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新东方简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4 16:16

写作核心提示：

标题：新东方简历写作要点指南
正文：
在求职过程中，一份精心准备的简历是通往心仪职位的重要桥梁。对于想要加入新东方这样知名教育机构的求职者来说，以下是一些在撰写简历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针对性"： - 针对新东方的职位要求，调整简历内容，突出与教育行业相关的技能和经验。 - 研究新东方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确保简历中的内容与公司理念相契合。
2. "格式与排版"： - 使用简洁、专业的简历模板，确保格式整洁、易于阅读。 - 使用标准字体，如宋体、微软雅黑等，字号适中，避免过于花哨的设计。
3. "个人信息"： - 清晰、准确地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邮箱等。 - 可以考虑添加个人照片，但需确保照片专业、得体。
4. "教育背景"： - 按照时间倒序列出教育经历，包括学校名称、专业、学位、毕业时间等。 - 强调与教育行业相关的课程或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够体现教学能力或教育热情的。
5. "工作经验"： - 详细描述过往工作经验，包括公司名称、职位、工作时间、主要职责和成就。 - 使用量化的成果来展示你的工作表现，例如“提升了30%的课堂参与度”或“辅导学生成绩平均提高20

从“北大差生”到“留学教父”，新东方是如何诞生的？

他是媒体口中的中国留学教父，“影响中国21世纪的人物”，也是高考落榜两次的失败者，励志故事火遍全网，商海沉浮，年近60他突遭人生横变，时代的大风平等地刮过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有些人离开了，而他还在。

本篇文章，让我们寻找俞敏洪。

1962年，俞敏洪出生于江苏江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

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是村里的妇女队长，这个能干的女人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对读书尤其看重，她相信读书改变命运。

幼年的俞敏洪起初调皮捣蛋非常贪玩，也常常挨揍，直到8岁那年，他偶然跟随亲戚去了一趟上海，船驶进吴淞口，黄浦江两岸的风光给他带来巨大冲击，农家的孩子第一次意识到乡野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这是他改变人生的起点，但燃起的读书火苗很快被掐灭，由于当时教育资源紧缺，政策原因，俞敏洪跟姐姐之间，只能一个人上高中。

读完初中后俞敏洪只能辍学，十五六岁的少年被迫丢掉书包，成了农田里操作娴熟的拖拉机手，他把脚和腿插进淤泥，在锄地和犁田的生活里不停打转。

李八妹看在眼里，不是滋味，她四处托人找关系，给儿子找了一个代课老师的活计，但这对渴望走出乡村的俞敏洪没有太多帮助，他强烈地想要走出去。

生不逢时是很痛苦的，但他又很幸运，因为没过多久，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了，他又可以读书了。

这场唯一一次开设在冬天的高考，迎来了570万名考生和4.7%的残酷录取率。

第二年，复习仅十个月的俞敏洪在匆匆忙忙中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意料之中，没考上，这一年，他的英语只考了33分，而报考学校专业的英语录取线是38分。

第二次，他铆足了劲，英语考到了55分，不过还是没考上，因为第二年，报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

连续考了两次，他有点灰心，但还是不甘心，于是和母亲商量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母亲同意了，而且她还打听到，县城教育局正在筹备外语高考辅导班，一个农村老太太，在没有地址，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在县城里转了三天，终于找到了教课的老师，辅导班很难进，她就跟老师谈条件：“我替你照顾孩子，你让我的孩子进你的班。”

俞敏洪一直记得，谈判成功的母亲从城里回家时是雷雨交加的晚上，因为路滑，视线不清，母亲在田埂上滚了好几圈，满身是泥的她推门进来的第一句话是：“儿子，搞定了。”不争气儿子的眼泪立马落下来，他知道第三年，他不可能不考上大学。

如果说人的一生是由几个瞬间组成，那么母亲回家的那个瞬间就是俞敏洪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他从高考失利的阴霾里迅速爬出来，进入了近乎搏命的状态，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学到夜里十二点，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唯有榨干自己的每一丝精力，才能纵身一跃，如鲤鱼跳过龙门。

高考放榜，成绩出来了，俞敏洪这只鲤鱼，考了387分，之前梦想中的当地师专去不了了，因为他考上了北大。

高中时期的俞敏洪

填报志愿时俞敏洪异常惶恐，他是胆小、谨慎的性格，最终还是老师夺过他的笔，在那张决定人生命运的白纸上，郑重地写下了“北京大学”四个大字。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整个小县城都轰动了，为了庆祝儿子高中，俞敏洪的母亲宰掉了家里一头140多斤的猪，和平时舍不得杀的，还在下蛋的母鸡，摆上了方圆几十里规模最大的流水席，全村人吃了整整三天。母亲一直合不拢嘴，在她眼中，“北大”是跨越阶层、迈向“人上人”的开始。

