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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25 07:41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关于质押工作总结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明确目的"：首先明确撰写工作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还是为了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
2. "结构清晰"：工作总结应该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简要介绍质押工作的背景、目的和重要性。 - "主体"：详细阐述质押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作流程、实施过程、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 - "结尾"：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展望未来工作方向。
3. "内容详实"：确保内容详实，具体描述质押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
- "工作内容"：详细说明质押工作的具体内容，如质押物种类、质押比例、质押期限等。 - "工作流程"：描述质押工作的流程，包括申请、审批、执行、监督和解除等环节。 - "问题及解决"：分析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阐述解决方法及效果。 - "成果与不足"：总结工作成果，指出不足之处，为后续工作提供改进方向。
4. "客观公正"：在描述工作过程和成果时，要保持客观公正，不夸大事实，不隐瞒问题。
5. "突出重点"：在众多工作内容中，要突出重点，如工作中的创新点、难点、亮点等。

XX银行分行普惠业务部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总结

2025年一季度，XX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在总行战略指引和分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增量扩面、提质增效”核心目标，聚焦供应链金融、线上化转型、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超额完成各项任务指标，实现业务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现将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总体经营情况

截至2025年3月末，分行普惠贷款余额达62.7亿元，较年初净增3.86亿元，完成“开门红”任务的127%，序时进度达成率116%，增量与增速均居系统内前列。其中，供应链金融、线上化产品、乡村振兴专项贷款贡献显著，客户覆盖小微、个体工商户、涉农主体等群体，结构持续优化。

二、主要工作亮点与成效

（一）深化供应链金融，打造批量增长引擎

1. 核心企业带动，实现精准滴灌

一季度累计投放供应链金融业务1.44亿元，占普惠贷款增量的37%。其中，制造业核心企业供应链投放1.256亿元，覆盖上游供应商32家；乡村振兴专项投放1850万元，惠及农业合作社及农户156户。

重点推进“一链一策”服务模式，成功落地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批复金额2亿元），为某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提供全链条融资支持，带动县域冷链物流、加工企业协同发展。

2. 储备项目丰富，增长后劲充足

储备制造业供应链项目3笔（合计1.6亿元）、商贸流通项目4笔（7500万元），预计二季度实现投放。

创新试点粮食仓单质押业务，与东湖支行合作推动仓储物流企业融资，预计二季度投放5600万元，进一步盘活农村资产。

（二）加速线上化转型，提升服务效率

1. 强化系统应用，推进流程再造

依托总行“普惠e贷”平台，实现线上进件、智能审批、电子签约全流程覆盖。一季度线上化业务签发量达72笔，线上化率提升至45%，较去年同期增长28个百分点。

优化客户经理考核机制，将线上产品使用率纳入KPI，开展专项培训6场，覆盖客户经理120人次，确保“会用、敢用、善用”线上工具。

2. 数字赋能场景，拓展服务边界

与本地电商平台合作推出“商户快贷”，基于交易流水数据授信，一季度新增客户42户，投放金额3200万元；

推广“税银通”“发票贷”等产品，为纳税评级B级以上小微企业提供纯信用贷款，累计授信8900万元。

（三）深耕乡村振兴，践行普惠责任

1. 聚焦特色产业，强化资源倾斜

设立乡村振兴专项额度3亿元，重点支持茶叶、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业。一季度投放1850万元，惠及6个乡镇、23家合作社。

联合政府设立“惠农服务站”8个，提供贷款咨询、签约“一站式”服务，覆盖偏远行政村12个。

2. 创新担保模式，破解融资难题

试点“活体抵押”贷款，以养殖户肉牛、生猪为抵押物，发放贷款650万元；

推动“银保合作”，引入政策性担保公司分担风险，为涉农主体增信放款1200万元。

三、存在问题与不足

1. 业务结构不均衡

供应链金融集中于制造业，商贸、服务业渗透率不足；线上化业务区域发展差异较大，部分支行依赖传统线下模式。

2. 风险管控压力加大

涉农贷款不良率较年初上升0.2个百分点，粮食仓单质押等创新业务需完善估值、监管机制。

3. 客户经理能力短板

部分员工对数字化工具掌握不熟练，线上化转化率低于分行平均水平；复杂业务营销能力有待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公众号【大行写作资料】聆取全闻

