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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07 16: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日出曹禺读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日出曹禺这部作品展开,思考你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或感受。
2. 了解作品背景:在写作之前,要了解曹禺的生平、创作背景以及日出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这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作品,为作文提供有力支撑。
3. 深入分析作品:对日出这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包括人物性格、情节发展、主题思想等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人物形象:分析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变化等,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
b. 情节发展:梳理作品情节,分析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情节对主题思想的体现。
c. 主题思想:总结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如人性、命运、爱情、社会等。
d. 文学手法:分析作品中所运用的文学手法,如象征、对比、讽刺等。
4. 结合自身感受:在分析作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谈谈你对日出这部作品的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对人物的评价:谈谈你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你的启示。
b. 对情节的看法:分析情节对你产生的情感影响,以及你对情节发展的期待。
c. 对主题思想的感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谈谈你对作品主题
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
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是《日出》和《雷雨》。但如曹禺在《〈日出〉跋》中所言,假如有人问他:“《日出》和《雷雨》,你最喜欢哪一个?”他一定会:“《日出》。”
原因却是,“它最令我痛苦”。
1937年2月,上海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演陈白露,丁伯骝饰演方达生。曹禺专程由南京前往观看。《日出》剧本共四幕: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的剧景都是在繁华都市某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只有第三幕的剧景是在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次演出,欧阳予倩删去了第三幕,令曹禺不满。在随后写作的《我怎样写〈日出〉》一文中,曹禺表示:“《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
曹禺
欧阳予倩为何要删去第三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几点理由:“《日出》比《雷雨》更长,四幕戏占十二万字,按规矩演总要五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好戏固然不怕长,可是太长不但观众容易疲劳,戏馆也不许可……《日出》的主角是不明显的,可是它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可是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而为这一幕戏所费的气力恐怕比其他的三幕还要多。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因为以上几个理由不得不将第三幕割爱。”
笔者认为,欧阳予倩删去第三幕的最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日出》整个戏的形态不太像悲剧,他在排演这个戏时,不把它看作悲剧,因此将稍具悲剧形态的第三幕删掉。早在1936年,《日出》剧本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后,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就对《日出》的第三幕提出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上欠统一,第三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
欧阳予倩
尽管学术界对《日出》第三幕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曹禺最偏爱的就是第三幕。《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是曹禺亲身经历过而写出来的,它最贴近曹禺的心:
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着这短短的三十五页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摘自曹禺《〈日出〉跋》)
曹禺深入生活底层写出《日出》第三幕,感染了很多观众。但《日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尤其是第二幕和第四幕潘月亭和李石清的两段戏,更是惊心动魄。