只不过，跃过龙门之后，俞敏洪即将要面临怎样的挑战，他和母亲都不知道，当新的哨声响起，他心心念念的终点，其实只是另一场竞赛的起点。

进入北大后，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复读班成绩名列前茅的他，在北大的成绩是倒数前五。

曾经引以为傲的英语，也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因为只会背语法和单词，不会听也不会说，刚开学时英语分成三个班，一个月后，只有他一个人从A班调到了C班，而C班的全称是“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没有骄傲的资本，连口音都变成同学们的笑柄。

开学时，俞敏洪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不熟练的普通话被班长王强直接问道：“俞敏洪同学，你能不能不讲日语？”同学之间无意的调侃，但却刺痛了一个敏感少年脆弱的自尊心。

青春懵懂的年纪，人人渴望爱情，那时俞敏洪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生，为了献殷勤，他寒暑假上下火车都会帮女孩扛东西拎包，他以为爱情就此降临，却发现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在校园里散步，他找到女孩愤怒质问：“为什么你有男朋友，还要我给你扛包？”对方：“我只是为了让我男朋友休息一会儿。”

学习、爱情的接连遇挫，让这个农村孩子几乎是别无选择，想来想去，他能够证明自己的通道只有一个——读书。

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交给了图书馆，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像高考时那样，拼命学习，燃烧自己，可这次拼命，俞敏洪不但学习没有跟上，整个人还病倒了。

大三上学期，他被确诊为肺结核，需要卧病在床一年，就这样，原本四年的学业变成了五年，眼见着同学们准备升学、工作，而他只能待在医院小小的房间里望洋兴叹。

欲速则不达，俞敏洪在病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开始清醒，也和自己和解，毕业时，他对同学说：“我追赶了大家五年还是没有追上大家，但是未来我不会放弃努力，你们五年干成的，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如果这辈子实在是追不上大家，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80岁，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送走，我再走。”

农民出身曾让他感到自卑，但也正是农民的坚韧，让他在日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停滞的一年，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追赶他人而看书，而是把节奏放慢，不带目的地阅读。

医院的生活很无聊，那时他手边刚好有本英文词典，那些平时看起来枯燥的单词，如今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他一边读书，一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下探索，出院之后，他已经掌握了2万词汇阅读量，这一点，在当时的北大几乎没人能做到。

1985年，俞敏洪大学毕业了，他留校成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的一名讲师，这是农村孩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已经光荣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不仅是教书先生，还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教书先生。

在北大，不仅有国家分配的8平米宿舍，每周工作还只用8个小时，剩下的大把时间，都是自己的看书、外出，在未名湖畔感受春风吹拂、诗情画意。

北大时期的俞敏洪

象牙塔的升迁路径清晰可见，这份工作光鲜体面，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此时，一直平静的湖面泛起了涟漪，留学潮来了。

早在1978年，为了大力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教育部就开始实行出国留学派遣计划，刚开始大多是公费留学，到1985年，国家正式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留学热潮进一步爆发。

1986年以后，俞敏洪班上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出国了，只剩下这个教书匠还留在学校。

正如年少时希望用读书走出乡村，如今的俞敏洪，也渴望从北京，走向世界。

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没有钱，出国留学的费用大约是3万美元，而他在北大的工资只有120元人民币，粗略计算，他需要不吃不喝工作125年才能达成，梦想在现实面前被搁置了，但他一直没有忘记。

时间进入1990年，俞敏洪找到了一个快速赚钱的机会，虽然自己出不了国，但总有能出国的人，要出国就要考试，要考试就少不了教育培训。

1990年，俞敏洪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在一些培训机构代课教托福、GRE等课程，兼职收入高得吓人，一个月能有一两千元的工资，是在北大教书的将近10倍。

这件事让俞敏洪陷入了思考，既然只当老师都能赚到这么多钱，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开个班？这样的念头一起，很快，他联合了北大的几位同事正式开班教学。

课堂设置在他宿舍楼楼下，北大老师的名头一宣传，小小的培训班立马挤进了二三十个学生，教室里每天都能传来俞敏洪充满激情的授课声，这个满怀憧憬的年轻老师心里想：我好好教，再多赚一点，我自己出国的学费就赚到了。

但时间久了，他开始隐隐有些担心，这样的办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是他没有办学许可证，二是从来没向北大教务处报备过，三是北大那时已经开设了官方性质的托福培训班，他这样做，等于是和北大抢生意。

担忧没多久变成了现实，因为违规办学，他背了一道行政处分，处分通知贴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闭路电视和高音喇叭整整播了一个星期，那段时间，他只要走在北大的校园里，总有老师和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尊严被无情扫地，一种觉得被侮辱而无法反抗的情绪结结实实压抑在他的体内。