我所经历的国企改制与职工下岗（九）——回顾与反思

直到上世纪末，也就是直到2000年前后，中、小国营企业仍然占据了国企数量上的绝大多数。这些中小国营企业，有的是建国以后通过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而来，有的是由五、六十年代的劳动合作社逐步发展起来的，还有就是建国后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它们与后来那些靠国家投资建设的大、中型国企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类企业通常前期投入不大，厂房设备简陋，一开始规模也都很小，主要是靠干部职工勤劳的双手，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自我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后来改制的时候，对这样一类国营企业和职工的历史贡献的考量是不够的，简单地套用企业就该“自负盈亏”这一标准来处置那些已经在企业工作一二十年以上的老职工，也是有失公允的。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国家施行的是“高积累、低分配、重保障”政策。通过对工业剩余和农业剩余的高积累，迅速奠定了我们共和国的工业化基础，这个工业化基础，是我们今天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这些中小企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起步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而到了改革大潮来临之际，人们的眼睛里似乎只看到“高积累”下的建设成果 —— 企业，而关于长期“低分配”条件下的职工个人“保障”，似乎被忽略了，已经无人、无心、无力去关注了。人们关注的只剩下企业应该“自负盈亏”的大道理，职工的“保障”只和企业自身的效益相关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国营企业和它的职工曾经的社会贡献仿佛被清零了。

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这个问题，那个年代的国企职工和国家的关系是不能这样简单地“割袍断义”的。这一点，也许恰恰才是有关社会公平、公正的核心。

我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后来的“国有企业”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关于这一点，没有见到有国内外的理论工作者有过深入的论述，不知道是因为话题过于敏感，还是因为我过于敏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其实是政府的下属机构，是国家的经济机器。实行的是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购统销、就业统包统揽，企业无论盈亏都是国家的。当然，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没有出现自然灾害、贪污浪费等客观或人为因素，企业通常情况下也是不会亏损的。那为什么要改革呢？我个人认为，那个时期国营企业主要存在三大问题：劳动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市场活力不够。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企业无法真正做大做强，根本没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当年有那么多的理论、解释和说法，有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操作，现在想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就是一个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见招拆招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竞争性领域中、小国企的剥离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人付出、有人牺牲、有人收获，最终解决的就是前述的三个问题。

1979年至1984年，应该属于国企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以试行对国营企业减政、放权、让利，增强其经营活力为主要目标。期间通过“利改税”、“拨改贷”等举措，逐步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从上下级关系调整为管理、指导和分配的关系。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在1985年～1993年之间，这一时期是以国营企业两权分离和转换经营机制为主线的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指导方针，把国营企业定义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阶段国企的改革重点，是通过两权分离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尤其侧重权力关系的调整，使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出现了租赁、承包经营，开始推进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试点。

从1994年～2003年，国企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期间，明确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的“三改一加强”等具体措施。十五大提出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采取了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畅通”的现代产权制度。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小国企的改革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循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者和经营者是一体的（国家和政府），前期改革，提出的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所有和经营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制或承包经营）。到了第三阶段，又提出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概念，就是重新回归“两权统一”，不同的是，这回统一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民营资本。简而言之，第三个阶段就是从理论到实践，一步步推动部分国有企业“改制”，把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民营化、股份制化。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18年时间是国营企业大变革、大分化的时期。整个过程的实质就是政府与中、小国企分家的过程。