对《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批评者认为:“凡是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认为它不真实,许多地方近于幻想。潘月亭这种人物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上海都市流氓资本家,不是由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而构成的人物。李石清这样的银行秘书和他的太太那样的人物,在人格上不是没有,但在遭遇的事件上恐怕绝不会如此的。对于银行这类地方的办事员,生活到底如何,观念如何,所接触的社会圈是怎样的,恐怕曹先生不是深深了解的,像了解鲁贵或周萍一样罢,这不过是一个证明技巧的问题,克服不了创作问题上根本的矛盾。”(张庚:《一九三六年的戏剧——活时代的活记录》)
戏剧理论家张庚
曹禺在《日出》中描写的都市生活是否真实?潘月亭、李石清这样的人物是否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曹禺写作《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或许是受到茅盾小说《子夜》的启发。茅盾的《子夜》出版于1933年,曹禺的《日出》发表于1936年。曹禺笔下的潘月亭、李石清、金八,与《子夜》中的吴荪甫、屠维岳、赵伯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曹禺认为茅盾是了不起的人,对茅盾的《子夜》推崇备至。1937年6月11日,上海《电声》杂志刊登消息:曹禺着手工作将《子夜》搬上舞台,并自任导演。1946年2月1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上海分会举行集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曹禺在集会上致辞:“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敢太自夸,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同列,也不觉得惭愧的……”
1981年2月17日,曹禺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出》剧组谈话时说:“我的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剧中的时间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年代。不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敬爱的茅盾同志,他的《子夜》概括的生活面非常广阔,而且时间、地点非常具体……”
茅盾的《子夜》对曹禺创作《日出》直接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对《日出》的排练演出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排演《日出》前,导演欧阳山尊要求每一个演员都要读《子夜》。
《日出》自1937年首演,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各地上演:在国统区上演,也在解放区和延安上演。1939年冬,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同志叙谈,提出延安也应当上演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日出》。还提出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1940年1月1日,《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内观众近万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重庆作家、导演和戏剧人士。曹禺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曹禺说:“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轻嘛!……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年轻时的曹禺
据曹禺回忆:“那天,我是最幸福的人——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的精神好极了,爽朗地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对我说,你正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
1949年11月下旬,唐槐秋集合一批话剧工作者,以“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日出》的首次演出。1950年至1954年,《日出》没有演出记录。1956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将《日出》搬上银幕,主演为夏梦、傅奇。这是《日出》第二次被拍成电影(第一次是1938年,华新影片公司出品,导演为岳枫——作者注)。
夏梦饰演陈白露
195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剧团首次演出《日出》。白玲饰演陈白露,陈怡饰演方达生。
1956年9月21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日出》,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应云卫、瞿白音、吴仞之、吕复、凌琯如联合执导;白杨饰演陈白露,章非饰演方达生,陈述饰演张乔治,夏天饰演王福生,王丹凤饰演小东西,孙景璐饰演翠喜。
1956年11月1日,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日出》。导演欧阳山尊,狄辛饰演陈白露,周正饰演方达生,方琯德饰演潘月亭,于是之饰演李石清,童超饰演王福生,叶子饰演翠喜,董行佶饰演胡四。
欧阳予倩之子欧阳山尊,父子二人都导演过《日出》
当天的《北京日报》刊登《〈日出〉二十年》一文。文前附言:“《日出》第一次演出的导演是欧阳予倩,这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山尊,父子两代艺术家在二十年间先后导演一出名剧,这也是一段艺林佳话。”欧阳山尊在排练前,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日出〉导演计划》。但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受当时社会思潮偏“左”的影响,没有准确地把剧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