无力之中，也有他对前途命运的迷茫，体制内背上一道处分，未来分房、出国进修等等一系列事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他一边疑惑困顿，另一边，商人敏锐的嗅觉又让他隐隐约约感到，出国培训是一片蓝海。

是死守住编制的饭碗？还是做自己的事业？是抓住眼前？还是放眼未来？俞敏洪挣扎了很久。

1991年，思索再三的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要辞掉北大这个铁饭碗，投身商海，就算妻子喋喋不休和他吵架，即使说一不二的母亲威胁他“如果你辞职，我就自杀”，也要头也不回地离开那里。

1991年，一辆三轮车从北大宿舍拉走了一车的行李，一个被母校公开处分的年轻老师离开了燕园，从此中国的商业版图上，多了一个叫俞敏洪的人。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租下了中关村第二小学一所20平米的平房，还以每年25%的收入为代价，获得了一个“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招牌，那时，单打独斗的他办不了办学许可证，只能挂靠在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的下面。

成立之初，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妻子做出纳会计，他负责做广告招揽学生，每天大清早，俞敏洪都会提着一桶浆糊，骑着自行车，碰到一个电线杆就马上糊一张广告，为了吸人眼球，他常把招生广告和性病广告贴在一起。

张贴广告的俞敏洪

没有北大的招牌，俞敏洪这个名字分文不值，来报名的人总是很少，有些人来了，一看学校环境太差，拔腿就跑，有的则是进入了报名环节，发现考生报名表上只有他一个人时，觉得这是个骗子学校，悻悻离去。

创业的第一个班，俞敏洪只招到了13个学生，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北大回不去了，他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招来学生把这件事干下去。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开免费讲座。

用免费或低价的方式进行引流，然后转化目标客户，在今天这并不是件新鲜事，但俞敏洪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用这个方法赚钱。

他请人用毛笔字写下免费讲座信息，四处分发，还定下了一个能容纳50人的大教室，他预计，这次至少可以来40个人，但免费策略在当时确实有奇效，这间教室，最终挤下了两三百人，还有二百人在室外。

讲座两个小时，北京的冬夜格外凌冽，风像刀子一般割向台下学生们的脸庞，但无论是室内还是屋外，没有一个人离开。

这是俞敏洪从未料想过的场，他从台下学生们如饥似渴的眼中看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那种力量不光让他从商业角度意识到培训市场一定是一片巨大的蓝海，也唤醒了他教育的激情。

在免费讲座的吸引下，俞敏洪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演讲的地点从50人的小教室，走向足以容纳1200人的中关村礼堂。

俞敏洪吸引学生的，除了他扎实的教课能力，还有他出色的演讲技巧，三次考北大，不屈不挠的个人奋斗史，变成课堂上随意拿出来的自嘲素材。

在他的描述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而这恰恰也打动了底下同样是普通人的学生，因为如果我俞敏洪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真诚，善于自嘲，是俞敏洪身上一个极显著的特点，真诚意味着不装，把心掏出来跟别人交流，而自嘲，则是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用自己的不堪来鼓舞别人。

在他极有魅力的感召之下，更多的学生涌入了他的培训班，不只是就在北京的，甚至还有上海、广州的学生，选择周五晚上坐夜车来上周末的课，周日上完课再坐夜车回去。

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到第三年，培训班的学生数量已经从最初的13人增加至2000人，培训班老师从1变成10、20、30、更多，一年收入下来，达到了六七百万元，凡是招生期间，几乎每天都能拎回家10万元，那时候光点钱就能点到手疼。

1993年，国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意味着出国人员进出国门不再受约束，留学潮更热了。

此前俞敏洪选择创业其实还有过存够了出国的钱就还是去留学的想法，但到这一年，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出去淘金，而是决定全力以赴，当好那个“卖水的人”。

徐小平心动了，从成绩来说，俞敏洪不是北大最聪明的学生，但从做人的情义来说，他确实是班里最厚道的一个。

在北大住宿的四年，宿舍从没有过值日表，因为他是唯一的值日生，每天风雨无阻，除了值日，每天他还拎着一宿舍的水瓶，挨个给同学打水，有时候他忘记打，同学还会奇怪，俞敏洪怎么还不去？

同样收到邀约的，还有王强，两人反应各不相同，那场对话后，徐小平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offer，而王强则犹豫了整整十一个月，因为当时他在美国著名的贝尔传讯研究所工作，年薪6万美金。

两人一致嗅到了来自祖国的巨大商机，但促使他们抛下一切的勇气还是眼前这个高高瘦瘦、没什么出息的同学，他们一致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就这样，一切水到渠成，新东方的三驾马车正式集齐，只待驱动。

