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带作文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19 03: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思想地带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要探讨的思想地带是哪个领域或哪个方面。可以是个人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等。
2. 深入思考：在确定主题后，要深入思考这个思想地带的特点、内涵、影响等。可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阅读经典著作、与他人交流等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3. 结构清晰：作文的结构要清晰，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引言部分要简洁明了地提出主题，正文部分要分段论述，每段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结尾部分要总结全文，强化主题。
4. 论证有力：在论述过程中，要运用事实、数据、案例等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论证要严密，逻辑清晰，避免出现前后矛盾或论据不足的情况。
5. 语言表达：语言要准确、生动、富有感染力。注意使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避免口语化、重复啰嗦或过于复杂的句子。
6. 举例说明：在论述过程中，可以结合具体的例子来阐述观点。例子要具有代表性，能够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7. 展开联想：在论述过程中，可以适当展开联想，将思想地带与其他领域或方面联系起来，使文章更具深度和广度。
8. 注意篇幅：作文的篇幅要适中，一般控制在

从“中间地带”到“区域化表达”：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条历史线索

作者：盛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8期

导 读：

本文从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在西方的创立与发展、来自中国的反思和原创话语生成两个方面，探讨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在历史与当代的碰撞、对话与融合。

一、引言

1972年9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第八届全体代表大会上，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提交了一篇题为“反思跨国传播研究计划”（Reflections on 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的长篇报告。作为先前研究计划的起草小组成员，在该计划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通过，并成为第20号官方文件之后，斯迈思对自己着手写作的计划内容提出了反思。这一大胆的“自我否定”的决定，来自他在计划写作完成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对区域和国际传播议题的重新认识。

在报告开篇，斯迈思这样写道：“自从提案完成之后，在过去16个月的多数时期，我一直在思考传播政策、研究与发展的关系，思考的案例是那些在被意识形态瓜分的世界中面临不同发展问题的国家（中国、智利、匈牙利、日本、英国和南斯拉夫）……或许这将有助于为提案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或许也因此能够理解……我认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在提案中得到充分分析：发展与技术的意义与传播的视野（scope）是什么？”在他看来，发展、技术与国际传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现象，也不是抽离于现实生活、可以“一厢情愿”的政策想象，而是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系统建构，需要依据不同的区域现实，在不同的“意义”和“视野”中，制定与现实发生联系、基于现实的政策方案。

事实上，在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之间建立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不仅是作为批判传播学者的斯迈思在这份报告中的灵光一现。对区域国别及其之间关系的识别，始终内在于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现实中不断被国际传播的行动者与思考者们探讨和反思。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通过采用“贴近不同区域受众”、推进“区域化表达”的国际传播实践，增强国际传播的情感认同“亲和力”和理念传达“实效性”，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融通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阐述。

本文从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在西方的创立与发展、来自中国的反思和原创话语生成两个方面，探讨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在历史与当代的碰撞、对话与融合。以区域国别为方法，是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条历史线索：它勾勒出中国从区域视角出发的对“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想象，强调基于世界团结和区域合作的国际传播，为建构一种“区域传播”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在帝国史与冷战史之间：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在西方

从话语政治的视角看，区域国别并非天然的存在，而是政治创造和社会建构的产物。英语世界对区域及区域关系的关注与识别，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帝国殖民运动和宗教传播的跨国行动。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和帝国史学者们不仅通过东方主义棱镜，逐渐将东方塑造为“落后”的他者，将自身描述为与此相对的“先进”的西方，而且基于铁路、电报、海底电缆、跨洋航线和蒸汽航海工业等全球传播基础的铺设，建构了以区域为单元的国际劳动分工网络。在十九世纪，即便是获得英国积极承认并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区域，或属于非英国治下的旧帝国殖民地，或处于全球贸易路线和非西方帝国治权范围内的关键节点。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北美。一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亚洲事务和亚洲与西方关系的关注，促使一所名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区域研究中心于1925年在檀香山组建。这标志着美国本土首个聚焦地区与地区关系研究的正式组织诞生。如果说二十世纪早期对区域国别的识别和民族自觉的普遍认同，代表了美国作为一种“新霸权的到来”对“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秩序旧霸权的挑战”，那么随着冷战揭幕，美国的区域研究被赋予了一种建构新型全球秩序的理论期待。