1956年11月1日的《北京日报》第3版
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日出》,是将方达生作为剧中的理想人物。导演欧阳山尊在《〈日出〉导演计划》中这样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非但工人阶级的遭遇更加悲惨,农民不得不在啼饥号寒中过日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更加艰难了。他们的负担由于苛捐杂税的增加而大大加重。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则因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濒于破产,也都陷入失业、失学、困苦颠沛的状态中,他们在思想上所受的压迫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他们寻求出路、倾向革命是极其自然的。方达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说出了:‘我们要做一点儿事儿,要同金八拼一拼!’他看出来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也预见到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欧阳山尊对方达生这个人物的处理,或许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与曹禺的原意是相违背的:
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方达生诚然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书生,但是太阳真会是他的么?哪一个相信他能够担当日出以后重大的责任、谁承认他是《日出》中的英雄。(曹禺:《〈日出〉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叶子在1956年版的《日出》中饰演翠喜。她对当时的“左”的影响记忆深刻。据叶子回忆:“那时,我的思想有点‘左’,表演有概念化毛病。我曾问曹禺:‘你的《原野》写仇虎复仇,是不是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曹禺愣了,说:‘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
198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全新阵容重排《日出》。导演刁光覃,严敏求饰演陈白露,杨立新饰演方达生,2月17日下午,曹禺看了《日出》的排练,与剧组同志谈话。据严敏求回忆:“在建组会上,曹禺在谈到陈白露这个人物时,十分强调她知识分子的一面。曹禺还讲到一件事,他说过去有一个大电影明星,有一次见到他,兴奋地对他说:‘万先生,我演你《日出》中的陈白露真是如鱼得水啊!’他幽默地说:‘我心想,这可糟了!’导演刁光覃则干脆明确地对我说:‘你把陈白露知识分子一面演出来,这个人物你就成功了一半’”。
1981年6月15日,《日出》彩排。据曹禺记述:“晚间到‘首都(剧场)’看《日出》,很好。剪裁适当,演得有分量,没有乱动,台上是新演员,刁光覃导演。合影并谈话。北京‘人艺’青年演员谦虚上进,有‘人艺’风范。导演干净,结尾尤佳。”
1981版话剧《日出》
新中国成立后,除去十年“文革”,《日出》被国内各个话剧院团轮番上演,但让曹禺真正满意的版本,似乎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1年的重排版。在1981年重排版中饰演陈白露的演员严敏求2018年3月5日在家中接受笔者采访,谈到了当年排练《日出》的情景。
建组会上和排练过程中,曹禺和刁光覃帮助我分析陈白露这个人物:陈白露有两面性。她作为交际花的一面是次要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是主要的……刁光覃这一版的《日出》,着重刻画存在陈白露自身中的种种矛盾、痛苦。把阳台设置在舞台最前区,主要是突出陈白露……刁光覃取消了方达生再次上场的戏。方达生不必再回来作最后的挽救,他已经明白无能为力了。
曹禺对《日出》有着偏爱。曹禺晚年,他仍然不断修改《日出》的剧本。1981年8月3日,曹禺在北戴河休假。据曹禺记述:“晨雨未停,冒雨早餐。回屋改《日出》……午餐后未眠,仍改《日出》……晚间又改《日出》,终完毕。但有赘语数段未写,留诸近日。”
1982年3月8日,曹禺致信万方、万欢。信中说:“你们素知爸爸最懒于写信,何况现在有时间,还要再次修改《日出》旧本,似略有进展。”1984年,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曹禺和女儿万方合作,亲自执笔将《日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曹禺在1984年1月24日致祝鸿生的信中说:“这些天可以说日夜赶《日出》电影稿本。我和万方用了相当大的心力写这个本子。除了吃睡和绝对必要办的事,全部精神放在这个写作上。……这个稿本,似乎需要很称职的演员(当然,导演更重要,舞美,制片都要紧。)尤其是演陈白露的演员,这个草本把她写得相当重……《日出》在舞台上演得较久,许多角色已经‘脸谱化’,如顾八、胡四、乔治等都千篇一律。即潘月亭、李石清等,也演得十分浅薄,没有个性。大家都不下心研其历史、环境、人的内心变化、台词、动作的意义。这个戏像是天天炒冷饭,一点新滋味、新鲜感,真正想吃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
1984年5月25日,曹禺与万方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日出》在《收获》杂志第三期发表。
1985年2月12日,曹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会见电影《日出》摄制组并座谈。导演于本正请曹禺谈了他对改编电影剧本及对剧中人物的看法。曹禺说:“改编电影很费劲,终于搞成了。影片基本上以陈白露为主,话剧中陈白露的戏也重,但线条没有电影明显。所以,陈白露如果演不好,整个电影就搞不好。”“整个戏是暴露旧社会的。我写陈白露,是写知识分子受压迫。不能使人看了影片后,感到陈白露是下流的、自甘落后的。要是这样,那就失败了。所以人物的分寸感,一定要掌握好。”
