶残暴，找一种动物来比喻的话，中国人更像牛，平时默默耕耘，韧性十足，但到他不能再忍受的时候便是疯狂无比，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如果选择一种植物来代表国人的性格呢？我认为柳树更符合国人的性格。古人以松竹梅自比，周敦颐爱莲花，陶渊明作菊花诗，但这些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国人的性格，柳树才像我们民族的性格、像国人的性格。你看那些老柳树，枝干扭曲、拧巴、在生长的岁月里不知道转过几次弯？依旧不屈不挠的生长，有的枝干中空、爆裂，眼看生机不再，但春风一吹又顽强的抽出新枝，飘绵扯绪，将种子洒向远方，这像不像我们这个民族？历尽沧桑、苦难深重，在无数的艰难岁月里，做了不尽的抗争，永不服输、永不低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有内部的兄弟阋墙，又有外侮入侵，但现在回头来看我们那些曾经的敌人在哪里？有些已经消散的历史的尘埃里，有些已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唯有中华独立于今，绝非偶然！“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在一辈辈民族忠魂的护佑下中华民族屹立五千年不倒，今天还有不断的开支散叶，再次焕发出青春，我们的民族可不就是一株历经千年的老柳树。你看现在的中国人，更像柳絮一样，随风飘到天涯去，只要有泥土就能生长，而且总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开支散叶。有新闻报道说在地球上只要有500人以上聚居的地方就能找到中国人的身影，你看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多么强的开拓性？是有多么强的生存韧性？是不是像柳树一样？很快地适应各种环境。况且谁说弱柳只有扶风长，柳树也能守边防。

唐人王之涣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羌笛何须怨，左公已出玉门关。”玉门关位置在甘肃敦煌以东，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汉唐时经略西域的重镇。历史上玉门关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国家强盛时，玉门关就是中原政权开拓西域的起点；国家衰落时，玉门关又是守住中原、护卫河西走廊的重要门户。玉门关外有什么？千里黄沙、万里戈壁，广阔、富饶的新疆，还有左公柳。

清末国家积贫积弱，遭到各方列强的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大清帝国，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海防、边防战事不断，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既要防备列强入侵又要镇压民众起义，可以说疲于应付、国事糜烂、慈禧很忙，忙的只剩一口气了。这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的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发起了“洋务运动”，让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看到清政府的软弱，一些跳梁小丑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阿古柏就是其中之一。1864年新疆南北、陕甘一带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史称“同治回乱”。阿古柏趁此机会从浩罕国带领大小和卓之后布素鲁克侵入新疆。清政府由于无暇顾及西北边防，阿古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占领新疆大部，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立称“毕条勒特汗”意思是幸运者。看起来是挺幸运，因为还他没有碰到左宗棠。1875年，在经过与李鸿章等人“海防与塞防之争”后，清政府最终支持了左宗棠等人的海防塞防并重的意见，决定出兵新疆。左宗棠起六万湖湘子弟，出兵新疆，行军途中左公还不忘环保，开始栽柳树了。要求士兵们边行军边植树，前营植树后营保护。从出潼关开始一路种下去，一直种到新疆哈密，种到天山南北，“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有人分析说左宗棠种柳树的原因是为了护路、防沙，还有为来往的人们种下阴凉，也有人说左宗棠爱柳树。其实，我想说左宗棠之所以在从陕甘到新疆一路种下柳树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杨柳依依”才是汉文化的理想美景，收复新疆只在武力上、政治上的收复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收复。他是要改变这几千年来 “春风不度、羌笛怨”的看法，但不能蛮干。1866年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着手治理回乱，并且自己试种了几株柳树，成功后，才有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途中一路载柳的故事。前面讲过几千年前，国人的心里就已经种上了一株柳树，左宗棠心中当然也有柳树，种下柳树就是要把华夏文化符号留在新疆，完成文化上的收复。当然，对于新疆，尽管左公柳已经种下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存活好像不多了，需要后人努力继续种树。（奥，听说开始办培训班了，这是个好的开始）。

柳树很美，我很喜欢，关于柳树的故事还有很多，期待与诸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