俞敏洪与徐小平、王强

这是俞敏洪创业过程中跨出的关键性的一大步，毕竟，当初和他一样贴小广告招生的小培训班有很多，但他敢把可能比自己强的人召集过来，只为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大，设身处地地去想，这样的果敢和魄力，不是人人都有。

每人负责挖掘一项英语业务，业务内的所得，除了总收入的15%需要上交新东方学校，用以缴纳租办公室、宣传、招生等费用，其余收入全部由负责的个人所有，这是中国特色的“包产到户”。

俞敏洪用大胆让利的策略鞭策着合伙人，他的目的很简单，自己单干，得利是有限的，只有把盘子做大，才能让新东方从只有一条业务线的小作坊，走向具有品牌效应、打通上下游利益链的大公司。

巨大的利润面前，大家的干劲瞬间被提起来了，很快，新东方的业务分配就完成了。

俞敏洪继续负责GRE、托福出国培训业务，这是新东方的经济命脉；王强负责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新概念英语；徐小平负责出国留学咨询和移民咨询板块；胡敏负责国内大学生四六级考试培训，以及雅思业务；包凡一负责写作，同时兼任GRE、GMAT的大课教师。

蛋糕分好了，接下来就是扩大生源，那是互联网尚未蓬勃发展的年代，新东方拓展业务的方式依然是线下、演讲。

他们很快把目标瞄准大学校园，从北大，到清华，再拓展到全国，演讲的素材因为有了新队员的加入而更加精彩，徐小平与王强的海外心酸与求学史，俞敏洪从0到1的创业史，痛苦而又骄傲的故事，此刻化作幽默、振奋人心的语言传达出来。

那是一个人人相信梦想的时代，在合伙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新东方的业务不断扩张，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从1996到2001年，新东方的学生人数从14559人直接进阶到25万人，学校收入也从一两千万元飙升至年收入两三亿元。

朋友的加入，让新东方建立了涵盖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等较为完备的业务体系，市场竞争的范围也扩大到主要中心城市。

从最初一个人提着浆糊桶刷小广告，到成为国内教育培训类机构中的航母，数据证明，俞敏洪的决策是对的，一个人走得可能是更快，但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俞敏洪与合伙人

如果故事就这样一直顺风顺水地发展，那可能就是童话，而非人生。

创业的路上，始终有风险和危机相伴，而和朋友一起创业，更是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美好又危险，起初，大家因为知根知底，不用去茫茫人海里痛苦地筛选也能拧成一股绳，携手并肩地战斗，而随着一起越走越远，过去那些悬而未决的隐患和迈入新领域的新问题开始露出獠牙。

对于俞敏洪来说，美好他已经体会到了，接下来，他必须要面对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时代奔涌向前，曾经助力新东方一路狂飙的政策和时代红利在逐步消失，他必须面对新的挑战，迎面吹来的互联网之风、危机四伏的版权危机，一切都是新的问题。

而在这个团队的内部，当情感碰上利益，当野心难以匹配能力，这帮曾并肩作战的创业者们又该如何选择？下一篇文章我们继续讲述。

本文作者：奔跑的奔

运营：小山工一

参考资料：

俞敏洪《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信出版社 2019年

卢跃刚《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年

俞敏洪《不负我心：俞敏洪随笔精选》新星出版社 2002年

界面文化（2023）《“重返90年代”系列·留学潮 |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法治周末（2012）“92派”辞官下海20年

CCTV纪录片（2009）新东方创始人（上）（下）

朗读者（2018）痛·董卿对话俞敏洪

看见（2013）中国式合伙人

俞敏洪北京大学演讲（2008）

新东方老师的下一站

“像是在浓雾中行进。现在雾气缓慢褪去，阳光把山川的轮廓照得透亮。”东方甄选的主播明明这样形容自己从物理教师转型为主播的这半年。

2022年6月9日，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直播间的卖货视频爆火。当天，东方甄选GMV（商品交易总额）超千万。东方甄选直播间因“双语直播”出圈，目前，粉丝数超过2000万。

6月20日，从清晨8点到次日凌晨1点，主播们的时间被分割成密不透风的日程表，接受采访，准备上播，3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播后是新一轮的采访，开会，拍摄视频，晚上回家后需要熬夜“备品”。同事帮忙买的午饭加热后又在晚饭时放凉——主播们甚至没有吃饭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这场突然的爆火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坦途，他们仍在路上，难以确定的事情还有太多。

董宇辉坐在办公室，等待接受采访，他的周围被各种拍摄设备包围。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被革新的直播间

6月20日清晨6点40分，中关村e世界新东方在线所在楼层的几百个工位还在沉睡，东南角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却亮如正午。直播间约20平方米，直拍镜头拍不到的地方，枸杞、海鸭蛋、饮料、书等商品几乎从两个4层的货架上溢出来。两台高清摄像机负责捕捉中景和特写，3名导播一动不动地盯着面前的显示屏。

