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7 11:15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要写的读书笔记的主题，是关于制度经济学的整体理论，还是某个具体问题或案例。这有助于你组织思路，确保作文内容具有针对性。
2. 理解基本概念：在写作之前，确保你对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如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这将有助于你在作文中准确地阐述和运用这些概念。
3. 梳理理论框架：制度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理论框架，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等。在写作过程中，应梳理这些理论框架，以便在作文中清晰地展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
4. 分析案例：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制度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应用。可以选取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通过具体案例来阐述制度经济学理论。
5. 比较分析：在作文中，可以对不同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优缺点、适用范围等。这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制度经济学。
6. 结合自身观点：在阐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可以结合自己的观点，提出对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看法。这有助于展现你的独立思考能力。
7. 结构清晰：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引言

以当代制度经济学评议变法，揭示王安石变法的独特性

发生于北宋中期的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如何定位？新旧党派围绕变法措施进行了哪些激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以宏阔的视野，将熙丰变法置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朝历史中，乃至世界史进行全面的考察。在新作《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中，萧瀚不仅对熙丰变法改革措施的实效、流变进行梳理，以及对王安石、宋神宗、司马光、苏轼等新旧党派人物进行中肯的评价，还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等多种跨学科方法论对熙丰改革的成本、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揭示了熙丰变法的独特性、全局性、系统性与超前性。本书对熙丰变法的研究和讨论可谓面面俱到，是了解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的重要参考。

历史叙事的深度与广度

《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其宏阔的历史视野。作者并未将熙丰变法局限于北宋中期的特定语境中，而是将其视为中国皇权时代大朝代中“中期改革”的典型个案。在自序中，萧瀚指出：“本书对熙丰变法的考察，首先将其置于2132年（前221年～1911年）的皇权时代大朝代中通常都会出现的中期改革系列，同时也赋予了熙丰变法历史独特性。”这一论述表明，作者试图通过横向对比汉唐明清等大朝代的中期财政改革，提炼出熙丰变法的共性与个性。这种跨时代的比较，不仅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中期综合征”的普遍性，也突显了熙丰变法在制度创新与系统性改革方面的独特价值。

在纵向维度上，作者将熙丰变法置于世界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书中提到：“本书的目标包括……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把熙丰变法放在世界史的坐标中，从人类社会治理的一般意义上分析北宋中期改革之成败得失。”这一视角的引入，使熙丰变法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历史事件，而是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改革的案例。例如，作者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将北宋熙宁政府比作一家“熙宁公司”，并分析其新产品（如青苗法、免役法）在推行过程中面临的交易费用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尝试，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历史事件的新路径。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改革分析

萧瀚在《熙丰残照》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书中以“熙宁公司”为例，将北宋政府的改革措施比作企业的产品开发，并分析其在研发、推广过程中面临的交易费用问题。这一类比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例如，作者在书中写道：“如果将北宋熙宁政府比喻为一家现代公司，简称‘熙宁公司’，宋神宗是董事长，王安石是副总经理，后来是总经理。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推行的新政是熙宁公司的产品，熙宁公司欲将这些产品卖给全社会……”这种将历史事件与现代企业运作模式相结合的分析，既揭示了改革政策的经济逻辑，也暴露了其在实施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

作者对交易费用的分析尤为精辟。他指出，熙宁公司在推广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时，面临高昂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政策执行中的成本，还涉及公司内部的权力博弈与外部社会的抵制。例如，青苗法的推行过程中，“地方分公司高管出于党派之私或一己对政令的好恶，而随意改变法令内容，有些反对新产品的地方分公司高管干脆彻底拒绝新法”。这种现象反映了改革政策在基层执行中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制度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与“激励不相容”的理论问题。通过这一分析，作者不仅展示了熙丰变法的技术细节，还揭示了其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动因。

政治人物的复杂性与历史评价

《熙丰残照》对熙丰变法中新旧党派代表人物的分析，是其另一大亮点。作者并未简单地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划分为“进步”与“保守”的对立阵营，而是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多维度的评价，展现了这些政治人物的复杂性。例如，书中提到：“本书对新旧两党政治人物都进行了应有的复杂性考察。既不能完全以现代政治伦理苛责古人，也不能完全以陈腐的皇权氏族伦理为古人糟糕的政治行动背书。”这种评价方式，既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也跳出了传统历史叙事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在对王安石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王安石的思想并非简单的“国家主义”，而是带有“朝廷与人民分利”的色彩。书中写道：“本书则将其具体化为‘朝廷与人民分利思想’——王安石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褒赞或贬斥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者……以及王安石向往三代之治所构想的‘准民族国家’改革思路。”这一解读不仅挑战了传统对王安石“重国家轻民众”的刻板印象，也为理解其改革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对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的分析同样体现了作者的平衡视角。例如，书中指出：“赵冬梅教授就将‘一道德，同风俗’解为王安石消除异议的思想专制主义做法”，但作者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而是通过史料互证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多维度分析，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新旧党争的本质，以及熙丰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改革成败的双重维度