1997年著名漫画家丁丁先生创作的漫画“辛苦的老牛”表现老国企之艰难

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国企处于利益与道义的双重弱势地位，被视为包袱，既要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又背负着历史沉重的负担，之前配套的相关政策待遇均被以“断奶”之名逐步取消。比如，过去国营企业的利润是全部上缴的，企业的流动资金、技改资金是政府以拨款的形式返回企业的，“拨改贷”后这一部分资金一下子全部变成了“贷款”，银行成了企业的债权人，等到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之后，银行不仅不会再给企业新增贷款，如果没有有效质押，还要收回原本属于企业自有资金的“贷款”。这往往成为压垮中、小国企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由于地区和企业的情况不同，并非所有的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全部退出了，我们这个行业天津、兰州等几家企业直到今天还是保留国有性质的。

在这一时期，由于民营经济蓬勃兴起，渐进的改革让国营企业自身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十分不协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拧巴”着，人拧巴着，事儿也拧巴着，“改制”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一劳永逸地解决“拧巴”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国企由于遇到了一位在思想上、能力上、行动上能够跨越这种“拧巴”的领头人，带领企业度过危机，实现成功转型。我所在城市的“宇通客车”和后来收购我们湖南J集团，都是因为当年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位企业的领导人。纵观四十多年的改革历史，“改制”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开始实施的。

1997年1月22日，我在本省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路在千峰百嶂中 —— 对国有企业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在文章的开篇我写到：“国有企业改革进人攻坚阶段。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地、痛苦地调整着自己，一方面它仍要义不容辞地肩负着“国民经济支桂＂的重任，另一方面它还要承受变革中的社会给它带来的种种压力。在这个缓慢的、成效甚微的过程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相当数量的地方官员和国企人，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地参改革。许多关心国有企业命运的人们由翘首以盼变得有些焦躁：国有企业是不是在拖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国有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办？资本的竞争最终必然导致资本的垄断竞争，那么，在未来中国的市场，谁将能更多地占据垄断的地位? —— 是国企吗？”

现在回头读自己二十五年前的文章，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我的思考是真诚的，思考的问题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历史并没有纠结于这些婆婆妈妈的具体细节中，而是采取了大而化之的方式，完成了跨越。

2003年，作为国家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成立，建立了国资管理体系和国家出资企业的投资人制度。以此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全新阶段，央企、资源性垄断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代名词。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基本上历史性地退出了舞台。我当年所思考、纠结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人去解决，但都已经不存在了。

历史可以宏大叙事，但我们每一个人却离不开具体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退休职工的工资就通过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统筹，从企业中剥离出来了，进入社保统筹体系，现在看来，这是一大成绩。但是，还有一些难点、堵点直到改制前，也没有触碰。

比如职工医保，很多企业都无力解决，成为企业改制的一大障碍，也是一大欠账。企业在改制前，职工的医疗费都是在企业里报销，效益不好的时候，可以欠着，也可以分期分批。可到了改制以后，企业必须为每一位离退休人员缴纳一部分过渡医保费用，离退休职工才能享受社会医保，在职职工才能进入社会医保系统缴纳医保费用。企业效益好的，出这笔费用自然没有问题，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哪有能力缴纳这笔“医保过渡费”？当年参与改制的国企，又有多少是效益很好的企业？交不起，离退休和在职职工的医疗费用就只能还由企业自己负担。很多企业自身生存都有问题，哪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离退休职工，企业改制后理论上和企业已经没有所属关系了，他们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离退休职工，怎么要找完全私有化的有限责任公司报销医疗费用？

当年我们的企业，离退休职工有八、九百人，要缴纳近400万的医保过渡费，如果不是后来湖南J集团的介入，自己是根本无力解决的，这类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企业改制之后依然久拖不决，就会演变为很大的问题，引发矛盾与冲突。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下岗的职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的四零五零人员，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保障，成为了没有“单位”的自谋职业者。而在长期“低分配”的政策条件下，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积蓄，个中悲苦与委屈，非亲历无法感同身受。我们今天享受着改革成果的人们，至少要明白，当年有一批人承受了改革的成本与阵痛，做出了牺牲。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以为当年的这些人都是“没本事”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下岗职工有其特定的内涵，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章提醒更多的人客观、全面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通过九个部分大约3万字的内容，简要回顾了我们企业改制前后到被收购前后的大致过程。在我们企业所发生的故事，只是那个时期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的一滴水，透过这一滴水，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和个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渺小，一切仿佛都有命数，一切又仿佛充满了偶然性和变数。