两盏大功率照明灯把直播台照得通亮，主播yoyo拿起镜头外的水杯喝了口水。6点45分，“good morning，girls and boys！朋友们早上好呀！”伴随着yoyo亲切高昂的声音，直播开始了。

先用中文介绍产品，紧接着用英文再描述一遍。卖苹果时，yoyo把白板拿到屏幕前，在白板上写下“the apple of my eye”的英文表达。又拿起尤克里里弹唱起了“Apple round，apple red，apple juiced，apple sweet……”卖红枣时，yoyo在英文“red date”的基础上帮观众复习“date”的几种含义和用法，一是日期，二是约会，三是大枣。

立在yoyo正前方一块40寸的屏幕上，涌进直播间的4万网友发出的留言不断滚动：“来上早自习了”“在地铁上”。yoyo的视线在镜头和留言板上来回切换，一边保证嘴巴不停地输出，一边关照着网友提出的问题。

主播yoyo所在的东方甄选直播间，无疑是近期最火的直播间。6月10日，“新东方主播”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自称“撞脸兵马俑”的董宇辉成了东方甄选出圈的爆点，连带着新东方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在当天晚上10点冲进抖音带货榜前三。近15天内，东方甄选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3.64亿，销售额突破4亿。

弹唱英文歌曲，是yoyo曾作为小学英语教培老师信手拈来的才艺。yoyo是一名90后，以香港大学教育专业硕士的教育背景进入新东方在线。与yoyo相似，东方甄选不少主播都来自新东方在线的教师团队。他们没有电商行业的从业经历，有的甚至从没看过直播卖货。

“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的时候，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但少年，梦要你亲自实现，世界你要亲自去看。” 2016年，23岁的青年董宇辉受新东方学校委派去温哥华学习。在海边散步时，他看到海水冲刷着鹅卵石，虎鲸从水中跃起，随即消失在湛蓝的海水深处。触碰世界一隅的董宇辉写下了这些文字，在此后的从教经历中一遍又一遍地对学生谈起，激励孩子们去看大世界。

现在，他把这些讲述带到了直播间。

有九年教龄的石明32岁，被学生和网友称为“明明”，是新东方的物理老师，曾为新东方编纂了八本初中物理教辅资料。明明的物理课堂活泼生动，做主播后，更被网友称为“德云社在逃相声演员”。直播卖小南瓜时，明明从光学聊到哲学，卖榴莲干时，讲解起“物质三态”。有时还会做起实验，在干冰和热水碰撞的袅袅白烟中继续“仙气”卖货。

在直播间名为“顿顿”的主播25岁，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务英语专业。顿顿直播的风格温文尔雅，卖桃子时，他用双语念起诗经中的句子，“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卖牛奶时，他又讲起人生哲理：“Don’t cry over spilt milk”，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这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喧杂吵闹的直播间。在这里，主播没用夸张的表情、极快的语速，也不用高分贝倒计时逼单。主播们用同样不紧不慢的语速，讲述对童年、乡村和自然的遐想，讲述对怀旧、知识和远方的向往。诸如“美好”“读书的意义”“充实精神”等词语常出现在直播间评论里。

顿顿在直播间用双语介绍猕猴桃。受访者供图

转向的新东方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新东方以往的一些主营业务开始停止或转向，这些轨迹在新东方的多个关键时间点显现：2021年9月17日，新东方召开会议，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初中学科业务线下招生。2021年10月，新东方旗下公司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停止经营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2021年11月7日，俞敏洪在抖音直播中表示新东方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将带领百名新东方的老师们一起进行助农直播。

直播带货农产品原因之一是俞敏洪本身喜欢农业。“我从1岁到18岁在农村长大，所有的农业产品只要在我家乡能种的，我全种过。我从小就喜欢看着庄稼，比如说麦苗，从地里露出来，慢慢地变得绿油油的，经过霜打过冬以后蓬勃生长，最后结出了麦穗金黄一片，那种感觉给我带来无比的大地亲近感和幸福感。”俞敏洪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

业务转向是俞敏洪和新东方的选择。转向助农赛道的同时，新东方在线的教师团队也在解散，董宇辉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潦草的告别。

高中英语部原本拥挤热闹的工位区，人一天一天减少。董宇辉这个自我评价为“脆弱、敏感、感情细腻”的人，开始陷入失眠。夜晚睡不够3、4个小时，白天，手控制不住地发抖。董宇辉说，他从小经历了太多次分别，现在他28岁，也始终没有学会和分离和解。

工作变动也带来了以往不曾面临的经济压力。扣除房租后，交完话费，给老家的爷爷奶奶打完钱，连吃饭的钱都不充裕。去年年底，董宇辉和明明在人大西门合租，出租房外有一条逼仄的窄巷，里面是几家小店。葱油饼3块钱一个，他一次买两个，凑合着当作一餐。