1985年,倾注了曹禺很多心血的电影《日出》摄制完成,赢得广泛好评。
1985年于本正版电影《日出》海报
电影《日出》的巨大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曹禺的这出名剧。但电影《日出》和话剧《日出》有很大区别。
正如曹禺致田本相的信中所说:“但这是两部不同的东西,虽然主题是一致的。有人不赞同这样改法,但我认为电影是给更多人看,因此,就那样改动了。但这不是说话剧本的《日出》不对。我仍以(为)话剧本《日出》(尤其是陈白露)是准确的,是比较站得住的,虽然‘挤‘进去事件太多了……”
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四年后,2000年8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日出》。
导演任鸣重排时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观点和元素,将《日出》第一、二、四幕的故事背景挪到现代都市中,舞台上金碧辉煌,道具和音乐都是现代的:手机、手提电脑、电视、人头马广告、迪斯科。第三幕的场景又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背景和道具都是黑白的。在2000年新版《日出》中饰演潘月亭的演员顾威告诉笔者:“任鸣的新版《日出》争议是很大的。在排戏的时候,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出于对排演全局负责,我尊重导演的意图,基本不表态。2010年任鸣再次重排《日出》时,又回归到老版。”
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算是《日出》和《雷雨》,可是《日出》的演出场次远远不如《雷雨》。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为此曾请教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童先生说:“我想可能因为《雷雨》是情节最丰富、戏剧性最强的曹禺剧作,它也是唯一一出有外国剧团演出的(中国)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顾威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日出》演不过《雷雨》,主要是剧本的原因。从剧本的角度看,曹禺最好的剧作是《雷雨》,《日出》比不过《雷雨》。一个戏是否有生命力,关键是剧本。《日出》演不过《雷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北京人艺在内,全国的话剧院团缺乏演陈白露的演员,我们没有这样的大青衣。”
对于“陈白露”式演员的稀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2018年,总政话剧团上演王延松执导的话剧《日出》。戏的结尾处,由陈数饰演的陈白露服了安眠药后,说出那句有名的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这之前,还有一段原剧中没有的独白:“睡了一夜,并不安稳,时醒时梦,仿佛我又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树林里一个人游来走去。当然有树木、有花、有阳光从树梢里透下来,甚至听见各种好听的鸟鸣,还闻见一片青草的香……”这是曹禺1982年12月11日写给巴金的信中的一段文字。童道明先生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凄美的陈白露,真是美得让人心痛。”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杨庆华 编辑:周文丽 张玉瑶 袁新雨
流程编辑:郭丹
"日出"原本应该是什么呢?是一日之初,一日之始,一天之希望。象征着打破寂静的喧闹,代表着驱散黑夜的光芒。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遍布阳光的意象——日出,在曹禺的这一部戏剧中,担任了最残忍的分割线,将希望生生割裂,让可怜的人们遍寻不到方向。《日出》这一部四幕话剧,用各种场景碎片,拼凑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血淋淋的现实生活。
这一出悲剧,从人物到意象,从开场到结局,无一处不弥漫着感伤的悲剧氛围。在"题记"中,曹禺就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出了《日出》中社会的核心和真实。"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的人之道,这样与天之道相悖的人之道,注定了《日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日出》一剧,放眼的是整个社会,描摹的是众生百态,自然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贪得无厌的潘月亭,搔首弄姿的顾八奶奶,不知羞耻的胡四,崇洋媚外的张乔治,仗势欺人的王福升,可悲可怜的小东西,正直善良的方达生等等这一系列人物,一类属于"上流社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类则归属"底层人民",艰难度日,难以维持生计,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生活环境天差地别,却又通过陈白露这一形象,被巧妙地沟通连接起来,因而有了这一出悲凉的戏。
当我们要从人物方面来论述《日出》的悲剧性时,就不得不从陈白露这一色彩鲜明又混沌的形象开始谈起。陈白露是一个矛盾着的女性,是剧中串联"不足"和"有余"两个社会层面的线索性人物,也是《日出》中人物形象悲剧性最典型的体现之一。
陈白露,原名竹均。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道败落之前,甚至是"高材生""社交明星",花一样的存在。她的出身教会了她女性的自尊,陈白露也有自有一分骄傲。矛盾的出身和际遇,矛盾的性格,所以她混迹于上流社会,享受着物质上的丰裕生活,却又在生活中,时刻处于一种孤寂感伤的状态,厌恶着上流社会的一切,一边矛盾着,一边继续着自己的生活。陈白露身上的这种矛盾,是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却又身处其中是造成她身份尴尬、处境矛盾的最主要原因。
