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6 11:50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作文的主题，即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可以从孔子的生平、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2. 突出重点：在作文中，要突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如仁、义、礼、智、信等。同时，结合具体事例或历史背景，阐述这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3. 结构清晰：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孔子及其思想；正文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孔子思想；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4. 严谨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要严谨地引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并结合历史事实进行分析。避免主观臆断，确保论述有理有据。
5. 语言规范：作文应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避免口语化表达。同时，注意语法、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
6. 举例说明：为了使论述更具说服力，可以结合具体事例或历史故事来阐述孔子思想。这些例子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充分体现孔子思想的内涵。
7. 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要充分展开，避免过于简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形成背景； b.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如仁

《论语》中的人文思想与文明精神

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儒家思想在西方：为何启蒙思想家们喜欢孔子的学说？

原作者 | 武斌

摘编 | 徐悦东

许多人也许都知道，著名的启蒙哲人伏尔泰深受孔子影响。其实，在当时的欧洲，崇尚孔子是一种风尚。当时的许多学者将孔子称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不仅在思想上，在装饰、艺术风格上，“中国风”也席卷了欧洲。那是西方文明第一次刮起“中国风”。

很多人也许会很好奇，孔子的思想和启蒙思想在某些地方或许有所关联，但很明显儒家学说和启蒙思想本身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启蒙哲人们为了现实的考量，将中国投射为他们的乌托邦，借孔子的思想来抨击天主教会以及当时的君主专制，这显然误解了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后来，在历经“孔子热”之后，哲学家赫尔德和黑格尔都抨击孔子的学说。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才出现了像辜鸿铭和林语堂这样精通中西文明精髓的学者，以东方人的身份给西方人科普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历史文化学者武斌认为，西方人不可避免地会“误读”孔子，因为这是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否完全符合“本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是否会推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更新和重建。孔子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何重新认识孔子，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是关键所在。

《孔子西游记》，武斌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伏尔泰对孔子的喜好，

是当时欧洲社会的风尚

1778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1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巴黎去世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将他近7000册藏书买下。这批藏书至今仍是俄罗斯文献的重要收藏。据苏联科学院1961年出版的《伏尔泰私人藏书目录》中记载，在伏尔泰的这些藏书中，几乎包括了他那个时代出版的所有关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书籍。

伏尔泰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仰慕。他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文化信息，研读有关中国的著作，与许多来华耶稣会士保持接触和联系。在伏尔泰的一生中，有近80部作品、200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和中华文明，涉及中国的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科技、文艺、习俗等各个方面。

在《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等作品中，伏尔泰对中国作了大量的记述与评论。在伏尔泰的笔下，“孔子”和“儒学”是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把中国人视为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伏尔泰有一段著名的话：“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年拉丁文版孔子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伟大，已经不在器物，也不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它具有新的精神和新的文明，成为他致力于改造法国社会的政治理想，成为他极力赞赏和追捧的一个文化榜样。

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对孔子的赞颂，不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且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风向。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是他们的理想和典范，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孔子是如何被西方人接受的？

孔子是中国的孔子。经过历代王朝的推崇和历代儒家学者的阐释发挥，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的伦理精神与礼治秩序，成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很长的时期内，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规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构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不仅仅是中国的孔子。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对那里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派出了大批的商船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开展贸易，中国因此与欧洲有了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和交流。天主教会派出许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在与中国的官员和文人交往中，他们接触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了解到孔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到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

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孔子。他们把他们的发现传播回欧洲，使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进入欧洲思想文化界的视野，为欧洲的思想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源。这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激发作用。启蒙思想家从实际需要出发，对中国文化的思想材料有选择地加以利用，援引孔子思想，并将孔子和中国儒家思想理性化和理想化，作为他们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论证新文化理想的根据和证明。他们自觉地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中国文化作为他们反省欧洲传统的参照系，中华文明便成为他们一个想象的乌托邦。