2016年，董宇辉23岁，那时他已经是新东方的小有名气的老师。上课时，董宇辉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学生们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他上英语课，从知识点延伸到理想国，讲李白的浪漫和杜甫的悲天悯人，又讲到莎士比亚和王尔德。有时自己讲得手舞足蹈，回过神来看向学生，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脸。

随着教培机构老师身份的剥离，职业价值感的崩塌让他陷入迷茫。当人力资源管理的同事找到他时，董宇辉告诉对方，他想要离开。

与董宇辉一样面对着价值感崩塌困境的还有新东方在线初中物理负责人明明。2013年3月，明明入职新东方西安学校。“在新东方快10年的工作，everyday都超级开心。”明明爱笑，笑起来眼镜后面的单眼皮眯成一条缝，嘴角歪扯在一旁。6年的线下课程教学，再加上2年的在线教学，明明教过将近50万名学生。手机里存的孩子们对自己表达感谢的截图超过1000张。

在大学时，明明就听过新东方老师们的演讲，他向往那种激情四射的赤诚和使命感。加入新东方后，这种想象并没有幻灭：“幸福感爆棚。同事们都单纯好玩。领导也丝毫没有架子，我们都喊他小孙或者他大名，拿他随便开玩笑。”

这种团队氛围也影响着明明的教学工作。而工作给予的意义感，在2021年7月到11月受到了动摇。

2022年6月20日，接受采访时，明明谈起直播时的趣事。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老师们的选择

即使遭遇教培行业巨变，作为新东方名师的董明辉和明明也有诸多选择。是离开新东方，继续从事教育行业，还是跟随公司一起转向，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选择。

如何留下老师们，消解这些曾经的老师们对吆喝卖货的耻感，也变成了新东方在线CEO、东方甄选负责人孙东旭的第一个难题。

孙东旭曾任新东方西安学校校长。他说，当老师们的工作场景和工作内容都超出他们想象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赋予农产品带货这件事意义。“直播卖农产品不是营销或顺应眼球经济。转型农业或许没有金融或房地产光鲜亮丽，但总得有人做，无论是出于使命感或是认识到其社会价值，背后的商业价值。”他这么劝说老师们。

“年底那段时间我和董宇辉合租，冬天孙东旭怕我们冷，每天开着他那辆‘破车’送我俩回家，请我们吃饭。”明明说。直播间以助农而非赚钱为目的，这种意义打动了明明。明明成长于陕西商洛秦岭以南的小村庄。村庄贫瘠荒凉，地势崎岖，没有可大面积种植的粮食或经济作物，村民们靠种些核桃维持生计。读小学时，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土坯房教室里，老师上完一二年级的，再上三年级的。

“学得可扎实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二三年级的课都听过了。”明明笑着说。冬天朔风凛冽，从蒙着塑料布的窗户里呼啸穿过。老师带着学生们捡柴火，点燃后在操场里围火取暖。明明调皮，往火里扔几块石头，等火熄灭后抱着暖和起来的石头上课。

白天上课，放学后就喂猪放牛，村里的孩子大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长大，潦草地上几年学，等初中后就去南方的工厂打工，每年带回家几千块钱。“如果不读书，就会回到山岭之中的村庄继续种地、喂猪，想到就觉得难过，觉得接受不了。”这种模糊的绝望推着明明向前走，直到他作为村庄里的第二个大学生离开，走得越来越远。

出身农村的明明知晓销售端的顺畅对农民和农业的意义，在这种意义驱使下，他内心接受了转型做助农主播。

对董宇辉，孙东旭则使用了“激将法”。董宇辉同样记得三人同行的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大家经济状况都不好，只能点三碗加肉不到30块钱的牛肉面，边吃边聊。除了苦闷日子里的陪伴和慰藉，最令他振聋发聩的，是孙东旭严肃地问他，“你以前不是告诉学生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吗？你不是鼓励学生看更大的世界吗？你教学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接受生活所加重他的一切苦难，你做到了吗？”

董宇辉被击中了，“我特别害怕。我不想在学生眼中，我只是一个夸夸其谈，停留在自己舒适区，不敢重新出发的人。”

他决定留下来。

董宇辉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侧身望向窗外。几分钟前，他刚接受了一家媒体的专访。据现场工作人员提示，5分钟后他还要接受三家媒体的访谈。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从课堂到直播间

2021年12月28日晚，俞敏洪在“东方甄选”的首次助农直播，拿下了500余万的销售额数据，其中460万是由俞敏洪个人账号卖出去的。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没了俞敏洪导流，东方甄选直播间开了40多场直播，累计销售额只有1000万元出头。