出于赢得核军备竞赛和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传播需要，受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政府资助并于1923年成立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决定在1946年创建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该委员会后来与福特基金会于1950年发起的“外国区域研究资助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合并，组建了SSRC—美国习得社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致力于对世界区域的知识识别和观念传播。在接受了来自福特基金会的270万美金资助，以及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和其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后，该项目从1953年到1966年先后支持了美国34所大学设立地区研究中心，从事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

1946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支持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和1947年由卡内基集团出资74万美金在哈佛大学设立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成为后来美国关于东欧和中国研究的模板。1956年，于1943年成立的远东学会重组形成亚洲研究协会，成为美国东亚区域研究的重镇。借用布鲁斯·卡明思（Bruce Cumings）的观点，美国区域研究在本质上构成了一张密集分布的“情报—高校网络”（intelligence-university nexus），其中政治经济集团从事学科与机构的顶层设计，科研院所、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则扮演权力的“毛细血管”（capillary）。

在这一制度设计下，区域研究的设立并非出自纯粹的知识建构需要，而是充满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色彩。首先，从对语言表达、观念话语和文化传统的识别，到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发展诉求的理论化建构，区域研究不仅是一场叠加的、积累的、对话的学术建制，更是一场基于“定义权”的知识博弈和权力争夺。例如，哈佛大学在冷战时期就严格管控校内的苏联和东亚研究课程，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哈佛直接中断了进步社团约翰·里德协会（John Reed Club）在校内的活动，并禁止包括中国研究专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内的进步学者在协会集会中发表演说。

其次，深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区域研究的目标首先是识别一个作为整体的、他者的、“单数”的“非西方的世界”（the non-Western world），进而基于现实政治，识别出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复数”形态。例如，美国冷战早期的苏联与东欧研究多采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阿拉伯地区研究关注区域治理，东亚研究主要关注区域文明、文化和意识形态，非洲研究重点探讨新兴国家的兴起过程，拉美研究则从属于经济学和发展理论研究。这不仅解释了区域研究最初为什么是一门吸纳了诸多学科门类而形成的“整合型的社会科学”，也解释了它何以打破那种经典的基于普遍主义民族国家认识论的国际研究框架，形成一种基于美国现实政治需要的“边界位移”（boundary displacement）知识体系，并最终将区域知识整合为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基于“区域与全球治理”话语的观念政治，深刻影响了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现代传播理论的议程设置。

在西方经典的国际传播理论中，对区域国别及其与西方关系的想象与建构，意味着对理论发生之历史地理语境（historiographical context）的定位。在关于美国宣传和公共外交史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ull）将美国新闻署（USIA）的战略传播路径概括为三条：“东方与西方”“西方与西方”和“北方与南方”。通过分辨这些路径中不同的实践模式，卡尔梳理了美国国际传播机构如何开展“反共”的区域传播实践，如何巩固和发展与欧亚盟友的区域合作关系，及其在拓展与第三世界关系的传播活动中不断“跳转”（shifting）的冷战角色。这是以西方/北方为行动的中心和支点，对全球地方展开的区域识别与类型划分。

正如卡尔所言，“东方与西方关系的波动，是美国新闻署得以创建的根本原因”。对东方的区域识别与建构，以及对东方区域传播和发展议题的关注，使得一种以辨别“另类”传播活动为旨趣的理论潮流在西方国际传播研究中逐渐形成。以对中国的研究为例。在一篇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赤脚医生政策的调查报告中，传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详细记录了他在1978年6月至7月为期28天的中国乡村卫生系统考察经历，并试图从传播的视角，对中国的卫生政策实践作出理论化解读。在引言中，罗杰斯写道，“赤脚医生这个词本身已经激发了好奇，比如世界人口委员会（World Population Council）前主席伯纳德·贝利尔森（Bernard Berelson）博士就好奇这是否会引发西方的兴趣……本文致力于通过描绘他们的出处、责任、培训、管理、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评估其优势和劣势，以此破除关于赤脚医生的诸多迷思”。