陈白露的设定是"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她看不起潘月亭、顾八奶奶等人的做派,认为他们的钱并不怎么名誉,但又接受潘月亭提供的钱财,享受奢侈生活带来的快乐。然而在和方达生对话的时候,她不忘维护自己的自尊,硬要说"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尽管和一般交际花的生活方式、金钱来源相同,可陈白露与一般的交际花不同。她没有温柔小意刻意讨好"金主"一般存在的潘月亭,反而在他面前十分任性,也没有为了优渥的环境接受张乔治的求婚,她的生活状态更像是为了活着而生活,为了生活而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着的陈白露,在那个冰冷黑暗的环境下,绽放着,枯萎着。陈白露的任性,她的不曲意奉承,她的肆意挥霍,她的不留退路,她的不顾未来,也许根本就是在等待,等待着某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天。可能陈白露早已经想过许多次,脑海内预演过许多遍,她的生活不是牢不可破,而是岌岌可危,不被太阳接纳的她,与其说是选择了一个结局,不如说是接受了一个结果。"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也许陈白露早已预料到,日出之前她该有的结果,那是她沉沦上流社会舒适靡丽生活时就种下的因。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言解释"白露"一词,"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天气渐转凉,清晨时分地面和叶子上会有许多露珠,是因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而成,故名白露。恰恰像是不谙世事的竹均遭遇了寒流和黑夜,终于凝成了白露。形成于寒夜,消失于日出,结果早已注定。从出身到际遇,从名字到性格,白露都透露出一种矛盾感、悲剧感。身处与自身格格不入社会环境中的白露,唯一可预见的结局便是毁灭。
除白露之外,《日出》中还有太多的悲剧性人物。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身上都带了一丝无法抹去的悲剧色彩。一心求升迁的李石清,丢了职务,死了儿子,可怜吗?一意求财富的潘月亭,丢了钱财,没了保障,可怜吗?可怜,又可恨。他们求而不得自己想要的财富地位,甚至终于丢了已有的物质内容,是不是悲剧?哪怕是这些上流权贵,作者曹禺依然给他们判定了悲剧性的结尾。倔强反抗的小东西,终日被逼接客、遭毒打而求生不得,可怜吗?只求养家糊口的翠喜,迫于生计出卖肉体,可怜吗?可怜,又可悲。作为社会下层人民的代表,她们的生活充满太多的悲剧性因素,乃至于生而痛苦,无丝毫欢乐。作者给他们的从一开始便是悲剧性的设定。他们的生活轨迹也从未偏离这一方悲剧的天地。
可以说,《日出》中,无论是上流权贵还是底层人民,无一人不是悲剧收场的。哪怕是看上去已经看透这世道的方达生,也未能如何,他是付出代价最少的人,喊着找寻救走小东西,最终也不过是在黑三的威胁下交钱走人,空留小东西在一墙之隔的妓院等死。说到底,方达生也是个悲剧,他自称要感化白露,自称要拯救小东西,自称看透了这世道,却毫无作为,毫无成果,不过在日出之前,说出一句"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拼一拼!"罢了,从中能透露出的除了方达生自身带有的虚无感、无力感以外再无其他。大概方达生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日出》的悲剧性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吧。
"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的人之道,本身便自带了嘲讽和悲剧感。这样的戏剧感在李石清、王福升这两个形象身上尤为明显。什么是"不足"?什么是"有余"?王福升在潘月亭之辈面前要做低伏小,曲意迎合,可他到了那三流妓院,人人都要称他一声"王八爷"。李石清渴望升职加薪,变卖家产也要妻子陪白露、顾八奶奶打麻将玩乐,为银行投资甚至不顾小儿的病,只为一点点升职赚钱的机会,可他在黄省三面前仍然是声色俱厉、不留半分情面。"不足"、"有余"的界线何在,谁又说得清呢?况且,难道潘月亭、顾八奶奶之流就是足够"有余"的一方吗?且看,他们每个人头上不是都悬了一个更加"有余"的人物金八吗?"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人之道,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在何处都是真实。曹禺在《日出》中的这一出嘲讽,嘲讽的极妙。
陈白露控诉这社会的不公时说,是金八那样子的人不给他们活路。金八是谁?作者没有明确的指示,文中也没有明确的形象界定,但作者却通过白露之口,道出了"金八"的本质,"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在这个地方有时像臭虫一样,到处都是。"从整部戏剧来看,金八是操纵一切人物生活的幕后黑手,是一切悲剧的源头。然而事实上,象征性的金八,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或一股势力,而是指被金钱、被权力扭曲异化了的人性。而正是在这扭曲异化的人性的驱使下,一个又一个金八诞生了。他们操纵着比自己"不足"的人们,层层盘剥,最终使得社会底层的人们求死不能、生无可生。曹禺在《日出》中的这一出悲剧,当真悲的彻底。想救人的,可惜无力可为;待拯救的,最后死得凄惨;要爱情的,只有虚情假意;求升迁的,最终权钱两空。怪谁呢?无非是这世道,太难太险太黑暗。这一出悲剧,悲凉的恰好。
说到底,《日出》这部剧,不过演了两幕戏,一幕是嘲讽,一幕是悲歌。嘲的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黑暗糜烂,讽的是上流社会曲意奉承、尔虞我诈,悲的是社会底层生无可生、
恋无可恋,歌的是劳动人民善良忠厚倔强不屈。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一句点题,贯彻始终。在剧作的末尾,方达生狂喜地喊:"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可对陈白露而言,对那千千万万的挣扎着生存的底层人们而言,日出东方,冉冉而起,哪里是日出,分明是一片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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