新东方的老师们接受身份转变的现实，也只是一个开始。董宇辉和yoyo曾在视频中说，很长时间内，直播间只有5、6个人，两个是yoyo的爸妈，还有两个是董宇辉的爸妈，也都是主播们的父母下两单。

直播间低迷的那段时间，董宇辉的失眠愈发严重。迷茫，怀疑，不确定感，是所有主播们共通的情绪。“到后来观看人数到了400、500人，也不算多，你从发展的方向上寻找它的意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明明回忆那时自己的感受。

流量低的压力和转型的不适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直播里纾解。每场直播下来，孙东旭会和主播们进行复盘讨论。团队也在不断调整直播间的风格。从两个人直播，穿着汉服直播，脱口秀，到有才艺的老师表演唱歌舞蹈，主播团队还曾尝试着追随行业的直播方式提高语速。

转型做电商主播，曾经的老师们也在调适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不是不认可这份工作，而是不认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自己。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作为主播的价值。”董宇辉说。没有镜头前好的形象，想法不够敏捷，说话的语调不够慷慨激昂，他觉得自己在直播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优势。模拟带货的几次培训，他每次走上主播台都会紧张，不到两分钟就被替换下来。在前期，董宇辉一直是团队里被开导、被教经验的那个人。

董宇辉微笑着谈到目前的工作状态：“现在很好”。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2022年1月中旬到2月底，明明有同样的无所适从。直播前一晚，明明往往顶着压力熬夜备品。他用的是曾经备课的思路，讲一个知识点，从引入到延伸，调动观众的兴趣点。与英语老师的双语讲解不同，物理老师需要调动先前储存的知识，为了严谨，也需要查阅大量资料。

卖南美厄瓜多尔的虾时，明明延伸到它的地理位置，渔场的信息。有次为卖鱼备品时，明明想讲鱼的上浮和下沉，多数鱼通过鱼鳔控制浮沉，有时也会通过摆动鳍和尾往上浮。腹鳍会协助背鳍、臀鳍维持鱼体平衡和辅助鱼体升降拐弯。那没有鱼鳍的泥鳅之类呢？思维不断发散，涉及的专业术语和需要推导的公式越来越多。直到发现这个知识点不再适合在直播间讲，便只能放弃。念头兜兜转转，一件商品需要花费20分钟甚至更久的时间准备。

即使做了相对充足的准备，站在直播台前，照明灯的亮光照向自己时，明明常觉大脑一片空白，四肢也变得僵硬不自在。一同直播的同事把话茬投向他，他往往接不上，同事也只好拾起继续讲。3个小时下来，自己仿佛是个木讷的背景板，沉默着站完整场直播。

在直播间出现的几个失误也打击着明明的自信心。有一次和董宇辉搭档讲解枸杞时，明明玩心起来，突然开玩笑，“我们讲解了好几天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枸杞是什么。宇辉你站起来。”对着屏幕，明明笑着说，“大家看，这就是枸杞（狗，起）。”因为这个段子，明明被孙东旭批评了好几天，“这个不好玩又太低级，观众不会觉得这是幽默，这是在侮辱董宇辉的人格，就这还是有文化的直播间吗！”

在直播间说了不恰当的话，明明觉得懊悔，更加不敢开口，变得谨小慎微。每次上播前希望能够播得精彩，得到认可，越是有这样的期待，就越紧张。

相比董宇辉和明明，25岁的顿顿更加自然地拥抱了这种转向。2022年2月，顿顿参与了公司内部的面试。面试前后有5天，录了视频，筛选过简历后，在会议室搭起的简易直播背景板前，举行了8人的群体面试，每个人轮流上去用一个主题演讲，展示自己的才艺。

顿顿记得长达4个小时的面试后，面试官问所有面试者，如果暂时上不了播，你们愿意做人力、财务、品牌公关之类的幕后工作吗？其他7个人都可以，只有顿顿一个人坚决地拒绝，“如果不做主播，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很适合镜头。”在顿顿看来，主播和教师两种职业间的屏障并不大，都需要密集性的输出，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以吸引学生或者观众的注意力。

看到曙光

直播间的第一次突破发生在5月21日。当天下午，东方甄选接到物业的通知，中关村提级管控之后，直播间所在的办公楼需按照防疫要求封控。孙东旭和团队临时决定晚上9点半提前下播，并紧急联系到了通州的一家各方面条件都合规、允许使用的酒店，团队成员回家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带着直播间布景、六个冰柜、大屏幕和所有能带的摄像机中控台，把直播间搬到了酒店。