在论及中国赤脚医生这一“另类”（alternative）传播实践时，这名因系统性发展了“创新扩散学说”而闻名的传播学者评价说，“从一种比照其他国家的辅助职业（paraprofessionals）经验的语境中看，赤脚医生这一概念着实是一个激进的创新（a radical innovation）”。对实践创新的关注，让罗杰斯特别注重分析赤脚医生的创新意义，并将其描绘成一种“激进”的创新。我们在此可以追问，这一实践相对于谁是“激进”的？如果将“激进”理解为一种为了追寻遥远的理想而形成的理念重构常识、行动超越秩序、激情覆盖理性的超验主义实践，那么这一修辞就遮蔽了实践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实的社会建设性，其创造性意义恰恰在于试图将理想注入现实，逆转知识和技术的流向，从而建构新的社会传播秩序。如果说，这篇报告从技术、传播与发展的交叉视角，记录和解读了乡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中国经验，那么，报告通过使用“另类”“激进”等概念来完成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则表明，这一论述是建立在以西方的专业理性和保守主义为坐标的评价体系之上的。

虽然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在西方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对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保守主义理论叙事的挑战，但是这一路径同样框定了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可能，让国际传播研究再一次陷入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国际传播的足迹，从西方/北方出发，向着由区域国别学想象和建构出的“他者”世界延伸，东方和南方的传播实践，则是相对于西方和北方的“另类”。在以西方为坐标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帝国”和“冷战”是两个挥之不去的理论前提：它们不仅定义了国际传播议题探讨的基本框架，定义了谁是国际传播模式的正统或另类，还定义了国际传播实践的起点和终点、主体和客体、中心和边缘。西方的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不仅想象、定义和建构了东方，也想象、定义和建构了西方。

三、世界团结和区域合作：中国的区域国别想象与国际传播实践

自建制以来，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想象和实践诉求，一度遭遇来自本土和全球的理论与现实挑战。例如，一般意义上“区域”的英文翻译为“area/region”，指代一种具有持续运转特征与表达形式的地方集合。但是，在汪晖和王中忱看来，区域研究更贴切的意译是“remapping”（重绘地图）。在他们合作主编的《区域》（Remapping）集刊中，区域被理解为一个“体现着混杂、交往、跨界和多重认同的空间概念”，而不是“特指的地理范畴”。这种改译的尝试，有别于经典区域研究对自我和他者之间边界的区分，强调一种基于合作、交往和多重认同的跨区域团结。正如词根中的“re-”强调一种“更新”“改造”和“重构”，对区域国别的不同理解，代表了不同的行动框架和理解具体行动不同的知识视野。

对区域国别的不同理解，同样体现了对世界秩序的不同想象。1955年4月24日，在万隆会议的最后一天，《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基于区域的团结合作。在这份篇幅不长（共计4943字）的公报中，“区域”一共出现了十次。其中八次与经贸合作相关，一次出现在否认建立“区域性集团”，还有一次出现在“人权和自决”，表达了对非洲等地区种族区隔的批评及其反文明性质的否定。公报指出：“在过去若干世纪中，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接触中断了。亚非各国人民现在都怀着一种热诚真挚的愿望，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各与会国政府重申它们要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的决心。”可见，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亚非国家政府看来，亚非区域合作不是塑造排他性的冷战军事/意识形态霸权或者干涉主义，也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通往世界团结的策略性建构，而是一种在承认区域主体的范畴内对冷战霸权格局的超越，以及对跨区域平等合作实践的理解和期待。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就在和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秩序观，“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毛泽东对二战结束后世界区域格局的初步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屡次阐发“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1964年6月18日，在对桑给巴尔援华专家和夫人致谢并谈到非洲人民的斗争和世界形势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中间地带”，又从内部细分了“中间地带”：“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显然，划分标准不仅基于地缘关系，更基于区域主体的政治属性、能动性，及其所蕴含的行动潜力。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有别于美苏主导叙事对“冷战格局”“美苏争霸”和“全球噤声”的世界秩序想象，强调了一种对区域主体独立自主和跨区域合作的政治期待。在这一构想中，处于霸权边缘的区域，恰恰是展开积极行动的中心。此时正值国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中苏论战”最高潮，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外文媒体上陆续发表了8篇评论苏共的理论文章，即将发表第九评，试图对冷战霸权的话语构造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发起理论挑战。可以说，这正是在想象和识别作为区域的“中间地带”及其政治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一场“以边缘为中心”的国际传播实践。

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并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构想，“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3月20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以区域国别为基本单元对世界时势和均势的判断。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国际传播教学研究和实践的走向。中国诸多高校亚非语系、亚非研究中心、拉美研究所的划分和设立，正是基于这一时期对区域国别的理论想象。