在评价熙丰变法的成败时，萧瀚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论断：改革的成败需要从“现实的政策效果”与“最终的政治成败”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书中明确表示：“本书并且认为，考察熙丰变法的成败需要两个维度，一是其现实的政策效果，二是其最终的政治成败。前者是复杂的，一语不能尽言；而后者是简单的。宋神宗驾崩后变法政策就基本上被废除，政治上当然就是失败了。”这一论断不仅为熙丰变法的历史定位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也揭示了改革政策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具体分析中，作者通过对青苗法、免役法等政策的实效考察，发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的财政状况，但也因执行过程中的弊端（如“抑配”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例如，书中提到：“青苗法因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公司和市场上都遭到了极大阻力，并且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反新法浪潮的第一个洪峰。”这种对政策实效的细致分析，使读者能够更客观地评估熙丰变法的得失，而非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历史评价。

史料选择与历史书写的挑战

《熙丰残照》在史料选择上的严谨性，是其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作者在自序中坦言：“需要提及的是，如许多前人早已注意的，北宋神宗哲宗两朝因受党争荼毒，官修史书常常很不可靠，有‘神哲无信史’之说，因此在史料选择时雷区极多，这也是对两朝政治人物评价与主流观点差异大的原因之一。”这一坦诚不仅表明了作者对史料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也凸显了其在历史书写中的批判性思维。

在实际操作中，作者通过多方互证的方式，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在分析吕惠卿、章惇、司马光等人的政治行为时，作者并未完全依赖单一史料，而是通过对比不同来源的记载，提出了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这种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不仅增强了本书的可信度，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历史书写复杂性的范例。

《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不仅是一部关于熙丰变法的历史学专著，更是一次对历史与当下关系的深刻反思。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昔贤尝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本书的出现，当可激发公众和史学同仁对宋代历史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论断，恰好概括了本书的核心价值。通过将熙丰变法置于中国历史与世界史的双重坐标中，萧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改革、制度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所言：“本书是一位社科学者对‘北宋中期改革’的解读之作，视野开阔。作者的目标包括：第一，在狭义的历史学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呈现北宋中期系统性改革的全貌，而非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变法措施’；第二，在帝制时期‘朝代间竞赛’的意义上，诊视帝制中国的皇朝中期综合征，定义帝制中期改革的‘皇权补丁’特质，北宋中期由此成为个案；第三，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把熙丰变法放在世界史的坐标中，从人类社会治理的一般意义上分析北宋中期改革之成败得失。昔贤尝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本书的出现，当可激发公众和史学同仁对宋代历史更为深入的讨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一校：凌雪梅 二校：何建 三校：董小玥

领略交易成本的别样风景：用经济学方法洞悉制度问题

.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创新，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范畴、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而且倡导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方法、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

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相信无人性的消费者、无组织的企业、无市场的交易，总是热衷于消费者的灵活偏好、企业的生产函数、市场的供求曲线，总是追求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者效率最大化而言，科斯更感兴趣是与企业、市场、政府有关的那部分经济学理论；更重视的是企业、市场、政府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管理规则、运行机制、权利行使、政策实施、制度安排、法律规制的选择和替代；更喜欢用经济学方法完成制度安排、体制选择和政策制定利弊得失的权衡和比较。

在科斯看来，真实世界的企业不只是“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函数，而且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经济组织；市场不只是供给、需求和价格交互作用的“看不见的手”，而且是为了减少企业组织成本、方便交换活动的经济机制；政府不只是征税用税的国家机器，而且是为节约企业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设立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企业、市场和政府都不是没有实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内容的“影子”，而是有实质经济活动、经济功能、经济价值的组织、机制、制度。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把企业组织、市场制度、政府机构等等，仅仅作为假设前提、既定基础、预设条件置之于经济分析之外，而应当理直气壮地让组织、制度、机制、权利、法律、政策在经济学中“登堂入室”“名归正传”。

不过，将制度、组织、法律等纳入经济学，并非科斯首造，也非科斯独创。马克思就强调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就包含经济制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和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制度经济学》都强调社会结构、法律制度、经济组织对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效果的影响，还主张通过制度调整和改良拯救资本主义，通过政府干预和调节，避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发展。但“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假定为既定，因而不是其考察对象。”他们即使重视制度的经济功能和效应，也对制度本身缺乏经济分析。或者说他们是经济的制度主义，却不是制度的经济主义。

科斯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主张把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问题都转变为“经济学问题”，他与其他经济学学家的区别，不是他抛弃了现存的、体现了选择逻辑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他使用这种经济学理论去检验企业、市场、政府、法律在经济体系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他主张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企业、市场和政府这些组织、制度和机制而言，科斯颇有几分贝克尔把“经济学的方式”更广泛地应用于整个社会学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风范，但就他明知用经济学方式应用于社会科学最终可能使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恢复生机，但却担心这样做“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会带来严重负作用”而言，他充其量只是个保守的谨慎的有限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因为他深知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不是免费午餐，也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愿意交易的人从事于能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活动。”“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概念，经济学家就不可能理解经济体系的运行，也不可能使用有用的方法分析大量经济问题，或者为政策决策提供一个理论基础。”用经济学办法解决企业、市场、政府各种组织构建、社会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选择问题，就得分析比较和权衡企业、市场和政府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办法解决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存在依据，演变原因、替代条件问题，就得分析、比较和权衡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交易成本。只有在分析、比较和权衡各种交易成本中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安排和制度设计的总效应，才能作岀最优选择，推进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总产品、总价值、总收益的最大化。任何制度从本质上说，都是交易成本的节约，又都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市场、政府如此，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亦如此。“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行为，同样，也只有得大于失的制度才是人们要选择的制度。