孔子行教像拓本，山东曲阜孔庙石刻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狄德罗等人，对孔子给予极高的赞誉，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

19世纪以后，又有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与他们的前辈一样，也对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极为重视。所不同的是，他们把中国儒家的典籍比较完整地翻译成西文，使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有了比较准确的文本。这样，再次被新教传教士介绍、传播的孔子及其思想，就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他者”，而是进入哲学的视域，作为哲学对话的思想存在。

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哲学家在理解和介绍孔子时，总是带有自己的“文化眼镜”，因而总是有一定的“隔膜”和“误解” ，很难完全表达出孔子思想的本意。虽然这样的隔膜和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几百年来西方之孔子形象的嬗变与西方自身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于是，当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人对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解释时，就觉得有必要把“真正的孔子”告诉他们，就觉得有必要宣传孔子在中国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西方学者热衷于描写和想象孔子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和作家直接面向西方读者，为他们写作介绍孔子思想的作品。晚清、民国时期，辜鸿铭、林语堂等根植于中华文化、又受到西方系统教育的中国人，他们通过英文著述矫正传教士笔下的孔子形象、中国形象，主动向西方推介中华文化。

比如，辜鸿铭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他还直接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的精神》，全面介绍孔子及其儒学思想，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力图纠正传教士不正确的或者歪曲的理解。林语堂则写作《吾国与吾民》和《孔子的智慧》等直接面向西方读者的著作，告诉他们中国人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孔子和自己的文化的。20世纪中期以后，更有许多生活在西方的新儒家学者，在现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下，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诠释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

这样，西方人，西方的思想文化界，所面对的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不仅仅是古代的孔子，不仅仅是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且还蕴含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仅是与古代的孔子对话，而是还是在与现代中国学者对话，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对话。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乃至现在，孔子都是在哲学的层面引起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关注，并与之对话。就是说，从那以后，东西方的哲学对话，孔子仍然是作为东方精神的代表出现的。在这样的对话中，对话者注意的更多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这与之前启蒙运动时期不同，启蒙思想家更关注的是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学说，他们充满了激情。19世纪以后的哲学家，主要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对话。

西方人对孔子的解读

是否符合孔子本意并不重要

虽然孔子本人并未到过西方，但他的思想随着传教士的书信、著作漂洋过海来到了西方，穿越了山川海峡、岁月年轮，也穿越了种族、民族与社会制度，深深地植入西方人的心里。而且走向世界的孔子不仅仅是他本人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人看来，孔子就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说的孔子就是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化精神。

当然，无论是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孔子，还是19世纪以后哲学家讨论的孔子，都是站在他们的哲学和文化立场上，经过他们理解、解释和接受的孔子。这样的孔子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孔子”，而是“欧洲的孔子”“西方的孔子”。

从这种观点看来，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们所说的“孔子”和“中国儒家文化”，就不是孔子和儒家思想文化的“本文”，而是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对这种“本文”的一种解释，是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和中国儒家文化。这种解释是否完全符合“本文”的“本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是否对推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更新和重建有意义。

这样所说的孔子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孔子之后的中国历代学者对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阐释工作，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样，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也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并且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此促进西方思想的深入和发展。中国智慧博大精深，凝结了我国历代先贤广博深邃的思想精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本书关注孔子思想西传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智慧在西方的流传。

仿“孔子行教像”，世界孔子学会印制

孔子走向了西方，走向了世界。孔子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孔子，而且也是世界的孔子。

孔子走向西方的过程，也是中西两大文明交流、对话、互鉴的过程。任何文化的发展少不了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孔子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代表，直接参与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也就是直接参与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走向了西方，走向了世界，参与到世界精神文化史的建构之中，因而也成为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西方人也正是通过孔子，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华文明。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历程，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文化启蒙。正是由于这样的对话、交流与相融，中华文明进一步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世界文明的精神文化历史才更加精彩。

原作者 | 武斌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