1977年3月，在一份提交给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区域研究报告中，研究者详细阐述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这篇题为《世界秩序的“毛泽东主义”图景》（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的报告结论是，中国的世界秩序构想，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来自底层受压迫者的视角，为了重新定义国际体系中的基本价值和游戏规则而不断奋斗，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视角，通过强制实行所谓的‘国际法与秩序’来保守现状”。

不同于西方经典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将行动主体定义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还发展出了一条打通知识和传播壁垒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国际传播在此同时扮演了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声援世界团结与区域合作的重要职能。例如，自1946年创刊以后，《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了“读报辞典”“学习讨论”“答读者”等系列栏目，配合其国际新闻报道，介绍报纸上出现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名词术语的含义，让普通读者不仅能通过读报获得字面信息，还能吸收知识、读懂意义，并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和认知体系。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读报手册》之类小册子的翻印、传播与流行。它们不仅介绍“日内瓦公约”“开罗宣言”等世界百科、“阿拉伯国家”“非洲的三个几内亚”“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区域知识，还向读者普及诸如“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一分为二”“和平主义”等行动哲学，试图将群众的报刊阅读活动转化为其主体性的获得过程，将那些抽象的国际主义观念和区域国别想象，变成普通民众的“共时性”文化体验和“共同体”政治信仰。

四、以区域国别为方法：“区域传播”作为一种理论可能

202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系统阐述了在新时代从“区域合作”到“全球发展”的中国理念与实践：“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格局……应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线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同处于一条历史延长线。识别区域的理论想象，与国际传播的社会实践对接，为人类社会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创造性可能。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正如王维佳所言，传播学所关注的，正是“世界的连接方式”。如果我们从传播的视角理解《共产党宣言》这段话，或许可以引申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今天，人类已绘制出的两张世界地图：第一张是1905年从英国出发的跨洋海底与陆地电缆图，当时的传播网络跨越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建立了从西方到全球的连接；第二张是当代海底光缆线路图，在全球400多条海底光缆中，有58条连接英国与世界，89条连接美国与世界。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两张刻画了两个时代、讲述全球交往与发展故事的世界地图竟然惊人的雷同：跨越百年，“信息环境的连接中心仍在西洋与东洋，亚非拉的内外世界仍亟需互联互通”。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建立在“区域命运共同体”理念上的区域传播实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合作发展史中的重大意义。2018年，“和平”高速海底光缆工程正式启动。它由中国企业牵头承建，从中国穿越巴基斯坦，途径埃及、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之角，连接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最终抵达法国马赛。以这张“亚非欧”传播网络的铺设为例，新的世界传播地图正在绘制。之所以命名“和平”，正是由于项目英文全称“巴基斯坦与东非在欧洲相连”（Pakistan and East Africa Connect in Europe）的缩写恰好就是“和平”（PEACE）。这是一种以区域国别为方法，强调区域合作和世界团结和平的区域传播实践。透过区域传播的棱镜，我们看到，它正在以“想象另一种世界”的方式为“创造不同的未来”提供连接。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校级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项目号：2023JJ038）、“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全球指数系列研究”（项目号：2024SYLZD008）阶段性成果。中华女子学院李飞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孟婷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盛阳.从“中间地带”到“区域化表达”：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条历史线索.青年记者，2024(08):65-70.

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胸怀天下”的思想真谛

作者：徐艳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胸怀天下”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与奋斗的襟怀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百年来取得重要成就的宝贵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胸怀天下”的思想真谛，要知其言更知其义，理解何谓“坚持胸怀天下”；知其义更知其道，明确为何“坚持胸怀天下”；知其道更行其道，把握何以“坚持胸怀天下”。这对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知其言更知其义：何谓“坚持胸怀天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不仅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的宏阔视野，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也赋予了“坚持胸怀天下”以新的思想内涵。

拓展世界眼光，树立全球思维。在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世界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客观要求，契合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努力促进外部世界从动荡回归理性，展现出胸怀天下的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共产党科学洞察时代发展大势，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在世界力量对比的横坐标和中华民族前进的纵坐标中探寻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中国共产党既强调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又强调树立全球思维，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航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世界眼光审视问题、以世界胸怀认识问题、以世界担当处理问题，立足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主动和行动自觉，不断引领人类进步的潮流和前进方向，为人类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坚持命运与共，推动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秉持“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融入世界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自身，最直观的经济贡献率强有力地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动力之源，中国减贫事业的伟大成就大大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各方面成就让中国实现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守“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责任担当，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民生服务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援助，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广泛开展智力援助为其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从而增强发展振兴的“造血”能力。一系列促进全球发展的主张和行动，彰显了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做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借鉴，以自身的发展活力为世界发展增加动能。