其实，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下，都有好企业和差企业。所谓人事人事，人在事前，人是决定一切的。决定我们一个人命运的，往往是这个人一生中能遇到什么样的人。而决定一个企业兴衰荣辱的，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企业处在什么时间、什么行业、什么地域，而是取决于这个企业是由一些什么人组成的，尤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领头人。而这一切，往往非人力所能控制，有时只能归结于命数。

我有幸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企业负责人，优秀的不少，把企业搞垮的也有。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这一类企业负责人虽然性格各异，但大多有个基本共性，就是能力有限但控制欲极强，任性。任性这个词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来形容小孩子，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把控能力。任性放在一个成年人身上，而且他还掌握着一个企业的全部资源，非常可怕，这样的人做事，意愿大于理智，不权衡，不计成本，这与企业经营者的要求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摊上这么一个任性而又无知的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就是个灾难。

我对自己在企业改制前后的所作所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既没有为了一己私利选择逃避，也没有一味蛮干、误入歧途，而是有理有节、尽己所能，可以说问心无愧。人这一辈子，在顺风顺水的时候，高歌猛进不算什么本事。在逆风逆水，走背字儿的时候，能够心态正常，临危不乱，找到出路，才是真正不容易的事情。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看重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属于自己也可能从所有权上并不属于自己，但由于在此倾注了太多的情感而视如己出，倍加珍惜。当这个已经与你血肉交融的东西被人为地一点点打碎，直到轰然倒塌，你不可能做到安之若素、泰然处之。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企业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们自始至终都守住了一个企业应有的底线，一是没有拖欠过内退、在职工工资，没有拖欠过职工社保，即便在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二是在我的任期内，没有无故主动解除过一个职工的劳动合同（岗位变动职工主动离职和严重违纪者除外），逼迫别人被动下岗；三是不论何时、因何种原因离职、下岗的职工，凡是能够理清的历史欠账，最终都能设法得到解决，组织没有失信于个人。

在我前面的系列文章后面，有朋友留言“许多国企的技术落后，产品滞销，压了一大仓库。还要靠贷款过日子。走入了死胡同。”这些说法，说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的情况。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些国营企业技术落后是事实，主要是体制僵化造成的创新不足。但产品滞销是改革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因为之前是短缺经济，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按计划生产。包括“靠贷款过日子”，都是后来的事，“拨改贷”以后的事。我们的企业到了最后还有净资产，但因为效益不好，没有银行给放贷。而且由于我们新厂在经开区的土地“土地证”迟迟办不下来，没有有效质押，银行还要收回当年“拨改贷”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叠加，最终将我们逼到绝境。

假如，那个时候能给我们补充一千万流动资金贷款，缓解一下债务危机，也许只需要两年时间的周转，我们的企业依靠自己努力就能重振旗鼓。

往事如风。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进步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与牺牲中实现。在战争年代，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是一种牺牲，在改革年代，一个个家庭和个人默默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牺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机勃勃，没有平静的角落，一个中华泱泱大国，已经在巨变中崛起，令世界瞩目。但是我们的改革尚未实现帕累托最优，一部分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

我们的企业成为J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之后，经过3年左右的调整和恢复，进入了持续平稳的发展轨道。一些老同志说，这是我们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企业，在可以看得见的历史阶段中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样的好局面前后持续了十五年左右。随着集团高层的人事变动，发展战略与经营思路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十几年心血建立起来的生产经营体系和描绘的战略构想，仿佛是沙滩上堆砌的城堡，潮水涌来，荡然无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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