或许是因为新环境，也或许是因为受疫情影响的变动，孙东旭感到团队久违的士气高涨。更意外的是，那天他们创下了俞敏洪不在直播间时的最高销售纪录142万元。

“我们在那天重新看到了曙光。那之后，每天销售额在100万以上就成了常态。”场均观看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几百人，快速增长到20万，80万，直到6月9日董宇辉主播时，超过200万用户点进了直播间。直播间每天的销售额记录也在一直攀升。直播间被更多人支持，此前诸如“卖货就卖货，说这么多干吗”，对主播长相的攻击等质疑声也被褒奖的声音盖过。主播们的表现愈发松弛，开始坦然地回忆过往人生，讲英语，讲诗歌，讲哲学。“终于放松做了自己。”明明说。

他们停留在一件商品上的时间少则5分钟，多则15分钟甚至更久。有时主播们说得兴起，在导播的提醒下才想起来自己还在卖货，“一号链接拍一拍，大家想买的记得下单啊。”话音未落又补一句，“大家需要再买。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通过消费实现快乐。”

2022年6月20日下午，直播间内主播们正在直播。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在多数直播间内，主播能看到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实时销量、累积成交金额和实时观看人数、累积观看人数。这些数字的涨跌刺激着主播保持情绪高涨，也要求主播看着数字调整自己的讲解方式，揣摩观众对某个产品的接受度。直播行业默认的卖货流程是紧凑的：介绍商品，倒计时，上架，售罄后追加，直到彻底卖空。在这种促销方式下，观众沉浸在肾上腺素激增的抢购情绪中。

但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内，主播们看到的不是实时销量升降的一串数字，而是观众的评论和自己在直播时的样子。“我们的主播不必承担GMV（商品交易总额）这些管理层需要承担的经营压力。如果有了业绩目标的压力，他们可能就着急了，这样我们安静的。有文化的，能展示自己底蕴的直播调性可能就守不住了。”孙东旭说。

“像迪士尼那样的造梦或许谈不上。我们希望购物的过程能带给大家一些舒适、愉悦的精神体验，有治愈挫折的力量。想激发大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为这种美好赋予意义。农业连结着青山绿水、大江大河、日月山川，直播时对具体物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介绍，会让这种美好具体化，不再遥不可及。另外，在全球陷入隔离的当下，我们讲述世界各地的景色，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孙东旭说。

董宇辉的私信里藏着来自陌生人的种种倾诉，有丈夫投资生意失败后跳楼的妻子，有在北漂撑不下去的年轻人，有经历团队解散苦苦挣扎的人。“大家来看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出身平凡，但是不甘平凡，折腾了很多年，受尽了苦难但是初心不改。”董宇辉说。有些私信，他看到流泪。

董宇辉出生在陕西潼关的一个村庄。年轻人离开它，年老的人守着它走进黄土。讲樱桃时，董宇辉回忆起外婆家院子里的樱桃树，风一刮樱桃散落一地，满地的樱桃，like star scattered（像星星一样散落），像外婆一样，是掉落进他生命的一颗星。卖苹果时，他讲起奶奶的苹果园。4月粉白色的苹果花缀满枝头，收花后要摘去多余的小果，接着是套袋、采摘。枝桠乱横的果树下，奶奶保持着佝偻的姿态锄草，扶正脆弱的苹果。

2005年夏天，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和冰雹落在果园。还未熟透的青涩果子被砸落，掉进冰融化后的泥泞里。奶奶一个一个捡起掉落的果实，擦拭干净，装满袋子又背回来。酸涩的果子只能喂牲口，她也不想糟蹋，在后院里找了几个罐子，把苹果洗净后捂起捆好。直到这些果实变成一碗碗的苹果醋。

丰收有时，饥馑有时，在很小的年纪，董宇辉就知晓了这种无可挽回的失去。奶奶捡着落果，背着苹果摔倒在泥地里的样子他一直记得。初中初学英语时，他不会正确地拼读，只能笨拙地付出更多。下晚自习后，同学们都回宿舍睡觉。他蹲坐在教室外的楼道里，凑着昏黄的声控灯背英语。楼道飘散着老式垃圾道酸腐的臭味，声控灯几分钟就会变暗，他只能一边背，一边鼓掌似的拍手。

很多同事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直播间销售额低迷的时候，失意时，董宇辉更频繁地想起奶奶，也会想起曾经在楼道里背英语的瘦弱男孩。每天下播后的深夜，董宇辉回家时会经过一座桥，桥下的桥洞里随意摆放着一排共享单车，单车的间隙，蜷缩着无家可归的人。

董宇辉也曾经像这人一样蜷缩在风里。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书时，他勤工俭学当导游养活自己。有时回校太晚，大门已经关闭，只好从学校走到市区。实在累极了，就在肯德基里凑活着睡一会儿。他的父亲，他的亲人，也都受过这样的苦。失眠的夜里，他想起桥洞里的人，想着不能就这么放弃。一夜又一夜，经过桥洞时，董宇辉放轻脚步走过去，不打扰那人梦中的呼吸。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石润乔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