回应普遍关切，加强全球治理。当前，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驱使的弊病，中国共产党立足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直面全球治理难题，主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反对“新冷战”、霸权霸道霸凌等行径，倡导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全面展示中国秉持国际人道主义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系列构建地区和双边层面命运共同体倡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数字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为各领域国际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解决世界性难题作出独特贡献。

深化交流互鉴，共建美好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秉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倡导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以及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强调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广泛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从包罗万象的世界文明宝库中汲取智慧与养分。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国际社会增进文明交流对话、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共同需求，丰富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规律的认知，向世界人民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中国风范，为共建美好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案。

二、知其义更知其道：为何“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胸怀天下”，孕育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与心系天下的中华文化之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辉煌奋斗的历史进程之中，升华于新时代破解人类文明困局的宏阔实践之中，从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崇高价值指引。马克思主义将理论触角投射到全世界和人类整体，观照整个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信念，诠释“自由人联合体”的图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以胸怀天下的眼光和情怀，着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同频共振、互促互进，生动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时代表达，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坚守。

中华文化天下观的丰厚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观等，涵养了中华儿女心系天下、兼济天下的民族禀赋和远大抱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用现代意识、历史意识、发展意识进行审视，坚持以宽广胸怀把握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自信开放之姿态同域外民族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并在这一进程中培育独特世界观和崇高理想，积淀研判世界历史大势、处理世界义利关系、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哲思与智慧。蕴藉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思想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迸发出观照现实、启迪实践的时代价值，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百余年宏阔历史进程的深刻经验启迪。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大党风范的鲜明禀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信奉践行马克思主义人类情怀，始终胸怀天下、立己达人，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不断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有力维护了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顺应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国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幅历史画卷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宏大历史场景，揭示了百年大党何以历经磨砺而依旧风华正茂的青春密码。

新时代破解人类文明困局的正确行动抉择。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各种文化思潮激流涌荡的情况下，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普遍愿望，必须始终保持战略清醒，着眼于新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沉着冷静的思维、理智果断的态度回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以自身的确定性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确保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与人类进步的一边。正是基于强烈的人类情怀和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始终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朝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勇毅前行，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再次确证其胸怀天下的大党风范和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彰显其“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宏伟胸怀。

三、知其道更行其道：何以“坚持胸怀天下”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付诸“明天下大理、创天下大同、行天下大义、走天下大道”的路径选择之中，以广泛凝聚起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新愿景，汇聚全球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约数。

明天下大理，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平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平与发展共同构成人民福祉的重大关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保障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实现。公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义是共享之义、利是共赢之利，做到以义为先、义利兼顾，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实现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民主是保障各国平等商量国际事务的有效手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就要做到“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自由与规则相辅相成，制定规则与遵守规则必须相一致，享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必须相符合。

创天下大同，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诉求。共居寰球之上，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为纾解“世界之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号召与时代呼吁。一方面，从理论维度考量，不断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性利益，是具有不同内容层级的全方位共同体，因而必须不断明晰目标追求、渐次扩大内涵层次、逐步深化路径方法，深刻地向世界阐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行动纲领。另一方面，从实践维度考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转化为实际行动。“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不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致力于打造不同国家和谐共融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构筑起双边、周边、区域等多层面命运共同体，从而开创国际交往的新范式，深化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推动人类社会的巨轮驶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行天下大义，提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世界各国以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为重要依托，超越以往国际秩序变迁背后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的陈旧“世界观”，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以相互尊重超越恃强凌弱、以公平正义超越霸凌霸道、以合作共赢超越以邻为壑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而为打造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开拓新思路。另一方面，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贯彻发展优先的要义和遵循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方针，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发展自己与惠及天下的关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与世界各国共同营造促进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从而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绘制路线图，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走天下大道，擘画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美好蓝图。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必须始终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对待多彩的人类文明。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首要前提，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沟通交流中增进理解，在相互理解中汇聚共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使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动力源泉，既要深度挖掘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也要在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之上构建融通中外的新元素、新符号、新标识，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重要渠道，通过搭建全覆盖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一些国家和地区互办“文化节”、“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动，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创设平台、搭建桥梁，激活人文交流合作的磅礴力量，开创世界各国人民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以切实行动促进全球文明倡议落实落地。

来源： 《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